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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
俊伟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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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战乱频繁，相互杀伐。为了避免被吞并的命运，为了称雄诸侯，各国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其中最彻底的，就要数商鞅变法了。 秦国地处西部边陲，虽然同属春秋五霸，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向来不被诸侯重视。秦孝公即位后，力图改变落后面貌。为延揽人才，他发布了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在魏国不得志的卫鞅（又名公孙鞅）闻讯后投奔秦国,经过数次面谈，获得秦孝公信任。他被任命为左庶长，以颁布《垦草令》为起端，先后两次推行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推行小家庭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连坐制度，轻罪重刑；统一度量衡制等。实施上述措施之后，秦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秦国的强大首先体现在战事上。秦孝公22年，秦国乘魏国被齐国打败、国力受到削弱的有利时机，出兵攻打魏国，战事以秦国大获全胜、魏国割让河西地区给秦国而告终。作为秦军主帅的卫鞅也因战功而获得位于於、商地区十五邑的封地（卫鞅因此被尊称为商鞅）。次年，秦国与晋国在雁门关战斗，俘获其将领魏错。正是依托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秦国最终得以吞并六国，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 商鞅变法在秦国彻底摧毁了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建立起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和以官僚体系为依托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此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近现代。正是基于此，人们在讨论商鞅变法时，往往会从“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定式出发，着力发掘改革成功的经验，如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改革者的卓越才干和大无畏精神、以及“乱世用重典”、依托严刑峻法确保改革措施得到实施等。对于商鞅变法的另外一些细节问题，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比如以下几点： 一、商鞅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要想在诸侯混战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提高国家动员能力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当时各国变法的努力方向，如奖励耕织、发展生产；削弱贵族实力，加强中央集权等。但和其他改革相比，商鞅变法做得更彻底。他紧紧围绕“成就霸业”而展开，把发展耕织和战争作为国家兴旺的根本。在商鞅看来，战争既是保卫自己的手段，更是在混乱年代争霸的工具；而兴农则是为了积蓄战略物资以支援战争。在这里，征战、兼并、称霸乃至统一天下是目的，而重本抑末、发展耕织不过是服务战争的工具和手段而已。为了发展农业，商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削减官员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贬抑工商、统一管理山林湖泊、提高酒肉等奢侈品价格、限制自由迁徙等。为了支持战争，他采取了弱民、夺民、愚民的措施，大力强化君主和政府的权力，通过轻罪重罚，使国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他凭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认为能够强力动员社会公众的激励措施就是官位和勋爵，为此，他把全社会激励体系向农战聚焦，通过建立明确的、以战争和耕织为取向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掘、调动全社会的潜力。事实证明，秦国的发展完全符合秦孝公和商鞅为之规划的发展轨迹。通过把秦国绑到战车上，商鞅把诸侯眼中的“夷狄之邦”改造成了诸侯谈之色变的“虎狼之国”。 二、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导致秦政权的脆弱性。商鞅变法渗透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鼓励耕织，商鞅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种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的消费限制在基本消费上的做法，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长期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更严重的是，为了在全社会构建以农战为核心的激励体系，商鞅主张严厉控制舆论，严厉打击传统道德。他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等视作危害国家的“虱害”，因而必须予以铲除。他执行愚民政策，并且实行连坐制度，使居民相互监视，导致整个国家人文道德水准显著下降。这种反智主义的遗毒，在随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封建王朝屡见不鲜的“文字狱”、乃至近现代国家主义的许多做法上都有所体现。在失去道德装饰之后，在严厉打击传统贵族势力之后，秦国社会结构就简化成了两个极端：一头是高高在上的秦王，另一端则是作为小蚂蚁的芸芸大众，而把两者联系起来并维持社会运转的，就是官僚系统和赤裸裸的刑罚。 但这样的社会架构是脆弱的。首先，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把国家运转维系于皇帝一身，而极权体制恰恰不能保证总会有好的皇帝。其次，以皇帝个人意志作为全民意志的结果，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秦王开疆拓土，成就霸业，固然可以名垂青史，但伴随着秦王南征北战的杀伐，秦国百姓的负担和牺牲也在增加，由此埋下了其政治统治的危机。在这里，国富和民穷、国家强大与国民疲敝，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秦王嬴政雄才大略，并吞六国，一统天下，成就不可谓不大；但就在他死后第二年，陈胜、吴广等900名戍卒揭竿而起，拉开了反抗暴秦统治的序幕。庞大的、貌似坚不可摧的秦朝就此土崩瓦解。在短短7年时间里，不仅秦王朝被推翻，而且刘邦消灭项羽，建立了新的西汉王朝。真是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而事先又有谁能预测到如此巨变呢？ 三、商鞅本人把灵魂出卖给名利的做法，也为个人命运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毫无疑问，商鞅是极具才华的人物。早年，他在魏国丞相公叔痤家当门客，公叔痤深知其才能，故在去世之前向魏王郑重推荐商鞅。在看到魏王不愿重用商鞅之后，公叔痤又建议魏王“必杀之，无令出境”，以避免其为敌国所用。但魏王并没有听公叔痤的。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数次与秦孝公谈话，在帝道、王道、霸道中，商鞅用霸道打动了秦孝公。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推行变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的博学与才华。但同时，对于推行霸道的结果，商鞅也是很清楚的。他完全知晓自己辅佐秦孝公成就霸业的行为后果，面对秦孝公，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商鞅最终选择了迎逢秦孝公。围绕成就秦孝公的霸业，商鞅实施了大量具有巨大争议的政策措施。变法越深入，商鞅的功劳越大、获得的赏赐越多，由其出面得罪的人也就越多。秦孝公死后，部分旧贵族迅速发起反扑，污蔑他造反。他也曾经试图逃跑、反抗，但在他自己颁布的严刑苛法下，即便客栈也不敢私自收留他。作为变法者，最终受到自己推行新法的反噬，真是应了“作茧自缚”那句话。随着秦孝公的去世，新继位的惠文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把商鞅抛出来以缓解社会各界的积怨，才是商鞅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商鞅虽然被处死，但其变法措施仍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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