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秋。故都南京还没有褪尽暑气。虎踞龙盘，古雄关尤在，然金陵王气正慢慢消散。夕阳下，城墙斑驳，墙砖的缝隙间长出丰茂的野草和遒劲的小树。这条洪武皇帝修建的世上最长的城墙，曾试图圈住千里山川湖泊以及万年帝业宗庙，而今只见得千万户寻常百姓人家炊烟四起，在微风中飘散，融进了绵延山林的雾霭。鬼脸城烽火台上的怪松，阴郁深沉，从清凉山上远远看去好似一群形态狰狞的奇鬼猛兽。十里秦淮河上漂浮的血色与脂粉已经沉积，和整座古城一样，都收敛了兵气，于秋风中萧瑟无为。这一年，孔尚任侨寓南京，正在写作他的《桃花扇》。为了使自己的剧本写作不至于“恐见闻未广，有乖信史”，他来南京的几个月里，已经寻访了大量前朝遗老，特别是那些亲历过秦淮旧事的复社成员。中秋前后的一个傍晚，他一人踱步来到清凉山下，看望老友龚贤。两位故交坐在古松下的石凳上追忆前朝往事，并就着刚端上来的一碗煮得烂熟的滚烫豆子喝了几盅黄酒……许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孔尚任的《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一诗时，龚贤的隐居环境以及生活状况依旧历历在目：“我来访衡门，其年已老寿。坐我古树阴，饱我一羹豆，娓娓闻前言，所磋生最后。落日下西林，秋冷橘与柚，驾彼巾柴车，欲别仍把袖。艰难吾道稀，张琴成独奏。①”然而，几乎就在几天以后，老画师龚贤却不幸辞世了。而死亡原因却成了历史之谜。 龚贤(1618～1689年)，又名岂贤，字半千，一字野遗，号柴丈人、钟山野老、半亩居人、清凉山下人等，原籍江苏昆山，自幼流寓在南京，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画家和诗人。在明末清初的南京画坛，他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号称“金陵八家”。八家彼此画风不尽相同，由于同时同地同负一定时誉而得名。龚贤成就最高，居八家之首。他的画名、诗名都越出了南京的范围，风靡于后世。龚贤的山水画，风格独特而卓越自立；他的诗歌读来质朴清新真挚感人。龚贤的好友王于栋在《赠柴丈》中有云：“一代人称诗画工”②。郭沫若曾说：“半千的诗虽不多，大率精练，颇有晚唐人风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完全弄清龚贤的生平。郭沫若说他的诗不多，是因为此前只能在清代的卓子任、邓孝威、朱彝尊、王渔洋等人编撰的明清诗人总集中见到他的数首诗。直待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安徽歙县文化馆发现了一本精抄本的《草香堂诗集》③，才为研究龚贤的生平、思想和艺术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素材。 龚贤似乎出身于一个还算富有的官宦之家。他在《纪梦》中曾回忆旧家族当年人丁兴旺，经济富庶的日子，但后来究竟什么原因而家道中落却不为人知。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在南京度过。曾经和复社中的成员方文以及著名文人顾与治有密切来往。当时正当明代崇祯末年，南京是复社文人聚集的中心，文人们在这十里秦淮的风流胜地结社赋诗，讲学论艺。复社于崇祯二年成立后，以东林之嗣自诩，日渐成了气候，朝廷大臣、文武官员及官宦世家子弟竟相加入，几乎达到几万人，虎丘大会之后，政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于是不断遭到与阉党有关的士人的攻击，也为另一批与东林素有积怨的人们记恨。至明亡前，复社与阉党余孽的相互倾轧及内讧越演越烈，几乎耗散了明王朝仅有的一点元气。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④，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也是当时整个南京文坛的大气候。 1644年的北京是一座危楼孤城。明思宗无疑是一位勤勉的帝王，但内忧外患已经积重难返，以至农民军攻陷京城时，所有的大臣都为了自己保命弃他而去，崇祯只有杀尽身边亲人孤独地吊死于煤山的一棵松树上。长发掩面，情状惨烈。吴三桂勾引满清异族入关后，连绵不断的战争便开始了，这是一场彻底的大屠杀和大破坏。农民军与满清军队及南明军队，以及各式的杂牌军队厮杀一团。凶猛的满族人为镇压反抗，常常采取屠城政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江阴屠城，一座又一座繁华的城市顿时被夷为平地!清史记载：“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有时，走数百里路，不见一户人家。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 “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中人的不同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另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侍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当清廷随后施行了怀柔手段并开科取士后，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士子便再也抗拒不了诱惑，耐不住寂寞，争相投怀送抱，成为清王朝的臣僚。 龚贤就生活于这样的时代大气候下。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自然也面对着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双重尴尬与困境。龚贤出身贫寒下层，家族中没有可以依靠的权贵，自身性格也导致他交友不多，而且不擅于趋炎附势。清军入侵使他几乎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并由此开始了早年的飘流。“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是他对自己一生遭际的概括。 龚贤的一生刚好处于明末清初的六七十年，这正是一个社会激烈变革之后而加以整合的时代。被正统社会视作异端的晚明“启蒙思潮”已临近尾声，而一个大一统的“康乾盛世”即将到来。处身在这样的境遇中，在当时的许多文人仕子身上，既沾染着晚明士人自由放任的思想气质，同时也不乏“天崩地解”后遗民处境的尴尬与困惑。当时的知识分子，许多人以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面世，但在本质上仍未脱儒生气质，他们安身立命的最高理想也仍然不出“暮登天子堂”的终极向往，他们大多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满清入主中原的现实，但对满清统治者却一直抱着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这一时代大环境中，有着此类人生困惑和心理危机的遗民，其最佳选择便是出家抑或隐居。但龚贤并没有选择消极出世，他一向认为士大夫的第一要务为学习治国之道，认为学问应有益于国家天下。然而他一生都未能实现抱负。 龚贤虽然主要是一个画家，但他视绘画为“众技中最末”⑤，而更愿意以诗人的身份立世，他交游的也多是些文人。好友中有不少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复社中人，如顾与治、方文、屈大均等。龚贤一生生活十分清苦，始终没有做过官，可以用一个“穷”字概括其一辈子的经济状况。有人曾以他与剩上人即涵可的交往来推断他的“爱国”，今天看来似乎有夸大之嫌。涵可是第一个遭遇清代文字狱的汉族遗民，“只因五个字，断送百年生”，被流放到北方的沈阳，顺治年间大赦天下也没有放过他这个“政治犯”，最终客死关外。然而龚贤并没有选择类似涵可那种杀身成仁的人生道路。他除了青年时代短暂的政治热情而外，在明亡后，几乎一直在为基本的生存奔波。除了涵可，其实在龚贤的朋友里还有周亮工这样，“失节”于清廷的当朝官员。龚贤39岁那年，得知好友周亮工在京师为官，曾想去投奔他，便于顺治十三年由南方北上，经过泰山与黄河，曾有泰山之游，作《登岱》诗。他在为周亮工题所集的《名人画册》里写道：“诗人周栋园先生有画癖，来官滋土(指南京)，结读画楼；楼头万轴千箱，集中勿论；凡寓内以画鸣者，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书召，以币迎乎。⑥”从这首题记可看出龚贤对周亮工阔绰而文雅的生活状态有由衷羡慕之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