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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郁
在《甲骨文》中，一个美国人，一个匈牙利人，一个是《纽约客》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一个是研究汉字的学者叫高奕睿，他们同住在北京，相约在后海喝酒聊天。高奕睿解释中国为什么总是担心像何伟一样的外国记者：“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跟现实没有关系，而是中国的现实如此复杂多变，只是描述这样的场景，会遮蔽很多不同层面的现实而已。何伟与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不同，他不是研究中国，他一直生活在这里，用在场和存在的方式描述中国，他习惯性带入自己的视角，不怕不客观，而是尽量用自己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他从不用单一的视角来描述中国，相比许多对身边的变化毫无知觉的中国人，他更像一个中国人，他融入这里的生活，没有把自己当成外来者，他不会故意制造东方奇观，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就是他说的，尽可能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亲近这种真实的观察。 相比台版，简体版的《奇石》多收录了最后六篇文章，其中就包括这篇讲述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和他的古文字研究的《甲骨文》。这一篇文章比较特殊，不是独立行文，是截取何伟的另一本书《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中的部分章节组合而成。剩余的大部分都是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独立文章。相对于之前出版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奇石》中的文章风格更为多变，涉及的话题也不再是单一的中国，还有日本黑道，伊斯兰清真寺，美国的西部，尼泊尔的和平队——在《奇石》那篇报道中，何伟解释了在1996年他为何参加和平队，然后被派遣到中国，“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也让我很有兴趣”。从1996年到1998年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习教授了两年英文，根据这段经历他写作了《江城》；而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成了一名自由作家，从2000年到2007年，担任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奇石》中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于这个时期。 何伟描述了一个不断变化中的中国。这种变化有时候身在其中的人们仿佛毫无察觉。不是我们毫无观察力，而是我们缺乏一种新鲜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生活。我跟一个朋友解释何伟和《奇石》，当朋友得知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时，她下意识的反应是：“他一个外国人，了解我们的中国么？”我反问她一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你了解中国么？”我们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塑造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人生中有限的经验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假象，以为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和自我观察到表象就是现实。但是这种现实缺乏一种有限的验证，也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也就是缺乏一个参照物。我们习惯性把我们的经验塑造的世界看作是整个世界，也习惯用我们那点可怜的经验衡量整个庞大无比，变动不居的中国。但这其实不过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一种假象，我们所知道的，还没一个外国人知道得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而是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对我们仿佛更少刺激，缺少对比。 相比而言，何伟的视角更有利。收录在《奇石》中文章，因为涉及到不同时空中的中国，也涉及到中国之外的观察，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对比视角。在《去西部》中，何伟提到他跟妻子张彤禾（华裔作家，《打工女孩》一书的作者）回到美国生活，他突然意识到一种身份的错位：“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所谓参照，所谓两种视角并不是固定的，随时都在变化之中，描述出这种变化和复杂来才是最为真实的。在那篇好玩的《四重奏》中，何伟说，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时期：刚到中国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第二个时期呢，这个国家变化太快了，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够用：“这就是认知上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到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真是一种糟糕的体验和总结，所以这篇描述在中国学习驾驶的《四重奏》才写得如此荒诞和好玩。 揭示出我们生活的某种荒诞性，是何伟在关于中国话题文章的一个特点。但是读到这点并不让我们感到难为情，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何伟当成了一个中国人，本地人，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普通。 在本书同名的《奇石》一文中，他和和平队队友被骗买了假玉石和假的隐形眼镜时总结说“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在《四重奏》中，为了拿到驾驶证在驾校学习时，总结说“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在《去西部》中，他回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差异如此之巨，“在中国，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故事”；在《甲骨文》中，他采访陈梦家的弟弟时总结说，“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仍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 这些观察无一例外都是他切身体验之后的感触和总结，得出结论的过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这些观察充满了人情味和亲近感，这其实就是通过他的写作想要传达的一种对事情的本真感受，因为“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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