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自由是心灵的，无人能给予，无人能夺走2011/12/05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1 ／1张）
携新作《陆犯焉识》做客“北京青年读书沙龙” 大雪初晴的午后，严歌苓携带小说新作《陆犯焉识》，做客“北京青年读书沙龙”。 此刻，根据她同名小说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在即。不难看出，在严歌苓心里，相较已给她带来了新一轮声名的前者，刚与读者见面的《陆犯焉识》是一部更为重要的作品。“一个作家命定要写几本书，于我，《陆犯焉识》便是其中之一。不写，闭眼前是非常遗憾的。” 写《陆犯焉识》之时，严歌苓常常“推己及他”——他，新作中主人公陆焉识的原型，祖父严恩春。“从祖父到父亲到我，都是这样。他有多脆弱，就有多刚强。有多么随和，内心就有多少孤傲。”在沙龙现场，严歌苓追思了从未曾谋面的祖父，追念了十月刚刚作别尘世的父亲、作家萧马，追索了“1/4个祖父”、“1/2个父亲”的严歌苓的由来。 在对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探寻里，严歌苓描摹着老一辈和新一辈身上的枷锁，铺陈着自我对“自由”的感悟：“自由是心灵的，无人能给予，无人能夺走。” ■祖父：成为心中的一个神秘符号 “就是你了，你最像他了。”亲戚就这么对着严歌苓说严恩春。 严恩春16岁大学毕业，20岁出国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40岁自杀。未曾谋面，却又因亲戚言谈的描述，和他产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你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都像他。”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石等物件，让他变成了严歌苓心中一个神秘的符号。甚至当严歌苓夜里严重失眠，她被告知，严恩春也有着过人的精力，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失眠者。“我毕竟是‘1/4个他’啊。敏感、愤怒……跟身体本身，生理、心理的构造是有关的。” 但严歌苓说，有一点自己和祖父不一样。“他如果像我这样，爱开玩笑，不至于40岁对世界失望成那样，去自杀。”严恩春是在1937年南京沦陷时自杀的。“回国后，面对贪污、腐败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他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冷却了，理想破灭了。个人的大灾难和民族的大灾难，在第三代眼里，总有一种荒诞的东西。我在《陆犯焉识》里，就经常以孙女的角度，不断出来打趣。”严恩春生命中止后的段落，严歌苓小说中，续上的是祖父同时期的长辈的命运。“他早年境遇与祖父相似，办过学校，后来被流放西北。” 严歌苓对祖父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靠她的想象力和资料查阅黏合起来，“加上血肉，加上体温，使他各个角度看起来都是活的。” “我过去写，凭着激情、直觉。这一次，我看了好多书。我不光要懂得祖父，还要懂身边的人。譬如，他的朋友徐志摩。譬如同时期的鲁迅、胡适等参与的文化活动。我得了解他的社会圈子，关系怎么勾连，怎么破裂。” 严歌苓说，之所以书名中用一个“犯”字，因为陆焉识一辈子都认为自己被禁锢着，一辈子都在挣脱这种桎梏。譬如爱情。“他的爱情，一生都是一场误会。今年夏天，姑妈跟我说，祖父当时差点留在美国了，在那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当时有个亲戚是掌管留学生事务的长官，不同意他留在美国。他被安排迎娶的妻子，是继母的侄女。” 尽管妻子形象是美的，也是内秀的，陆焉识还是恨妻子。直到流放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是爱妻子的，只是拒绝承认而已。在经过了所有他认为的不自由之后，他才意识到，自由、不自由，是相对的，辩证的。最后的结局，是他回到了流放地，因为自由是心灵的，没有人可以夺走，没有人可以给予。 ■父亲：一直是最挑剔的读者 许多书，祖父传给了父亲，譬如《水浒》、《西厢记》以及一些外国名著，包括严恩春任第一任译者的《德伯家的苔丝》。 父亲萧马的书房，成了严歌苓小时候的课堂。“爸爸说，爱看什么就看什么。以至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在我的版本里，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当年，我尽看公爵小姐、伯爵夫妇怎么恋爱了。” 三四岁就教她识字的父亲对严歌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严歌苓的作家父亲，小提琴拉得好，画画得也好。“军博里，现在还收藏着一幅他的大幅油画。” “血缘是奇妙的。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选择。”严歌苓说，小时候虽然爱读书，但从没想过做作家。“妈妈是话剧演员。我呢，学歌快，跳舞和谐。12岁就进了部队当了舞蹈演员。谁都没有相信，歌苓长大了会当作家。哥哥说我，屁股都坐不住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军区缺记者，我好奇，去试试看，被派至野战医院，那里接待了千个从前线撤下来的战士。” 八年军人生涯，第一次见到了流血。“一个人从健全到残疾，在刹那之间；一个生命有无，在刹那之间。”严歌苓开始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 当她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拿给父亲，父亲惊讶不已。文章见诸报端的狂喜，让严歌苓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做舞蹈演员，我各方面条件并不是那么好，我的身体比较硬。只是吃苦吃得比别人多。每天四点半起来练私功，也难达成跳独舞、做主角的理想。艺术嘛，你不期望登峰造极，就别弄了。所有力气花进去，你还达不到最好，你就撤。所以我急流勇退，做了创作室的创作员。事实也证明，我的脑子的确比四肢好使。” 此后，严歌苓的写作生命里，父亲一直是最挑剔的读者。“他点中的，永远是我最心虚的。” ■“我”：更大程度上是一位小说家 写《陆犯焉识》，严歌苓曾扬言，要让它具有巨大的“抗拍性”。“现在看来，又不大可能了。有很多人在跟我谈这个书的影视版权。也许，严歌苓已经惯性地被视作了一个影视的原料库。” 上世纪90年代，导演李安是她著作影视改编权的第一个购买者。“李安来买《少女小渔》，三四个月后，李翰祥来买《女房东》，再后来朱延平来买《无非男女》。《少女小渔》和《无非男女》有故事，能发展出电影来，我能理解。但《女房东》怎么拍呢？那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就是一段男房客对女房东美妙的性幻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安买了，大家都来了，形成一种惯性的购买。” 《金陵十三钗》又被张艺谋搬上了银幕。严歌苓没看过最后的成品，只看过初剪的样片。“从整个规模上看，小说要宏大很多。拯救未成年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义不容辞的。那些青楼女子，在拯救未成年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她们的自我救赎，也颠覆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历史成见。” ■文/本报记者 朱玲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制图/王慧 现场问答 “写自传，得有足够的诚实” 不时自发响起的掌声，答不完的提问，拍不完的合影，久久不愿散去的来者，这是属于严歌苓的“北京青年读书沙龙”现场。 有一位62岁的收藏爱好者，甚至带来了严歌苓父亲萧马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签名。 这一切，严歌苓直言感激。 ■关于爱情 读者：您相信爱情吗？谈谈您的爱情观。 严歌苓：人在每个阶段对爱情的理解都不一样，诉求也不一样。十四五岁，我对爱情的幻想，是“模仿”，看过那么多《战争与和平》之类。很多时候，一场激情，就是荷尔蒙的推动而已，你很快就会进入梦醒的感觉。心想，你怎么会爱他呢？那么多年过去，现在我对爱情的理解是，爱情，是双方价值观的十分吻合。你追求的不是惊涛骇浪，是陪伴，是双方对婚姻、对家庭的经营和维护。不是说你今天有了家庭，接下来就是怎么糟蹋它。不是说我今天有了婚姻，有了老公，就不再去经营。 对我的老公，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精心地待他。如果家里有一口牛奶，两杯咖啡，我就会把这一口牛奶毫不犹豫地给他用，我喝一杯清咖啡。先想到他——我一直这么经营着。 ■关于诺奖传言 读者：今年曾传言您获“诺奖”，您怎么看诺贝尔文学奖这回事儿？ 严歌苓：中国的作家，整体上似乎对诺奖有一种情结，这让我感觉不舒服。 一个文学奖项，考虑的因素许多是超出文学之外的，包括种族、政治观点、去年选了亚洲人今年还要不要选亚洲人、女性男性的性别比等等。十年前，美国的《时代周刊》说，中国人对得诺奖，和进入世界足球前几名，有着一种绝望的想往，非常可怜。西方人这样看我们，我觉得很尴尬。你自己努力就行了，何苦一定要把自己对文学的评价标准，交给瑞典文学院的老院士们？诚然，我不会矫情到不要这个奖。你不给，我活得很好——只要我把小说好好写下去，不是按照诺贝尔奖的标准，而是自己认为好的文学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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