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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却没有了张志沂的那份真诚。  张爱玲（右）与父亲张志沂、弟弟张子静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和自己父亲惨烈的感情，叫人毛骨悚然。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蓝本，让人不禁联想到她的生平。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张爱玲和她父亲，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没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 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当他们辗转于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时，想到生命里的那个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相似。 张爱玲与父亲张志沂 张爱玲写父亲的文章寥寥。“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 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 时间的流水哗哗地淌过，这对父女在各种的人生中跌宕起伏。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 1953年，张志沂去世，享年六十。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个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他是时代断裂造就的“多余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李鞠耦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 但是，李鞠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婚姻——只因李鸿章择婿不按牌理出牌。 其实，李鞠耦还算是幸福的，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 可是，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吹雨打去般，谁又能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真实的幸福，会让人对于生活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气，那是从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而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李鸿章写给女儿李鞠耦的家书里也总劝她要开心，让我们看到了风花雪月的背面。 《对照记》里，有李鞠耦中年时的照片，眼睛定定地排空地看着镜头，就像一个最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来自膝下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这些年来，李鞠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高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她把动力放在了培养儿子上。 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鞠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 多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 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李鞠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 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的荒诞感觉。 在母亲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 回望张爱玲父母的十余年婚史，会发现他俩之间梗着的，是一个新时代。张志沂和新时代不投缘，和旧时代更能彼此相知。 黄素琼作为女子，在旧时代可没占到什么便宜，缠小脚、不识字，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旧时代是一只可恶的手，把这个心气挺高的女子摁得死死的。 危急关头，新时代现身，像一个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对她露出亲切的甚至是怂恿的笑容。黄素琼丢下一切包袱拥抱新时代，张志沂心中则有一种酸溜溜的悻悻然。这个男人更加不走运之处在于，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两个女人全对新时代心悦诚服，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儿张爱玲。 父母离婚这年，张爱玲九岁。她对母亲带回来的新世界一见钟情，离那样一个光明的世界更近一点，把父亲抛弃掉也没什么关系。 她忘了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认真阅读她的所有文字，和她畅谈《红楼梦》。张志沂打心眼里没把这个女儿小看，他知道她什么都懂。 很多年以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她要小蛋糕，他总是买香肠卷，那年在多伦多，她看见类似的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却不是那个味了。 浅淡的文字间，透出当年这对父女的好时光，他们也曾经那样亲密温馨过。 只是，那时，张爱玲是个成长中的少女，且有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文艺气质，即使她足够早熟，也难以避免该年龄段普遍具有的矫情：无限夸大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爱好，无限强调自己对某些事物的厌恶，企图在这种夸张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 而黄素琼和张志沂客观存在的差别，正使得这种矫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亲在一起时，更轻松，更快乐，更有其乐融融的情调，但张爱玲还是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段，属于父亲的这端是黑暗没落腐朽的。 “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在那里住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而母亲的这端则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即便有点凉，却像是“在新屋子里过年”，是有指望的。 和黄素琼离婚后，张志沂这边的生活，也在有序进行着。他再娶，仍秉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娶了原北洋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 后妈与继女之间总有天生的恩怨。张爱玲总偷偷去母亲那儿，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父亲趿着拖鞋冲下楼来，揪住她，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复杂的，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心情相对平和时，她在他心里，模糊是个可爱的女人；心情没那么好时，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下来。 多年后，已经离开父亲许久的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摆在她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又没多少钱。 弟弟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的场面：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有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战争带来的幻灭感，使她觉得没有一个地老天荒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也等不及。在人生重大的关口上，张爱玲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 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出了名。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 张志沂后来对此只字不提，但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 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却没有了张志沂的那份真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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