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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石鼓文的吴昌硕

 啥不是6159 2014-06-23


写石鼓文的吴昌硕


         



  (一)
中国论文网 http://www./6/view-2359270.htm
  清末民初的书坛,自从经过邓石如、康有为等一批书家、学者、考据家的张扬,尊碑抑帖之风风靡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打破了二千多年间形成的文人士大夫一统天下的格局,再加上西风东渐的影响,西方文化艺术观也大量涌进国内,使这个时期的中国书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种景象是一种百家齐放的状况,往往也反映了时代那种奔突求革新找出路的激荡浪潮。许多文人书家和民间布衣书家都在碑帖互汇互融之间寻找着自己的突破口,这是中国书坛最活跃、最出新的一个时代。
  在一大群林林总总、各师各派杂陈的书画艺术家中,其中的流派似乎没有了很清晰的泾渭,总体来说,皆以作品的成功和社会的认可度作为定夺。正是这种以作品成功和社会认可度作为尺度,许多书画家们就必须化费长期甚至毕生的精力去磨砺自己的技艺,往往要到了晚年,才会有所收获,这正是这个时期大师级人物大器晚成的主要原因。吴昌硕先生就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例子。
  吴昌硕,初名俊、俊卿等,初字香补或香圃,中年后才改字为昌硕,亦署仓硕、苍石,辛亥年后多以昌硕行世,别号缶庐、老缶、老苍、苦铁、大聋、石尊者、破荷亭长、五湖印丐、苦青亭长等,晚年已多称昌硕也。
  从吴昌硕署名上的一连串字名、别号来看,从中可窥出其本人在学艺上的艰辛和苦求的轨迹,这种多字多别号,反映了一个人每一个时期求变的心态,作为一个艺术家,其求变求进的心理更为强烈。当其本人认为自己的追求达到一定的限度后,他就会自我封闭式地凝固起来。吴昌硕到了晚年,当其求艺和人生都进入稳定期时,其用名也就成了程式化的固定了。
  吴昌硕生于1844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一),故居之地为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今属考丰县)。也许穷山沟的鄣吴村出一个当代书画印大师,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但大师成名后,同时代的人和后人们往往要找出它的必然性来。而必然性最常用的一条就是寻溯祖先辈的杰出和地域性名人的产生,以便找出此地钟灵毓秀的依据来。后人考据吴昌硕的先辈,有数辈祖先享有诗名,吴昌硕的曾祖为清国子监监生,祖父为清嘉庆举人,曾掌安吉县古桃书院院长,父为咸丰辛亥年时举人,其父听说后来可取为知县,但却不愿为官,甘心以耕读为业,平时亦好诗文、篆刻等,著有《半日村诗稿》(未付印)。看来,吴昌硕的祖、父两辈都考取了举人,其书香传家的传统还是有的,而且其父不愿为官,应该有点原因,但有官不为而为耕读,这在儒释道三家看来都是清高的行为,这种行为正好雅合于书画篆刻艺人的胃口,而后吴昌硕以“寒酸县丞小吏”和“一月安东令”最终辞职而全心为艺,实与其家风有暗合之契也。
  鄣吴村吴姓在1860年(咸丰10年)时有族人约四千余,后太平军攻浙江,清军与太平军混战时,鄣吴村遭兵乱,至1864年的二、三年时间中,遭乱失散死亡了大量人口,幸存者只剩数十人,可见战乱之惨烈矣。而吴昌硕家父母与兄妹四人,最后只剩其父子两人躲过了兵乱。
  (二)
  少年时期的吴昌硕,诗文篆刻的启蒙是由家中所传,到了17岁,遭遇兵乱后,外出逃生多年,到了21岁才与父亲相聚,继续回家耕读度日,后来其父再娶继室后,在安吉县城居住,这段时间,应该是吴昌硕平静的读书时期,在乡试中考中了秀才,可见吴昌硕是存在走仕宦之路的梦想的。到29岁与施姓女子结婚后,吴昌硕以秀才之身出外求学和寻找谋生的途径,因其爱好金石篆刻,故结交者多为金石诗文有特长的师友,他曾拜俞樾为师学诗文,与吴大澄等收藏家交友,于交友间艰苦学艺。
  这也许又是中国传统诗书画印的一条学习门径,那就是有这方面的可造之才,靠自己艰苦自学,有一定基础后,才在师友的指点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加强自己的人生学问修养,慢慢地咀嚼、吸收、消化为人、为学、为艺的养分,而这种修为无论是技艺和修养都是十分漫长的,也许,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家为什么都大器晚成的原因。
  吴昌硕的人生艰难处,还在于他的谋生压力。自他结婚后,很快有了子女,作为家中独存之子,父亲死后,他还要瞻养父亲的继室,也就是他的继母。可见上有老下有妻小的生活重担对吴昌硕来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吴昌硕为了生活,一方面苦学书画印技艺,以备以艺养家,一方面在技艺未成之时,不得不为人家的司帐或官署的小吏以谋生。其为司帐与小吏之职,也是在师友的同情与帮助下才能求得。在湖州期间,他三十出头,曾为安吉县同乡前辈颜文采用为家中司帐,颜文采亦好金石,因见吴昌硕治印不错,将他延至家中,有意将家中所藏金石碑帖让吴昌硕学习提高。颜后来又将吴介绍给浙江吴兴人、时称湖州六才子之一的陆心源家中为司帐,陆心源做过福建盐运使之职,晚年被罢官归湖州,每日潜心收藏古砖、金石,家中收藏亦富,其得吴昌硕后,并没有要吴专为司帐,而是要吴帮他整理拓印砖文,分类结集的工作,而吴昌硕也得以在这种整理中学习提高。吴昌硕就是通过在谋生中刻苦自学,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再行走于江湖间,以刻印写字画画来作谋生之计。
  在37岁时,吴昌硕到了苏州居住,靠卖艺为生。但生计艰难,这时又得同乡颜文采的介绍,到扬州盐运署当了一个辅贰的小吏。而吴昌硕亦利用了这段时间,在扬州遍寻“扬州八怪”之迹而学之。
  吴昌硕作为一个谋生计的艺人和宦署小吏,按常规推理,本应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为稻梁谋”的木讷之人才对,但要是这样,吴昌硕就绝不是书画印三绝的吴昌硕了。大凡艺术大家,必有其为人的奇崛恣肆之处,这从吴昌硕所交之师友中,多为清傲高尚之脾性,可见这种性情的流露,正是交了这样的师友,更在人生修养中形成为学为艺待人刚正不阿、品行高洁、迥异于凡庸辈的人生态度。
  1894年(农历甲午年)8月1日,中日因朝鲜问题同时宣战。8月14日,清政府令湖南巡抚吴大澄统率湘军赴朝鲜督战。吴大澄与吴昌硕友善,是时即邀吴入其幕僚,帮助处理文书类的工作。此时的吴昌硕已经51岁,而且体弱多病,家中亲人及友人都力劝其放弃,但吴昌硕却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跟从吴大澄一起北上抵抗日军。
  综观吴昌硕的从军,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感于吴大澄的知遇之恩,古文人气慨激荡起“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二是希望通过从军打胜仗后,以谋得个人在仕途上的进展,以改变自己寄人篱下、受尽晦气的小吏际遇。三是激于爱国热情,为保卫国家而抗御外敌,本就是受儒家教育造就的古文人爱国热情的体现,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是一直存在于品德高尚的文化人心中的。可以说,正是后一个原因,应是吴昌硕投笔从戎的主要思想。因为上战场是要冒杀身成仁的大风险的,如果生命不存,一切的待遇、出路都不存在了。吴昌硕当然知道,家中亲人和友人劝阻的目的就是这个。而惜身保命非男子汉所为也。所以吴昌硕的投军,是抱定了牺牲之决心的英雄壮举。这个我们可在甲午威海卫海战中,中国军队失败后,吴昌硕悲愤交加而写的诗中可体会:“海军未复谁雪耻?愤失海权蹈海死。呜呼我国多烈士,精卫衔石填沧海。”诗中表现的完全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悲壮心态,只有以国家前途为念的人,才有这样的诗韵和诗情。
  清军海战大败,陆战也大败,甲午之年为中国军队的耻辱之年。清廷的腐败已是无可救药的了。吴大澄北上御敌的壮举只能以兵败回撤而收场。吴昌硕一腔报国热忱为悲愤所压抑,只得再度回到扬州,继续做他的盐运署小吏,只得重新拿起他的毛笔、刻刀,治艺以获取养家的微薄之资。
  卖官鬻爵盛行的清末,官位可卖可分,1899年秋末,扬州盐运署分得一个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县令的缺额,就是可在官吏中选派人去任职,因为安东县是江苏很穷的一个县治,盐运署中没有人愿意去任这个职位。吴昌硕的友人丁葆元时任运司之职,就保举吴昌硕去当这个县令。吴昌硕想到县令应该“奉母有酒脯”,就答应去任职,还是为生活而从仕。但到了安东县后,才知治理县境比其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吴昌硕诗称“安东多盗号难治”。安东县境田亩大多为盐碱所害,庄稼极差,连城中居民用水,也是碱性的,吴昌硕想尽办法才在县衙前凿成了一口水井,以利居民用水之需。但凿井之后,再要干大事就难了。

  吴昌硕在安东欲干无钱,加上他性情耿直,不会曲意逢迎上级,短短时间,就受了不少晦气,身体又多病,使他很快厌倦了这个职务。在到任四十多天后,就辞去了这个职务,最后举家迁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的吴昌硕终于死了走仕途谋生之心,开始全身心投入书画篆刻的专心学习创作阶段,这是吴昌硕艺术上突飞猛进的时期。
  (三)
  近代称吴昌硕书画印三绝,其画作的墨色斑斓,苍润奇肆,淋漓奇古的厚重感实是近代画坛一绝艺。其印之自然生动,墨色纵横,雄伟淳朴的气象和流变无阻的意韵,都是近代出神入化之名品,但这两样绝艺,其立足点都是书法,书印结合,那自不待言,其画作,得益书法者最力。吴昌硕曾言:“我生平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法作画。”他的自作诗句也有:“直从书法演画法。”吴昌硕的三绝,大器晚成,应该说是得力于50岁前的潜心书法学习和研究的功底,功底扎实,加上绘画的悟性,一个旷世奇才就会轻轻松松地出现。如今大多书画印之所谓大艺术家们的头衔满天飞,但真正出类拔萃,拿得出手的有几人?一有小成,就随意拔高,到了一定程度,发现自己差得远,但大话说了,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到头来,江郎才尽,一生与大家无缘也。大凡有这种下场的出早名,早出名的无限量的艺术家们,他们犯的一条最普通、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功底和根基的问题。但世事的可悲性就在于没有多少人会承认自己的功底根基的不牢。而吴昌硕开初不显而后名满天下者,正是其青壮年时打下的书法根基,其含蓄浑朴、内蕴凝重的篆书作品,非经千百年洗礼,不足以见其博大也。
  吴昌硕在书法上的造诣,主要在篆书,其篆书功力的形成,非是当世人认为只师《石鼓文》而后成。其书法功底主要得益于其少小即学,特别是青壮年时的广泛游历,其交游者大多为当世的硕儒、金石、书画、篆刻大家,从无字句处读书、学书、写书,所得熏陶皆是国学传统中一流的熏陶,而其大量接触到的金石碑版篆刻、古拓片、亦为一流之品。可以说,吴昌硕青壮年的学习历程全处于高质量、高水平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一遇天生之奇才,自会生发出旷世的大家。虽然这种生发也是坎坎坷坷、充满艰辛曲折的过程,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大师,没有那一个不是夹着尾巴做人然后成功的,何况你脚下是一大群的巨人,其小心翼翼、勤奋谦虚、卧薪尝胆、锲而不舍、百炼钢化为挠指柔的功夫更要出神入化也。
  吴昌硕经无数大家巨匠的指点引导、广收博采后,最后才择定了古朴雄浑的《石鼓文》作为临摹范本,数十年钻进去,深研细品、渗融变化,然后才慢慢露出自己的个性面目。
  吴昌硕之篆书,貌似石鼓,但其体势已变,其下笔的烂漫恣肆,体势的左低右高,将石鼓文圆方结体,转变为长,形成气酣势奇的纵意。其线条笔划的遒劲凝炼、醇厚郁勃,于拙朴古貌中显出新时代墨气,这是最出新意之处也。而其用笔的圆转精熟、刚柔并举,都在体现着一种时风的气格品质。
  书必合为时而作,而后可言创新,吴昌硕在65岁时,言其临石鼓文的体会:“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这才是大师之学习境界,如果一有所成就固步自封、千篇一律,这是时代的馆阁体也。吴昌硕篆书的气势激越之情,正是来源于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体悟。
  (四)
  看吴昌硕的书画印绝艺,再看吴昌硕的坎坷人生,似乎有所悟,吴昌硕篆书之郁勃奇纵之气象,是否与其人生有直接的关联,“书为心画”、“字如其人”,坎坷抑郁的人生,体现在书法中,是否才会出现这种郁勃的线条。而其激越豪迈的性情、高尚的人格,体现在书法中,是否才出现了那种一泻千里、奇岩跌荡的气势。而其待人之温婉正义,体现在书法中是否就有那种厚润婉通之气息。书法如此,画印又何尝不如此。吴昌硕的画,纵观近代诸大家,还真的没有发现象其这种笔恣墨纵、挥洒淋漓得如此奇趣横生的气象,其蕴含在笔墨中的深遂意境,给人的是何等样的鼓舞和振奋。欣赏吴昌硕的画,你会发现中国传统画表现高度直堪可比世界一流名画名家而毫不逊色。吴昌硕印风之浑厚博大,也直欲冲破那方寸之间而啸傲云天。吴昌硕的书法,我锁定了他的篆书,我相信,中国书法史上,今后如果说到篆书,自然少不了吴昌硕,世上书家,有几个能在书史中留下一笔一墨?吴昌硕能留下几个篆字,已是天大造化了。而浩瀚书法长河中,几个篆字,激起的浪花能够光彩亮丽于一瞬,已不负书家坎坷人生数十年、不负卧薪尝胆数十年矣。
  书家已矣,吴昌硕的石鼓大篆,却还在鼓荡着淋漓郁勃的墨气,让我们品味、议论、击赏。
  杭州西湖绮丽亮艳的山水,拥抱着温润奇崛的西泠山,西泠山下是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是吴昌硕。而西泠山上的“三老石碑”就是吴昌硕在1921年带领一大群书画家以卖艺所得从日本人手中抢购回来的国宝级文物。今天的“三老碑亭”依然在风烟中透着一股近代书画大家的气息,这种气息,对于有书画印爱好之芸芸众生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不知后来者们感觉到了没有。
  永居杭州超山的吴昌硕在笑,温润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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