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周昭王之死

周昭王是怎么死的，这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大体而言，周昭王率师游楚，途中遭遇不测身死师丧，除了疑古派之外，这是史家们的共识，但具体遭到什么不测，其死因究竟如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多的是不谈具体细节，而是概而述之。


《诗经·大雅·朴棫》之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按周代初年制度，“天子六軍、大國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古文之中，“军”“师”同义，六师即是六军。而周代一军为二千五百人，是以周天子之六师，总数约为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在今天来看当然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前期来说，应该是一枝十分庞大的军队。周昭王率军游楚，率领着这样一枝强大的军队，难道还会有什么意外？难道作为对手的楚国当时已十分强大，足以制周昭王于死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周昭王时代的楚国，国力十分微弱，论爵位只是个子爵，论地位只是个附庸类型的小国，其军队按周制充其早也就是一军（二千五百人），无论如何，面对率领六师以南征的周昭王来说，当时的楚国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绝对不是作为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对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周昭王居然死于非命而周师尽丧呢？


前代史家谈到这个问题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以为周昭王之死不过是个传说，没有什么史实根据，不值得去深究，清末及民初一些疑古派人士基本都是这个态度。胡适有一句名言叫做“东周以前无史”，意即东周以前的史事都是古人之传说，是不可相信的，周昭王是西周前期的君主，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可信度很低，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另一类史家基本认可周昭王死于南征的史载，他们是根据古载之所载有关的史实来推论其真实存在的。关于昭王之死，《左传》中有一段文字十分重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兵伐楚，为了使师出有名，于是齐桓公将数百年前周昭王南征死于楚地的事端了出来，由其大夫管仲以此为由去责问楚国，打算以此作为进攻楚国的理由。为此楚国也派出能言善辩的的大夫屈完作为使臣，双方进行对话。


管仲对屈完声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君是问。”意即：从前周昭王南征时死在你们楚国的范围之内，是以我受我们齐国君主的委托来向你们楚国责问这件事情。言下之意，楚国要是对这件事没有合理的解释的话，那齐国攻打楚国的理由就成立了。


然而这楚使屈完也不是好对付的，他半软半硬地回答：“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即对于这件事，楚国不能负其责；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那就去问问江汉之畔那致使昭王死因的江岸吧！从《左传》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确信，周昭王死于楚地是有依据的，那是因为，《左传》一书的真实性很高，自古以来从没有人对《左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即使是疑古派头面人物姚际恒、阎若璩、毛奇龄、顾颉刚、刘起釪等人，也从来未对《左传》产生过异议。


从《左传》的这一段记载来看，如果当时没有周昭王之事，齐国不可能借此以发难，而楚国也不可能认可昭王死于楚地的事情。总而言之，疑古派采取不认可周昭王死于南征的态度是十分轻率的，然而通过《左传》我们可以认为，既然疑古派认可《左传》的真实性而又否认周昭王之事，这只能被我们看作是疑古派的一次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周昭王死因之事。
在认可周昭王死于楚地的史家之中，司马迁是较早的一家。《史记·周本纪》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然而太史公的叙述相当笼统，后人仅靠读《史记》来了解这段史实，仍是不得要领。
除《史记》之外，昭王之死的具体情况还有另一种说法。皇甫谧《帝王世纪》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这一说有其合理之处。其一，以当时楚国的弱小，根本无力抵抗周昭王的大军压境，但力不能敌则智取，很是适合楚国的身份。对于周师的南侵，楚人当然很不愿意，但不愿意又能怎么样，硬打当然是不行的，于是楚人用计，献上用胶粘合的船只，周人不知，糊里糊涂地上了船，然后船至中游而胶粘脱落，不识水性的周人只能葬身江河，即便是身为周天子之尊的周昭王，同样也要遭受灭顶之灾。其二，按皇甫谧的说法，周昭王死于水，而《左传》中楚使屈完也对齐人辩争时声称“君其问诸水滨”，这两者是相吻合的；不但如此，其与《史记》所载的“卒于江上”也是吻合的。


但皇甫谧之说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知道，周昭王来到楚地，可不是游山玩水的只带少数随从，而是率领六师，耀武扬威而来，光军队就有一万五千人，如果加上仪仗及宫女等其它随行人员，人数当在二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过河，以当时的造船技术，只能分坐多艘船只才行，既然分坐多艘船只，必定有先有后，而昭王以周天子之尊，不可能坐在前行的船中，那么，先行的船必然会首先脱胶而解体，后面的周昭王不可能明知前船已解体而仍然坐这样的船过江，而且更不可能周之六师皆因此而没入水中，因此皇甫谧之说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真的是因为胶船解体而导致周昭王殒命，那就是人为谋杀，而人为谋杀的话楚国是不能辞其咎的，是以数百年后的楚使屈完就不可能振振有辞地叫前来问罪的齐国之师去“问诸水滨”。
哪么，有没有比皇甫谧之说更合理的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出书于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其《音初》篇中说：“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该记载的关键词是“梁败”。所谓梁败，即为“桥梁倒塌”。也就是说，周昭王以及他的六师（至少是其中的不少人）行进在桥梁上的时候而桥梁突然倒塌，于是包括周昭王在内的人们都跌入水中从而酿成大祸。是以楚使屈完的所谓“君其问诸水滨”就合情合理了，那就是，桥梁倒塌是人不可预知的突然灾祸，绝非人为因素，这只能怪周昭王自己倒霉，与他们楚国毫无瓜葛。试想，如果正如皇甫谧之说，周昭王之死是胶船解体之故，当时正要找碴伐楚的齐国能够轻易放过楚国吗？只有周昭王所遇上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祸，齐国才不可能以此为口实而征伐楚国。


《吕氏春秋》之说比皇甫谧之说，除了完全合符有关的历史、自然条件之外，还完全避开了皇甫谧之说中的胶船解体有时间先后的问题。但是，《吕氏春秋》之说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西周前期人们能在滚滚的汉江之上建造能让很多人同时行进的大桥吗？二是好端端的桥梁为什么会突然倒塌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之人是有力量架设能够让大部队通过汉江的大桥的。笔者曾专程前往湖北的汉江上中游一带实地考察，发现这一段汉江水流不是太湍急，同时江水也不是太深，而汉江两岸长满了粗大的毛竹，周师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用岸边的毛竹以架成临时的桥梁以供大军通过。这种毛竹所架的桥梁其实十分简单：三根粗竹可以扎成一个三角架，两个三角架就能组成一个桥墩，数百个桥墩连成一线，上面就可以架上桥梁，而桥梁上则可以铺上桥板，以当时周军的人力物力，再加上汉江这一段的水流平缓与河床浅平，架此竹桥并非难事。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当时的周军确实是有此能力架此桥梁的。《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两父子都是喜欢兴师动众征伐藩国之人。所不同的是，周昭王征伐的方向是位于现湖北省境内的汉江流域，而周穆王征伐的方向则是位于现江西省境内的长江流域的九江段。二人同样都是架桥，但九江段的江水显然要比汉江中上游的江水要深广急湍得多，是以可以认为，既然周穆王可以在九江段架桥，那么周昭王当然也可以在汉江段架桥。


关于周穆王在九江段架桥，这是得到了史实证明了的（此史事笔者当另行发文作专题叙述，请等待），当然《竹书纪年》所谓“架黿鼉以爲梁”绝不是像神话传说中那样用巨大的乌龟王八脚来当桥梁，而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修饰手法，以此来显示周穆王所架之桥十分结实而已。正因为周穆王鉴于其父周昭王的生命教训，故所以所架之桥十分坚固。
回到前面周昭王丧命于桥塌的主题上来。好端端的桥梁，何以会在大军行进时突然倒塌？难道是不欢迎周师入境的楚人做了手脚？笔者认为这种可能不大。那是因为桥梁是周人自己架的，从开始架桥到通过部队这段时间，楚人未能参与其中，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那么难道是周人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架好不久的桥梁正好倒塌了？其实倒也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必须要引入一个现代的科学问题——共振。
所谓共振，其全称是“受迫振动”（forced vibration），即载体在外来力的作用下随时间变化的激励而产生振动。这种振动能够周期性地激励分解为许多谐激励之和，而各谐激励的响应叠加起来，就会形成力度很大的总振动，其能量足以损坏载体本身，这就叫“共振”。
共振现象是英国人发现的：当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人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行进过桥时，即使是十分结实的桥梁，也会在众人整齐的步伐下产生共振而垮塌，是以现代桥梁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严禁部队以整齐的步伐过桥，否则桥梁会因为产生共振而垮塌。


笔者认为，当年周昭王在大军过汉水之时，很可能是为了显示其军容的整肃而以整齐的步伐过桥，而那种十分原始的毛竹桥梁，是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上千人的整齐步伐的，自然会在突然之间完全垮塌，从而致使周昭王与他的大部分军队落入水中。
关于周军喜爱用整齐的步伐行进，也是有明文记载的。《尚书·周书·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这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王的牧野前线激励他的部队时所讲的话，简而言之，就是告诉他的战士们要用整齐的步伐去威临前敌。今天的“步伐”一词，事实上最早就始自于《牧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昭王当年之所以与他的军队一起落入汉水之中，原因就是因共振而引起桥梁垮塌。但按当时的历史情况，人们不可能知道桥梁有共振之厄。是以数百年后楚使屈完振振有辞地请大兴问罪之师的齐国“问诸水滨”，而一代智者管仲居然无辞可答，于是后人以此知道，周昭王之死实在是既冤枉又不冤枉。冤的是他被现代一个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谋杀”，不冤的是，如果当年的周昭王不准备耀武扬威，而是以低调的方式悄悄地渡过汉江，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在这里遇险。因此他的死其实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不论是皇甫谧之说，还是《吕氏春秋》之载，关于周昭王之死，都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辛余靡（皇甫谧作“辛游靡”）。这个人是周昭王的车右（贴身侍卫），“长且多力”（身长力大），而且很可能熟悉水性，昭王落入水中，辛余靡奋力将其救上岸来，而后尚有余力，又将同样落入水中的周昭王重臣祭公救上了岸。然而不幸的是，周昭王也许是身体太过虚弱，或者是惊吓过度，抑或是溺水太多，虽然被辛余靡救上了岸，但最终仍是难逃一死。根据这一细节，《左传》所载的楚使屈完的答辞“君其问诸水滨”就显得更是合情合理。“水滨”即岸畔，周昭王最后是死在汉江江岸之畔的，通过屈完答辞的印证，我们可以得到当时实情的合理确认。


辛余靡这个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也是得到了史料证实的。据有关史料记载，由于相救昭王有功，周穆王封辛余靡为诸侯。今山西省东南部有长治市，自春秋、汉、唐、宋、明以来就一直称“长子县”，长子县之得名，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辛余靡的封地，而辛余靡由于“长且多力”，故其封地人称“长子”。
能够佐证周昭王死于南征的历史文献还有《竹书纪年》。其曰：“（周昭王）十九年春……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这里的辛伯，即是前文所提到的辛余靡，而我们据此可知辛余靡所封之侯是为伯爵。此外，此则记载虽未详细叙述周昭王死时情况，但却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天象与自然景象：“天大曀，雉兎皆震”。
所谓“曀”，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天色十分陰暗且雷电狂風大作”，在这种异常天气之下又导致了“雉兎皆震”，也就是当地的野鸡、野兔被雷电击死不少。《竹书纪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记载？笔者以为，古人为了加强对记载特别事件的感染力，往往将当时的天气或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同时载入史册以让人们加深印象，《竹书纪年》在记载周昭王之死的时候便采取了这样的古人常用手法。
关于《竹书纪年》所载周昭王南征而死、其时雉兎皆震之事，在屈原的《天问》之中也有涉及：“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在这里，“白雉”一词，应该是古人之笔误，其全句应为：“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兔雉？”翻译成现代汉语，其为：“周昭王施政取得成功，于是往游南方之国土，这对楚国的利益没有任何损害，却遇上了野兔与野鸡都被雷电击死的倒霉事。”然而汉代王逸注《楚辞》，由于是按“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来解释的，因为王逸之世《竹书纪年》尚未出土，因此王逸不知“白雉”是为“兔雉”之误，故王逸在解释此句的时候便十分牵强，作出了“周公时，越裳氏尝献白雉。昭王徳不能致，而欲亲往逢迎之。”的错误的解释。


这样的注解，以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荒谬的。首先，周初献白雉的越裳氏远在南岭之南，即今天的越南民主人民共和国一带，而周昭王南巡之所至，不过在江汉之地，两地相近有万里之遥，王逸将位于江汉的楚人与位于南岭之南的越裳氏相混淆，这在地理上是说不通的；再者，周昭王大起六师以南征的目的，王逸认为是为了得到几只白色的野雉，而今天的我们据众多的历史史籍之载，可知当年周昭王之父周康王所娶的妻子是丹朱之后，丹朱封于房，房在江荆之地，所以周康王在此之前也曾经率众南巡，游历江汉，最后还顺流而下，揽九江而观庐山。大概周康王的南巡大获成功，于是作为儿子的周昭王也就依葫芦画瓢，率众前往汉江游历一番，也许当时的楚人又在什么地方冲撞了周昭王，这才是周昭王所谓“南征”的目的。王逸未能了解到这些因素，同时又因为未能看到《竹书纪年》而不知“雉兔”之来由，从而导致注解失误。


还有一个史实可以证明当年周昭王之死不是死于楚人所献之胶船，而是死于与楚人无关之桥梁垮塌。我们知道，昭王的后继者是穆王。根据史料，周穆王可算是一代雄主，也曾东扫西荡，南征北伐，其军队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如果真的是昭王死于楚人之手的话，以穆王之强，面对军国之辱、君父之死，不可能不对楚国采取复仇行动，然则史实却是，穆王非但没有任何报仇举动，反而曾与楚军连手殄灭了正在勃然兴起的徐偃王。由此推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的说法确有疑问，故翦伯赞在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对胶船解体的说法认为：“此系晋人之说，不知何本。”看来对皇甫谧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
与皇甫谧相似的还有郦道元，其《水经注》载：“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渡沔水中流而没死。”这显然是皇甫氏说法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将汉书改成了沔水。但是这一说法连郦道元自己也似乎不太相信，因此他在他这段话的后面缀上“村老云”字样，以示难于凭信，仅供后人参考。


    综括全文，笔者以为，一些疑古派因严重怀疑而所断然否认之事，其实众多的古籍往往多有涉及，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而涉及之文往往零星散乱，说法各不相同而已，这需要后之历史研究者加以分析归纳整理，而疑古派以一种李逵式的“挥舞板斧排头砍去”的做法，未必如历史研究有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