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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明清葬俗和紫砂壶 王文径 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宜兴的产品，为什么会在漳浦大量出土呢，这是一个已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问题。 福建地处南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山区多雾，草木茂盛，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民间饮茶习俗源远流长。 闽南地区茶叶的品种主要为乌龙茶。乌龙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产于福建的“武夷岩茶”、安溪的“铁观音”最为著名，近年来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乌龙茶是闽南漳州人首先创制的。 中国的饮茶方法从开始的 煮茶、点茶到后来的泡茶几个阶段、茶叶也相应在经历了粉茶、饼茶、团茶、叶茶等几个阶段的形式，每一次饮茶方式的改变，无不对茶叶的制作形式提出新的的要求， 都是对某种新茶具的一次呼唤， 明代采用叶茶冲泡法后，茶壶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是茶从一种药物，一种饮品，向一种文化的发展。 从明正德开始出现的紫砂茶壶、明万历以后开始出现的乌龙茶加工技术， 在二个极为相近在历史时期里相会，而自然地完美地结合进来了，双方的互动，茶壶由大而小，乌龙茶的饮用方式进一步改进完善为功夫茶饮用方式。二者终于如胶似漆，难分难舍了，又在茶人的进一步努力下。形成了“大彬之罐”、“若琛之杯”、“大壮之炉“，”琯溪之扇“，”长竹之筐 ”为组合的茶具，乌龙茶的饮用方式也进一步规范化，仪式化为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现象，登堂入室，以功夫茶的名义出现了。 闽南地区是一个农业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区,在农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时期里，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达到极其鼎盛的阶段，仅漳浦一个县，有明一代就出过210多个进士，这些进士又集中在嘉靖至万历这98年里，共出了97个，基本上是一年出一个进士，其中明嘉靖四十四年，万历八年，万历十一年这三科里，每科都有七个漳浦人同科进士。有人认为，明中后期到清乾隆年间，漳浦人中，五品以上的武官和七品以上的文官就有五百多人。这样鼎盛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恰恰在紫砂壶问世不久，乌龙茶的出现，闽南地区又出现了人文如此鼎盛的时期，大量往返于南北之间的官吏，商贾和读书人，让闽南人认识了紫砂壶，也让时大彬周围的人和善继者认识了闽南。 工夫茶为什么会需要选择紫砂壶呢、而且在其选择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个从大壶到小壶的过程，以至在功夫茶基本定型了的清乾隆时期，一大批在江浙地区声名远播的紫砂壶大匠们都被功夫茶区的人们所淡忘，遗弃，而仅仅留下以惠孟臣、逸公、思亭等少数几位匠师为代表的、以朱泥壶为主的产品。 首先，在造型上，紫砂和功夫茶浓郁的汤色相近，协调，这是一种沉郁稳重，不事张杨，不喧宾夺主，孟臣式的小壶的造型通常线条柔和，低矮，简练而不呆板，平隐而不凝重，淳朴庄重， 是一种忠实的茶具。从而适合工夫茶区的饮茶习惯和审美情趣；也与当地人的性格特征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对茶的品质上， 精于茶道的工夫茶人，必然像重视茶叶的品质一样，重视茶壶选择 ，根据黄健亮先生的研究，认为泡茶“以今日台湾的高山茶、乌龍茶为例，確是朱泥優於紫砂，紫砂壺優於潮汕壺，這是有共識的認知，亦有其科學根據，因其毛細孔結構粗細鬆實不同，对香分子的吸附有所增減。但潮汕壶則擅于詮釋普洱茶及重焙火的鐵觀音，可增益其陳韻。總之，不同的茶应用不同材質、不同烧結度的壺（杯、碗、盅）來追求最佳茶汤表現”。 其外，从容量上，工夫茶叶多水少，汤色浓郁，追求质而不追求量，重在于“品”，故杯宜小不宜大， 而从工艺上说，朱泥更适合于制作小圆壶。而容量小的茶壶，陶色和器形成了审美的主要对象，表面的装饰常常只会产生画蛇添足的效果。壶既然要用小点的，就只好选择圆的了 。 《清朝野史大观》写道：“中国讲究烹茶，以闽南之汀、泉、漳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而汀、泉、漳、潮是一个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既然可以在全国范围里称为“最”，这功夫茶者履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官吏士族，更包括世俗百姓。功夫茶，已渗透了闽南人的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 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现象， 功夫茶，成了很多闽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茶文化的兴盛 ，使紫砂壶或者朱泥壶这一功夫茶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必然也备爱闽南人的欢迎 。至少在明万历年间，紫砂壶就随着闽南藉的官吏、文人、商贾进入了闽南，至少在清康熙年间，与“若琛之杯”，共同加入到功夫茶俗中，同时，大量的宜兴匠人也先后加入了这个茶文化区，让闽南人在认识紫砂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功夫茶的形式，反过来功夫茶对宜兴紫砂陶行业的形式、产量等产生了影响。其中史书上记载的，时大彬先做大壶，后来改作小壶的过程，应该就是茶具对茶俗的一个适应，是卖方向买方的适应。至少在乾隆年间，功夫茶俗的形式基本稳定下来的时候，尘埃落定，闽南人接受了惠孟臣、惠逸公，思亭等为代表的宜兴紫砂壶工匠的产品。 在这些紫砂壶名匠中，犹以孟臣的名字为大，以至民间广泛地把”孟臣壶“当作紫砂壶或者朱泥壶的别称。他们的名字甚至淹没了之后宜兴许多工匠的名字，淹没了清代中晚期掘起的潮州朱泥壶产品。孟臣之后，大量的进入闽南的宜兴紫砂壶产品，为了打开自己的销路路，只好冠上“孟臣”等人的名字，潮州的朱泥壶产品经历了近二百年的生产历史，直到近年来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名字。 紫砂壶问世不久，就由于其在形式上的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做为茶具的实用价值，多数被作为工艺品进入了文人士子的博古架上，只有热衷于功夫茶的（广义的）闽南人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其在茶桌上的存在。 但是紫砂壶能在闽南地区，特别是漳浦一县大量出土，与当的的葬俗也有极大的关系。 正是由于明清时期漳浦出现了大量的人物，把紫砂壶带到闽南，介绍给了这里的父亲乡亲。1987年7月对明万历年间官至户、工二部侍郎的卢维祯墓的发掘，就是一个重要佑证。 卢维祯死于万历三十八年，由皇帝赐祭葬。墓的规格很高，墓道长50米，分列石像生．石翁仲四对八座，墓碑刻： 明通议大夫户工二部侍郎赠户部尚书瑞峰卢先生暨诰封淑人赠附葬肃惠张氏墓，两边小字：时万历四十年三月上浣之吉奉旨敕造。 墓葬封土仅三合土和混 有青花瓷片的三合土层就有2米之厚，七个盗墓者花了费七天时间，仅挖出一个碗口大的小洞，通过小洞可以看到男棺，鉴于已无法保存，文化文物部门只好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虑到已经被盗墓的挖开了一个小孔，按常规作业，时间太长，棺木以及随葬口就会继续风化，破坏。为此，结果采用炸药，连炸了十几发，将三合土一层层剥离，才把棺木拉出来。 在清理中，在封土与墓碑之间前出土了一盒墓志，墓志是青石质，志文1800字，由万历间兵部尚书戴曜撰文，记载了卢维祯的生平。 经抢救性发掘，棺木运回县城博物馆，棺木第三天由笔者为主清理。从棺室中清理出菱形珠六仔十三档木算盘，錾花银耳挖筒，银镂花带板，昭明连弧镜，木戥秤。”卢维祯印”、青玉笔架，白玉印盒，抄手砚，卵形漆木棰，木漆奁，青花狮子弄绣球小口瓷罐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从墓主头部左侧取出了用蓝布包着的“时大彬制”款复鼎足式圆紫砂壶， 时大彬制紫砂壶高9.2厘米，盖高3.4厘米，通高11.0厘米.口径7.5厘米.腹径11.0厘米.底径7.5厘米，壶通体呈粟红色.略带黄.布满梨皮状白斑点，丰肩，鼓腹，曲流， 流口高于口约0，1厘米，流中圆孔，柄体圆，上始于肩部，高过口约0.1厘米，下终于腹部，口盖与口沿等大，盖顶弧而略平，四周弧收.上倒一鼎形足，足方扁，外呈弧直外撇.内呈两个连弧.足厚0.35厘米，高2.5厘米.器底刻时大彬制"四个楷书款识，单行竖排， 为单刀阴刻，该壶在出土时，壶内装满茶叶，盖沿内侧已有轻度磨损，当为墓主生前使用过的。 从造型上看，该壶体态丰盈，造型规则，其中腹径与通高，底径与口径均相等，而在一个倒置的鼎足，则使静止的，稍嫌呆板的壶身，显出了生动，露出了灵气， 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质地上看，陶质较粗，杂有浅黄色颗粒，表面虽经打磨，还现出石榴皮状，从工艺上看，采用手制、捶片.包身筒成形，流．执采用钻孔塞泥法连接，题款系在胎土将干未干时用竹刀单刀刻出，起笔轻，落笔重，书法采用楷书，内容简洁，不加年号、印章、堂名、诗词之类。据墓中所出明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戴曜所撰的墓志，墓主卢维祯生于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４３年）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年）二十五岁进士，授太常博士，“已丑（１５８９年）进太仆寺改光禄寺卿”，“寻会推大理卿”，已补户部左侍郎代督仓场，厘奸别酌济虚，所派拨京通二仓运转使，三会忌者有所吹求”。“公引咎乞归”。墓志上还说他“方期大用，而赋归田”，“未展其才，而年未竞志也”。由此推算，卢氏归隐，似应不迟于五十岁，亦则万历二十年前后退休回乡， 墓志上又说他归隐后，“长安贵人绝不相闻”可以知道贞维祯弃官后，未再北上，惟与原南礼部尚书朱天球结社于梁山，因此，卢氏的紫砂壶不是为官期间所得，就是归休途中经江浙一带得到的，壶在出土时盖沿已有轻度磨损，也证明墓主生前曾长期使用过。 该据宋伯胤先生认为， 时大彬约生于明嘉靖初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谢世，而卢维祯于万历二十年前购得此壶时，时大彬尚在世，极可能正是时氏创作的高峰时期。 目前，全国各地出土的有报道的较可信的时大彬款紫砂壶还有江苏江阴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曹氏墓出土六方壶，无锡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华氏墓出三足壶，延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墓出“吟余养浩然”款提梁壶等数件，相比之下，漳浦卢维祯死于万历三十八年，为1610年。 入葬年代最早，墓葬资料最完整，墓主的身份也最高 。 继时大彬款壶的出土，1990年7月，笔者又在赤岭乡南坑村 清理了一座墓碑刻“皇清乾隆二十三年戌寅冬日吉旦岁考进士少仪蓝公妣赠孺人徽郭墓男孙立石”的墓葬， 该墓也是由村民盗掘，取出部分文物，但当天便被收缴，第二天笔者即前往继续清理。由于墓葬选在山坡上一个泉眼上，常年泉水不断，棺木泡在水中，丝织品色彩极为新鲜，清理时又从墓坑里找到竹管毛笔二支，竹剔花纸折扇一把。 盗掘时出土的有“丙午仲夏，鸣远仿古”款朱泥小壶一件，墨彩人物山水白釉瓷盘一件，“若琛珍藏”款白釉白花瓷杯四件，带木盒小端砚一件，“蓝国威印”“赤山”，两方寿山石印，椭圆形锡茶叶罐一件，罐中装满茶叶，且有写着“素心”两字的小宣纸一方，应系茶叶的品名。 这件紫砂壶胎色粟红，质致密，表面布满细微小点，素洁无饰，壶作扁圆形，直口，腹中鼓，上下同步弧收，圆足与壶口等大，底平，盖边沿方折，盖顶略平，圆钮，钮中有孔，圆执，执最高处低于口沿约0.1厘米，圆流，执与流都是采用暗接法，与壶身浑然一体，壶底分二行阴刻竖写“丙午仲夏，鸣远仿古”八字，下有“鸣”“远”二个篆印，一作椭圆，一作方形。壶口径，底径均5.6厘米，腹径8.0厘米，主4.3厘米．通高5.2厘米。可惜的是，在盗掘中时，壶流被打碎了一半。 墓主蓝国威，字少仪，漳浦县赤岭乡张坑人，据《漳浦县志》载，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贡生，以叔父，福建陆路提督蓝理（1649－1720年）之力，授三等轻骑都尉。墓中共出的清墨彩山水 人物白釉茶盘是康熙时期的典型作品，花白釉杯的“若琛珍藏”款，也是康雍时期的典型款识，两件均为景德镇的产品，乾隆二十三年为1758年，茶壶的制作年代为雍正十年（1732年），与上述两器的年代也基本相符，推测系墓主在京任职或回乡期间途中得到的。 特别可贵的是，紫砂壶，若琛珍藏杯，瓷茶盘，还有锡茶叶罐，茶叶，构成了一组典型的工夫茶具，也正是闽南地区清代有身份的男性墓通常采用的陪葬品。 陈鸣远，号鹤峰，亦号壶隐，存世年代约为清初到雍正初，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紫砂陶工匠，他除了大量优秀的陶壶杯、盒 、罐外， 还用各色陶土制作大量像生陶，内容有莲藕、花生、荸荠、菱角、胡桃、豆角、板粟等，维妙维肖，几可乱真，此外，陈鸣远还将其雅健的书法运用到作品的款识中，极为鉴赏家所重，在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都收藏了陈鸣远的紫砂壶陶作品，但缺乏可靠的出土资料可资佐证，历来真假难以辨认，蓝国威墓的发现，填补了紫砂陶史的一项空白 。 从这件“鸣远仿古”壶看，此壶制作技艺极为精致，造型典雅，壶盖合缝严密，其中器口与圈足等大，圈足外壁垂直，内壁弧收这一特点与漳浦出土的卢氏“时大彬制”款壶相似。壶底铭文系在将干未干的胎土上以竹刀划刻，一气呵成，没有重笔，其竖笔多先出现一个方折，重刀下轻刀收，横笔多轻刀下重刀收，八个字中“夏”字用草体，仿字作单人作旁加“放”字，“鸣”字的“口”旁作二点。以上的点也与有关陈鸣远的记载相附合。此壶的出土，成为了鉴定陈鸣远作品的标准器。 就在我们清理蓝国威的时候，当地正好又破获了一起盗墓案，缴获了一件陈鸣远制款紫砂壶，这件壶出自一无名墓中，壶的胎土与上述一件一般无二，大小也几乎相似唯造型略有不同，壶的盖钮与上一件同式，钮下弧线下滑，无沿，无圈平底卧足，器底阴有楷书八字“壬子仲冬，名人法古”，分二排竖刻，且有印章两方，此壶的工艺造型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两印章略有不同，铭文相对较为呆板，“壬子”应为雍正十年，该壶若非陈鸣远的作品，也应属当时的高手仿制。 根据闽南地区明代的墓葬规格远远高于清代的墓 葬，也反映了这二个时代不同的葬俗。明万历时期卢维祯墓的夯土层中，外层是厚1。2米的三合土加青花瓷片。三合土都是糯米浆伴红糖、红土夯筑的，青花瓷是买基本完整的青花碗、盘，打碎混在一起夯筑，里层是80厘米厚的纯三合土，然后才是券顶砖构筑的墓室。 在卢维祯的妻子比他早早大约十几年死，死后棺木没有入葬，卢维祯死于万历三十八年，也一直等到万历四十年，皇帝赐祭葬，才双双一起入葬。从墓葬的封土结构上可以看出，那些三合土是同时夯筑起来的。其棺木和墓室之间，都留有大约20几厘米的距离，在这个空间里，各放着一个青花小口罐。从罐里的残存物分析，原来可能装着五谷，这是一种专用的冥器，也就是说，是万历四十年的产品，而时大彬款紫砂壶等随 葬品，则是万历三十八（1620年）随葬的。 明代墓葬的棺木前或者棺材里绝大多数都放着带盖的罐，嘉靖以前多数是素面，嘉靖以后基本都是青花盖罐。卢维祯夫妻墓出土的这对没有盖，比较罕见。一般带入棺中的随 葬品，都是放在墓主的上半身两侧，也就是说，放在死者可以拿得到的位置上。 男棺的随葬品通常为铜镜，梳子，毛笔，印盒，砚盘，砚盘几乎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最常见的是那种既小又薄，穿了一个小洞，可以系上绳子随身带在身边的小石砚。卢维祯是个例外，卢维祯生前用的一块端砚，十几年前被卖扬州文物商店买走。而入葬的则是一对全新的抄手石砚。这应该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漳浦明万历年间的墓葬中，也经常出土小算盘，在目前发掘清理过的墓中，就出土过四件，其中二件保存完好，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绝对年代的木算盘了。均为十三档上一子下五子，其中卢维祯墓出土的算盘，盘珠做菱形，这一发现曾解决了中国和日本算具界长期以来关于菱形珠算盘起源问题的争论。墓葬里为什么放算盘，可能因为算盘是一种计算工具，放在棺木中，表示对死者一生的评价。这就像闽南地区有些地方还至今保存着：在入殓之前，死者身上都要放一杆秤习俗，意义是一样的。 在闽南明清的墓葬中，笔者清理发掘过的几乎都采用男右女左式。二代的葬式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明代的三合土封土层厚，清代薄；明代的棺木剖面呈四方形，棺盖微微弧走，一进入清初，棺盖前部就明显地上翘，其变化极为明显。 1990年我们发掘了男墓主为郭次吾的夫妻合葬墓，该墓有棺有椁，规制仿古，因为男的死于明崇祯十五年，棺木是方形的，而女的则活得比较长，死于清初，从封土的叠压情况看，是后葬的，棺盖头就明显地呈弧线上翘。 1997年，笔者又对县医院工地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蔡新的墓进行了清理发掘。蔡新是闽南地区官职最高，也是历官时间最长的，几十年的宦海一帆风顺，几乎没经历过什么风浪，活到92岁，但是他的墓，只有20厘米厚的三合土夯层，墓室的用砖规格也很小。墓前只有一座嘉庆皇帝的祭葬碑 。 蔡新这样的高官尚且如此，级别比他低的官员墓葬当 规格也比他要简陋的。墓葬的规格降低，随葬品也相应地减少，同时也因为清代墓的规格低，封土质量差，大部分被自然破坏，墓碑移位，墓穴坍塌，棺材尸骨一同腐朽，随葬品能烂掉的也就全烂了。曾出土陈鸣远壶的蓝国威墓，葬在泉眼之中，选址奇妙，棺木完好如新，连丝织品也保存得很好，但这只是一个例外。通常能够在棺木尸骨腐朽以后还保存下来的只能是石器和陶瓷。石器一般是砚台，但以砚台入葬的，只能是读书人，在当时，读书人毕竟只是少数，剩下来的就只有陶瓷器了。 所以，明代规格低的墓葬常常只保存一个青花小盖罐，清代的墓葬，瓷器通常就是茶壶和茶杯、茶盘。多数是只一把茶壶，其次是加上小茶杯，较完备的加上茶 盘和小锡罐。这一葬俗大约在道光以后最完备，几乎是每个正常死亡，按正常葬式操作的男棺里，都可能放进工夫茶的茶具。 由于墓葬规格大体相近，随葬品，保存情况也大体相近，大量的发现，甚至给闽南人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清代的墓葬里只埋进 茶壶和茶杯。 功夫茶充实了闽南人的精神空间，填充了是很多人的空余时间， 农村的小茶室里，夜夜聚集着情投意合的人们，对着一壶茶说古道今，谋划着身边有关的大事小事。影响、干预着当地的各项工作。一些人则凭借一杯浓茶，一把好壶炫耀着自己的身份、塑造着自己的形象，有的人即使衣食无着，也可以凭着一把壶，成为精神上的富翁，关于茶的话题，关于壶的传奇，也伴着很多老人渡过余生。 在最后的日子里，女人带着代表她身份和形象的东西，带着作为一个女人生活中必须的东西入葬。而男人则带着他生活中他追求的东西，他喜爱的东西入葬，这时，他们可能别无选择，只要带上一把茶壶。 明万历年间，卢维祯随葬品有近二十件，只带进了一个时大彬制紫砂壶，而蓝国威除带进了陈鸣远制紫砂壶，还带进了“若琛珍藏”杯，康熙墨彩茶盘，甚至一个装满茶叶的小锡罐共四件茶具，此外只二杆毛笔，一方端砚，茶具成了随葬品的主体。从卢维祯死的1620年到蓝国威死的1758年约130年之间，茶具从简约的一个茶杯，发展到茶壶茶具茶叶罐皆备的时期。 随葬品的变化，反映了茶俗的发展，卢、蓝二人间隔的时代，正是闽南地区的工夫茶从出现到成熟的时代。 清初的墓葬一般都保存得不好，地上和地下的结构大多数被自然所破坏，难以辩认， 当地出土的很多小茶壶，所以，清代的紫砂壶，多数是在无主的荒冢中出土的 。 漳浦县城西郊，是古代传统的墓葬区，特别是明清二代，政府和一些有钱人就先后在县城西郊的大垄坂、梅林铺、好景山、东北郊的浮丘、西北郊的演武亭等地置了几块义冢，无偿地提供给那些无力买地营葬的贫民，也包括一些生活水平较低、在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义冢一般结构更加简陋，一付薄棺材，几乎都没有采用壳灰夯筑，更不可能用砖头构筑墓室。这样的墓葬，十年八年以后，多半就会因为水土流失，夷为平地，而那些小小的墓碑或成了桥板、或被张冠李戴，墓平了，几年后，新的墓又埋上去了，就这样，几百年过去了，这种义冢区可能拥有二层，三层、甚至更多层的墓葬，一层层叠压。但就是这样的乱坟岗，却不断有紫砂壶出土。 1974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在这个当年的义冢区挖树穴种柑桔，一个直径1米，深1米的树洞挖下去，有时同时可以挖到二三个叠压在一起的墓：比如下面的一个可能是明代万历的，中部一个清乾隆的，最上层的是光绪的。记得曾经在同一个柑桔穴里，先后挖到过二个小茶壶。 196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笔者在一个农业中学里，学校的附近是一遍毁于大瘟疫的古村落遗址。一大片荒野上，上纵横交错地摆满了断墙基、碎砖瓦，其间也布满了无主的小坟，农场动用了大型拖拉机犁地开荒，一些农工天天跟在拖拉机后面、拾草根，搬乱石等等，小玛璃珠 烂侗镜，破碎的瓷杯片等等随时都可以拾到 ，拾到几件小茶壶，也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好事的人挑上一个完整的，带回来丢在房前屋后。让邻居看一看，玩一玩，随后就打碎了。 虽然当时有能力买到茶叶的人则很少，但把这种茶壶保存了一下来，作为自己的茶具的人还是不少。 当时我大哥就捡了几把，并且带了一件回老家给父亲泡茶，后来父亲去世时，又把这个茶壶重新带回了地下。 闽南人并不忌讳 用出土于古墓里的茶壶泡茶，很多人甚至认为茶壶在地下埋久了，阴气足，有特殊的清凉解毒的作用。属于 “养”得最为到位的茶壶。对于墓葬中的出土物，则认为有特殊的药用功效。过去农村人被铁钉之类的铁器扎伤了，伤口发炎，最流行的办法就是用棺材钉煮水喝，说是可以消炎化肿，防止破伤风。在卢维祯墓出土的“时大彬制”壶中，也填满了茶叶。当天就有数人赶来索取，给家人作为抗癌止痛之用。更有甚者，有的甚至取新出土的棺木残片，或者棺床底的木炭煮水，作为消暑解毒的良药。 对于墓里的东西尚且如此看待，对墓中出土的紫砂壶当然更是无所忌讳。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用墓里出土的紫砂壶当茶具使用，不会是有意附会风雅，也不一定是对紫砂陶艺术的热爱 ，可能简单到只是不忍心把一个好好的茶壶丢掉，仅仅是对资源的再利用。但是在这个表层的现象下面，可以反映出一种文化现象，那就是闽南人对于以紫砂壶作为功夫茶具的认同，对于以紫砂壶陪葬这一葬俗习以为常的认同。 在闽南地区大量的出土紫砂壶中，除了时大彬、陈鸣远这些大家的刻款外，最常见的应是惠孟臣的扁鼓形圆壶、思亭款的梨形圆壶。此外，常见的还有“逸公”、万兴”、秋圃”、“同德元记”、怀德兴记”、“益记”、“永兴”、“德记”、“许恒茂”、“启明轩”、“陈会元”等等，或用印款或为刻款，其中惠孟臣的款识形式最多，对于闽南人和粤东来来说，惠孟臣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闽南人甚至把所有的紫砂壶都称为“孟臣壶”，孟臣成了宜兴紫砂壶的别称。 这批茶壶多数色彩褐红，朱红，壶体素洁无饰，体量较小，多为四至五小杯．壶高多在五厘米上下，壶形矮扁，作鼓形或扁梨形，平底或卧足，讲究口、流、执三点平，呈直线，或相差0.1－0.2厘米。这类壶，单纯而不事装饰，忠实于作为茶壶的功能，整体构成了对称的体形和明确的中轴线，重心下移在壶的中下部，卧足的处理增强了重心下移的感觉，腹以下适度内收，控制了中心的高度，增加了生动感，使造型稳而不重，安而不呆。而这正是惠孟臣壶、思亭壶、逸公壶们的基本特点。构成了闽南地区出土的紫砂壶或朱泥壶的共同特点。 把紫砂壶为主的茶具作为明清时期闽南男人的主要随葬品，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葬俗，这一葬俗的形成，反映了功夫茶俗对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是紫砂壶和功夫茶历史性的成功结合，二者的互动和被闽南文化所包容的结果。闽南明清这一葬俗的出现使工夫茶的历史原貌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延续，使大量历史上珍贵的紫砂艺术品能够在今天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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