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三位医生连续手术32小时累趴地上的消息感动了无数人。
“医学是良心的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教授的体悟，应当成为一种共识。
获颁院士证书的那天，葛均波远远地躲开了众多记者。他说，自己虽然获得了院士的荣誉，但仍是个普通人，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熟悉葛均波的人都知道，他并非不会说话，而是不会说套话、说假话。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同事，葛均波都坚持“真诚”二字。
与记者的对话，就从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开始。
“良心就是听从内心道德的召唤，对医生而言就是敬畏生命、治病救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
深夜，山东五莲县城医院，一个刚上初中的少年被匆匆送了进来，他的左臂在骑自行车时摔断了。一看是骨折，两位年轻的值班医生马上凭经验为他接上断骨，绑上石膏。
一个月后，少年来复诊，两位医生傻了眼，石膏取下后，本应康复的左臂竟一动不能动。父母急了，孩子的手残废了，将来怎么办？
无奈之下,一家人四处求医。但无论什么偏方，都不管用。
几个月后，父亲打听到附近县里有位老中医，治骨伤很有名。父亲骑上自行车带着儿子，一早便出发,赶到老中医家时，已是天黑。
老先生一把推开父亲送的礼——一袋自家种的花生,说：“我什么也不要。 ”
他仔细询问了几句，又看了看眼前的病人，抓着少年的胳膊一推，少年的左臂立即恢复了活动。
眼泪在少年的眼眶里打转。泪水不只是因为疼痛，更是出于佩服。做医生，治病救人，从此成了少年一生的理想。
二十多年后，这个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少年，成为了原上海医学院派往德国著名医学院留学的博士，他在“心肌桥”领域的突破性发现，震惊了医学界。
↑ 年轻时的葛均波
他就是葛均波。
1997年的一个普通的周末，葛均波照常来到他所在的德国埃森医学院心内科实验室分析资料。一位心肌桥患者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形暗区引起了葛均波的注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半月形暗区并非特例。他立即找出了实验室里所有心肌桥患者的超声图像，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每一例患者的超声图像上都存在相似的“半月现象”。
在此之前，由于心肌桥造成的冠状动脉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在表现上非常相似，但两者的治疗方法却截然不同，如何准确判别这两种疾病，一直是个难题。葛均波的这个发现大大提高了心肌桥的诊断率，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现象”，从此成为了公认的心肌桥诊断标准。
欧洲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称作 “应用血管内超声检测心肌桥的先驱”。 “半月现象”也被赋予了另一个名字：“葛式现象”。
就在众多荣誉和机会纷至沓来时，葛均波选择了回国。
1999年，刚回到上海中山医院不久的葛均波硬着头皮向医院申请了3个BP机。一个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多BP机？
一切为了病人。对心梗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钟开通血管，就多一份生的希望。葛均波把一个BP机交给放射科医生，另一个交给护士，剩下的那个留给自己。只要有急性心梗病人送到医院，3个BP机就会同时响起。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情况，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抢救病人。
很快，在葛均波的带领下，华东地区第一个24小时抢救急性心梗病人的“绿色通道”在中山医院建立了起来。
和时间赛跑，葛均波带领他的团队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中山医院急性心梗患者的成功抢救率已经高达96%以上。
葛均波告诉他的学生，“医生哪怕小小的疏忽，代价可能就是病人的痛苦。 ”当年，给葛均波看病的年轻医生就是因为凭经验接上了断骨，却没有在X光片上看复位情况，耽误了病情。学医以后，他才知道，当时自己是肱骨骨折加脱位，简单的上石膏是无效的。
能看病，看好病，就是葛均波对医生这一职业最初的理解。在他看来，医生的天职就是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为病人解除病痛，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葛均波说：“行医如同做人，最重要的是讲良心。对医生来说，良心不是别的，就是你如果不全力去救病人，就会睡不好，就会呼吸不畅，就会内心不安。若不为病人考虑，而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就不是真正的医生。 ”
“医学不是冰冷的技术主义，而应该注入良心的温暖。医生不仅是生命的工程师，更要努力成为患者心灵的按摩师。 ”
葛均波曾受邀为医院里的年轻医生讲课，题目是“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开场，葛均波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你会说些什么？ ”
回首自己这十年，葛均波的名字和众多“全国首例”“上海第一”联系在了一起：
国内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国内首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上海市第一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上海地区首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脑缺血……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是葛均波的强项。直径不足2毫米的金属支架，一般人想要拿住都很困难，可葛均波却能将它通过一个小小的球囊放置在血管内，为患者支撑起闭塞的血管。
一位近80岁的老人慕名而来，由于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他只要走几步便会胸痛、胸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检查发现，老人心肌最重要的血管已经堵塞了99%。
葛均波决定，为老人“钻”出一条心血管的通道。他手持一根仅有0.1毫米的导丝，导丝上携带一个极其微小的金刚石钻头，在超声波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将血管的堵塞处打通，然后再用球囊扩张血管并安装支架。 “漫长”的一小时后，老人严重阻塞的血管恢复了畅通。
这项技术对医生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不仅要胆大，更需要手、眼、脑的完美配合。看过这场“高频旋磨术”的外国专家无不赞叹：“中国医生有一双巧手！ ”
得益于这双巧手，年仅49岁的葛均波在医学道路上屡攀新高。但回首这十年，他深深感到，光有一双巧手还不够。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只会看病还远远不够，千万不要陷入‘技术至上’和‘机器崇拜’的怪圈。因为比治疗病人心脏病变更难的，是治好病人的‘心病’。 ”葛均波对学生说的都是心里话：“医生不仅是生命的工程师，更要努力成为患者心灵的按摩师。 ”
在葛均波所在的心内科里，有几条“大忌”：患者在讲述病情时，医生不能只顾埋头写病史，看都不看患者一眼，就开出一堆化验单。
葛均波认为，不看着病人就是不尊重病人，冷冰冰地问两句，不可能获得详细的病史，而有时看似细微的信息恰恰能对诊断起到重要作用。他告诉学生：“机器再先进，只见人却不见心，仅凭一张X光片，一张CT报告，一张化验单，医生怎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医生如果过度依赖机器，就是医学的悲哀。 ”
冬天，用冰冷的双手为病人“触诊”，也是葛均波决不允许的。他说：“医学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主义，而应该注入良心的温暖。 ”
从医这些年，葛均波从来没和一位患者“红过脸”。对待每一个病人，他都将心比心，哪怕有时候并不能得到病人的理解。
有一位8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从外地慕名找到葛均波：“葛医生，请你给我做介入手术吧。 ”
葛均波详细了解老太太的病史后说：“在您血管里放个支架，对我来说只是15分钟的事。但以您现在的情况，没必要做这个手术。 ”
患者不解：“我们当地的医生说我的病很严重，不放置支架不行。 ”
“您的心脏病属于稳定性病变，只要不干重体力活，不赶公交车，不会出问题。以您现在的年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反而放置支架后需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凝结的药物，对您来说有脑出血的风险。所以，放支架的弊大于利。 ”葛均波耐心解释道。
患者和家属都急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葛医生就是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假如您是我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 ”一句“假如您是我母亲”，终于说动了患者。
“医生和患者之间绝不是利益交易的关系，否则医学技术虽然进步了，但医患之间的情感却会越来越疏远。 ”
面对医学高峰从来不惧挑战的葛均波，也有觉得“难”的时候。
葛均波的病人中，有很多来自外地，他们大都由于疑难杂症慕名而来。“每当看到有些病人一层一层地解开衣服，从最贴身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一叠钱，里面的每一张都带着他的体温时，我明白必须把他的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 ”
葛均波说：“做一个好医生，有时候难在你不仅要把病人治好，还要让他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如果为了治病把房子也卖了，影响了今后的生活，作为医生，内心怎么会安？ ”
在葛均波眼中，医生和患者之间绝不是利益交易的关系。否则，医学技术虽然进步了，但医患之间的情感却会越来越疏远。
2010年，一名十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小杰找到了葛均波。小杰七岁时在其他医院接受了先心病的手术治疗，但仅仅过了三年，他又出现了胸闷、胸痛、气喘的症状，在学校只要一活动，就会晕倒。
经检查后，葛均波发现孩子的心脏已经出现衰竭，尤其是左侧的主冠脉非常狭窄，一旦堵塞，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当地医院告诉小杰父母，只有到上海去做心脏移植。葛均波却认为，小杰的年龄太小，由于心功能不全，他的身体发育也非常缓慢，进行心脏移植的风险太大，而且与孩子相配的心脏供体短期内也很难等到。经过再三研究，葛均波决定采用微创介入技术，打开小杰严重堵塞的左冠状动脉。
刚上手术台，小杰就哭了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葛均波笑着说：“孩子，你要勇敢，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伯伯给你治好病，你就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过节了。 ”
葛均波熟练地在孩子的左腿股动脉处打开了一个约2毫米的小孔，他准备从这里把细小的指引导管放置到小杰心脏左冠状动脉的开口处。这根导管能够帮助指引导丝和携带有支架的球囊支架系统输送到血管的堵塞处，重新打开严重堵塞的左冠状动脉。
类似的介入手术葛均波已经成功完成了上万例，但这一次，他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小杰的身体发育情况差，其体内的血管并没有长到10岁孩子的正常水平，即使用最小的导管进入，尺寸还是太大。
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手术台上的小杰忍不住哭闹了起来。孩子的身体一动，导管随时可能刮破血管内膜。为了避免意外，葛均波决定请麻醉科医生为小杰进行全身麻醉。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小杰的心跳和呼吸刹那间全都停止了，他的身体抽搐起来。一旁的助手连忙进行心肺复苏。
10分钟过去了，小杰的心跳依然没有恢复。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经过两个小时，坚持进行抢救的葛均波终于把小杰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小杰的心跳恢复了，但手术宣告失败。
“我们尝试了五六根导管，没有一根可以跟小杰的血管匹配。 ”走出手术室，葛均波向小杰父母解释道。
“我孩子的苦是白受了吗？ ”看到孩子父母的眼泪，葛均波也留下了泪。
眼泪并不意味着放弃。葛均波马上联系国内所有的导管生产厂家，结果却发现，没有一家生产儿童适用的导管。葛均波又想到了日本的心脏病专家。一问之下，日本有特制的导管。
有了特制的导管，小杰的第二次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
新的问题又摆在了葛均波的面前。为了救小杰，其父母已经在4年前的第一次手术中花费了十多万元，这一次，这个来自农村的家庭再也无力负担。
在葛均波的努力下，日本的导管公司、支架公司全都决定不收取任何费用，心内科的医生们也都纷纷为小杰捐款。小杰的父母喜极而泣。
小杰的身体一天天恢复了健康。但目前我国仍有数十万冠心病患者需要放置支架。几年前，一个进口药物涂层支架的费用要将近4万元，有些患者还需要同时放几个支架。葛均波对此万分感慨：“这样下去，有几个病人用得起啊！ ”
令葛均波忧虑的，除了高昂的医药费，还有进口支架的“后遗症”，当支架上的药物全部释放后，金属支架有可能引发炎症，一旦引起支架血栓，患者的死亡率高达40％。
葛均波下决心研制一种新型支架。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最终，由他们研发的“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大大降低了支架血栓率的发生率。
而且，由于全部国产化，这种新型支架的价格是1万多元。眼看着这种国产支架获得患者青睐，原本价格高昂的进口支架被迫降价。
葛均波觉得，用最少的钱、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为病人治疗，也是医生的良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