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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11日 00: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李新宽 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是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大转折点。从消费视角来看，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消费性质、消费主体、消费品种类和奢侈消费观念的变化上。消费增长的基础是生产力的提升，但消费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变革、重商主义的诞生和社会的转型。消费视角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历史研究的多元维度，深化了对重商主义的认识，为当今我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吴于廑先生曾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等文章中对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作过深刻的论述①。本文以吴先生的立论为基础，尝试从消费视角来考察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 一、从消费视角看农本向重商转变的体现 消费与生产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卡洛·M.奇波拉曾经指出：“任何经济体系的功能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那就是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视角紧密联系，反映了同一个现实。”②但是消费本身在东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即使在经济学中，消费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学习惯上以生产作为分析的起点，导致消费概念发育不全，只有统计估算③。特别是中世纪史家，很少涉及消费这一主题，主要是由于相关资料匮乏④，以至于约翰·布鲁尔和罗伊·波特断言存在着消费的“中世纪空白”⑤。但是随着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西方消费社会历史考察的视野从近代早期不断向中世纪晚期延伸，从消费角度来审视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从消费性质来看，主要体现在生存性消费向时尚性消费的转变。 吴于廑先生指出，农本经济的目标在于最大程度上实现自足，是生产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经济，交换在原则上没有必要，即使有也无足轻重⑥。也就是说，在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时代，消费仅仅是为了生存。詹姆斯·W.汤普逊也认为，在封建的盛世，庄园的自给自足是真实可信的，虽然盐、铁和磨石等需要从外面运入，但主要的必需品，甚至包括葡萄酒、啤酒、麻布等物品，都是在庄园上自己生产或制造的，也是在庄园上消费的⑦。玛丽安娜·科瓦雷斯基强调：“在中世纪早期，农民自己种植大部分食品，自己生产其他物品，比如呢绒，当时城镇需求很低，因为城镇很少，即使是贵族也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地产生活，消费经济不是很活跃。”⑧贝内特指出，中世纪的农民住在低矮简陋的小屋，常处于饥饿的边缘，必须竭尽全力来维持艰难的生存，尽力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⑨。在这样一个自然经济的时代，虽然王室和贵族等特权阶层有时会讲究一下排场，但他们主要消费的还是自己领地的产物，“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⑩克里斯托弗·戴尔认为，消费在中世纪出现重大变化发生在1375—1520年期间，普通大众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人均衣物、住房、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普遍增长，需求受到时尚的影响，并得到裁缝、木匠、绸布商和其他靠消费增长谋生的人的推动(11)。到17世纪末，消费已不再是一种对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超越了物质享受的层面而成为一种身分诠释方式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为。特别是英国，形成了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社会，中等阶层在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能力十分强劲，追求时尚，讲究品味，攀比和模仿成风(12)。而在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强力推动下，巴黎成为时尚消费之都，“全欧洲所有城市里的人们都成为法国大餐、时装和设计的奴隶，而大餐、时装和设计，则要极力仿效巴黎的款式。”(13) 从消费主体来说，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体现在从特权消费阶层向中等消费阶层的转变。 桑巴特指出：“中世纪早期的财富几乎完全是由地产构成，而且正是大土地所有者(教会除外)构成贵族。那时，富裕的市民还不存在。”(14)因此，此时的消费主体是王室和贵族，但是，“这一状况在13、14世纪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那一时期并非从封建关系中产生的大额财富迅速积累”，“这些新财富应打上中产阶级而不是封建的标记。”(15)这些早期资产者迅速成为消费的主体，汤普逊在谈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时，指出除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军役制等方面的变化外，还反映在资产阶级的广泛影响上，“资产阶级乃是社会中一个新阶级；它代表着一种由封建时代即已得到承认的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这个资产阶级既能够也愿意为了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花费金钱。富商大贾建造起一幢幢富丽堂皇的住宅，比之先前的贵族宅邸毫不逊色，如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宅邸。他们餐桌上摆着金银餐具，身上穿着裘皮丝绸。”(16)这样就导致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显著现象，那就是西欧各国制订了大量禁止奢侈的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为禁止新发迹阶级在衣着、餐具、家俱、珠宝上过度挥霍浪费钱财”(17)。到了近代早期，随着市场的扩展和致富机会的增多，在土地精英和穷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18)。中等阶层作为消费者，在17世纪就成为新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最大市场(19)。琼·瑟斯克甚至认为，在17世纪形成的消费社会，“不仅涵盖贵族、乡绅和富裕的约曼，而且包括卑微的农民、劳工和仆人”(20)。 从消费品种类来看，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单调的地产消费品向多样的全国乃至全球消费品的转变。 在农本经济条件下，消费品主要是本地生产。罗伯特·福西耶提到，10世纪人们肚子里塞满了豆子，11、12世纪饮食有所改善，到12世纪肚子里有了牛肉，但面包仍是主要的食物。西多会士一天的食物定额是300克，在1125年饥荒前后，好伯爵佛兰德斯的查尔斯为每位穷人准备了1000克的食物。根据对北德意志一个垃圾场的考古发掘，表明饮食中的动物蛋白比例有所增加，牛肉消费增加，但猪肉消费停滞不前，羊肉和野味基本消失。在发生饥荒时还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21)。王室和贵族即使偶尔举办奢侈的宴会，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言，这些宴会还没有讲究的烹饪，“读者不要受历史上某些有名的宴会，如勃艮第的瓦洛家族豪华的宫廷筵席的迷惑：美酒像泉水一样流淌，房间里陈设豪华，化装成天使的儿童拴在绳子上从天而降……那个年代炫耀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最令人艳羡的也不过是酒池肉林而已。”(22)到了中世纪晚期，每个人的食物、饮料消费量和种类都增加了，工资劳动者、农民和工匠能吃更多的肉和鱼，喝更多的啤酒，有更多的机会吃到白小麦面包，喝到大麦芽酿的啤酒，下层民众的生活日益接近贵族家庭的日常饮食(23)。近代早期，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开发，来自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品的种类。米森描绘了18世纪初期伦敦富裕绅士或殷实市民的晚餐，共有10种或12种常见的肉类轮流上桌，正餐有两道菜肴，大部分是肉类，间或与蔬菜搭配，或者浸泡在奶油中，这两道菜总是轮替上桌，构成了中产之家的日常晚餐(24)。由此可见，来自国内甚至海外市场的肉类、蔬菜、水果、饮料成为日常饮食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香料、糖、咖啡、茶、葡萄酒、烟草、印花布、瓷器等海外商品逐步由过去昂贵的奢侈品普及成为廉价的中等阶层日常消费品，其它消费品包括房间的装饰品也有许多是从世界市场进口而来，或者使用的是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西欧人的消费品味和消费结构。 从奢侈观念来看，农本向重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奢侈的去道德化。 赫克歇尔认为，中世纪观念和重商主义之间最广阔和最具决定意义的鸿沟就存在于道德领域，重商主义从目标和手段双重意义上都是去道德的，道德考虑在许多重商主义作品中完全消失了(25)。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概念的历史演变做过细致的研究，“奢侈”的第一定义是贪婪和淫荡，尽管这双重含义不是起源于基督教，但却随着基督教的最终胜利而独占鳌头，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进一步阐释，这一定义成为农本经济时期道德语汇的一个组成部分(26)。尽管一些早期重商主义者仍将奢侈消费视为恶习，但重商主义者倾向于用经济考虑来取代道德考虑，重商主义思想原则上抛弃了任何对奢侈的道德态度，唯一值得考虑的是，一项特定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生活在重商主义引导的方向上前进(27)。到17、18世纪，奢侈逐渐从道德的语境中走了出来，巴本、曼德维尔等人开始站在经济发展角度来思考奢侈问题，认为时尚和奢侈品能够刺激消费，促进贸易和就业，带来更大的普遍繁荣，因而是合理的，从而引发了18世纪对奢侈消费的大讨论，奢侈的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具有积极的含义(28)。曼德维尔之后，奢侈不再是道德文章的主题，而成为政治经济学文章的主题，奢侈成为范围广阔的商业讨论的一部分，詹姆士·斯图尔特爵士、大卫·休谟等人几乎完全把奢侈与商业、便利和消费联系在一起(29)，如大卫·休谟就认为：“增加和消费所有用来美化和享受生活的商品，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商品增加了个人天真的喜悦，同时也成为一种劳动力的储备库，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转为公共服务。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这些过剩品的需求，人们就会陷入懒散，丧失所有的生活乐趣，对社会毫无用处，就不能依靠这些懒散成员的勤劳来维持舰队和军队。”(30) 消费性质、消费主体、消费品种类和奢侈消费观念的变化，从消费层面生动展示了农本向重商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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