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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是被孔子推崇的圣人，“北孔南季”，一时间炒得很热。季札的故事很动人，以“三次让国”为最。目前，对于“季札三让”，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说季札多次让国，不图名利，高风亮节，至德大贤，这是太史公为主的评价；“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也是几千年来的主流意见。一种说季札沽名钓誉，消极避祸，唐代左拾遗、常州刺史独孤及，说季札“不孝”、“不公”、“不仁”、“不智”，“吴之覆亡，君实阶祸”，是吴国灭亡的祸根；有人据此讥讽季札是个徒能空谈、并无实学、“捧不上的刘阿斗”。 两种意见，有天壤之别。窃以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和视野问题。 几千年的文明史，揭示了一条规律：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或发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上升，使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同时得以张扬，使得既得利益（国家、个人）集团，相互之间展开了剧烈的争夺乃至非人性的战争，严重地打乱和破坏了原来的社会秩序和传统观念。春秋时期即是这样，十八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的欧洲也是这样。当此之时，总有一些时代的精英，挺身而出，为天下、社稷考虑，开出各种各样的济世药方。春秋时期的孔子、老子、季札就是这样的精英。 我们不可站在吴国一国的立场上来评论季札。像老子、孔子一样，季札在当时是属于“国际（天下）级”大师人物，他并不只属于吴国，虽然他生长在吴国。我们不能以狭隘的“爱（吴）国主义”来要求他、责难他。季札思考问题和做事的原则，是从整个“天下”出发的。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的理论武器和行为准则。孔子听到季氏“八佾舞于庭”，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发现弟子冉有没能阻拦季氏讨伐颛臾，严厉批评其“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眼看着“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无异于帮凶；自己在鲁国执政三个月，见鲁国政权实在季、孟、叔三家，便极力主张“堕三都”，隳去尾大不掉而越位乱政的国中之城；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到处宣传恢复周礼的理由。虽屡屡碰壁，也不改初衷。 老子见事的角度比孔子要高一些，认为无须像孔子那样到处呼吁“纠偏”，“道法自然”，只要遵从自然规律就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到反复强调“礼”，早失去了道德、仁义，祸乱已生，麻烦已经很大了。老子理论的核心，就是松绑、回归，“无为而治”。能理解和实践老子理论的人不多，也不容易。 差不多跟老子同时代的季札，司马迁誉其“宏览博物”、“见微而知清浊”，当然洞悉当时的天下形势。青铜器的出现，促进农耕的发展；土地和人力成了富贵的资源，利益驱动造成“礼崩乐坏”，以致天下大乱。“春秋无义战”（孟子），诸侯无论打着何种幌子发动战争，其本质都是争夺资源，膨胀自己。 诸侯国内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司马迁），多是骨肉相残。骨肉相残，均是君位传递引起。君位如何传递，常常莫衷一是，且又各行其是。《左传》首篇《郑伯克段于鄢》生动揭示了这一点。母不母，弟不弟，兄不兄。母后乱政，策应小儿子段谋反，致使兄弟相残，人心不古，人伦丧尽，悲情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黄泉下相见”、“其乐融融”盖出于此。“郑伯克段于鄢”六字来自《春秋》，曰“段”不言“弟”；曰“克”实为“杀”（不像“兄”）；曰“伯”不言“公”，因其故意放纵，引蛇出洞，不教而诛（因段出奔而未诛成），非人君所当为。孔子春秋笔法，字字千钧。 历史发展到季札，传位方法已历三种。远古尧、舜、禹是“禅让制”，信奉“天下为公，贤能者治之”、“不以天下为乐，而以天下为忧”。位置是一种责任，一种辛劳，甚至是一种负担。这种理念，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精英。夏朝开始，位置只传给家里人了，变成“家天下”，且渐渐滋生“以天下为乐”的观念，鼓吹“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夏、商两朝，天子和诸侯传位，有父子相传和兄弟相传两种。因为儿子多，兄弟也多，于是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夺君位，愈演愈烈。商末周初，父系氏族社会完全成熟，故文王演《周易》，改《连山易》《归藏易》首卦之艮卦为乾卦，确定天阳、君父之至高无上，乾纲独断。至周公旦时，为改变争夺“上位”的惨烈局面，便正式规定“位传嫡长子”的制度。 季札是东方文化的精髓“道、德、仁、义、礼、智、信”的身体力行者，且终身服膺。 季札鲁国观乐议政，预测国运。听歌、品乐、观舞过程中，他盛赞的是西周遗民辛劳而和谐：勤而不怨（怨恨），忧而不困（困惑），思而不惧（畏惧），乐而不淫（过分），勤而不德（刻意修德），曲而有体（得体），直而不倨（倨傲）；是先王遗风博大而浩荡：五声和，八风平，泱泱大公，如天之无不帱（覆盖），如地之无不载（承载）；指出气势微弱，君权旁落，管理混乱，百姓苦难不堪且有怨无处诉说，是亡国的征兆。 季札出使诸侯，亦为宣扬“以礼治国”。到齐国，劝晏子“让权”以避祸；在郑国，劝子产执政务必不忘“礼乐”；晋国很富裕，也很奢侈，人材济济，却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国将分裂，嘱咐叔向说，你一向耿直“守礼”，要注意避祸；返回途中再到徐国，不期徐君已死，因为一个心中的承诺，将珍贵的宝剑挂在徐墓上，“诚信”顿传天下。 季札晚年，以92岁的高龄，大义救陈，靠的不是兵，他早已归隐也没有兵，他的武器就是在阵前陈说“王道仁政”，止戈息武；而且直言批评吴、楚两国君主不该频繁交兵祸害百姓。 季札即使在归途中给儿子举行葬礼，无论是坑的深度、死者的服饰、封穴覆土的高度，还是他自己祭奠儿子的言行，尽管简陋，却全都符合“周礼”；深得闻讯赶来观礼的孔子的肯定。 “宏览博物”的季札，在君位传递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当然丝毫不肯违背维系天下秩序的“周礼”。他决不会因“父子之私”而“废前王之礼”，坏了“位传嫡长子”的规矩。“前王”即先王，不是父王寿梦而是周天子。他“三次让国”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提出以“曹子臧”为楷模，足见他以“礼制”、“天下苍生”为重，有不可动摇的行事原则。他更不愿看到诸侯（尽管是祖国）坐大、相互残杀而坏了周天下“礼乐”的大局。 吴国的灭亡，主要在于吴王夫差的骄奢淫逸、远贤近佞、穷兵黩武，也在于孔子的学生子贡，为救鲁国而穿梭于吴、越、晋三国之间的外交奇谋造成。孔子说：“夫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不但子贡（赐）“美言伤信”、挑拨离间，使“吴亡而越霸”的做法，孔子不赞成，就是他“乱齐、存鲁”的具体操作，孔子也不以为然。子贡的举动，在本质上完全违背了孔子“克己复礼归仁”的理念，比较起季札“救陈”的“伸张大义于天下”的做法来，他为自己的弟子（也为自己）遗憾，所以孔子在《春秋》中，不予记载这段历史。这是非常罕见的。据说，这也是《越绝书》的“绝”字的解释，即“吴越春秋”里“吴亡而越霸”的历史为什么在孔子所著的《春秋》里“绝迹”的缘故。 晏子、子产、叔向，乃智者、高士，跟季札的心是相通的，可以与言天下大计，事实证明他们也都照季札所嘱咐的做了，也收到预期的效果。阖闾、夫差，乃愚者、俗人，荒淫无道，利欲熏心，且刚愎自用，不懂天下之大义，对牛弹琴牛不懂，“言之无益”，说了也白说。 “当仁不让”的前提是“仁”。各国争战，称雄称霸，和谐破坏，生灵涂炭，站在哪一辆战车上，都是这个结果，何“仁”之有！“力挽狂澜”也只是稍稍推迟“翻车”的时间。论德论才，崇祯是一流的，也没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无视天下大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决非季札的选择。视富贵如“秋风之过耳”的季札，远离“无义”之政治旋涡，退处江湖，静观天下之变，不失为珍爱生命的明智之举。 【200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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