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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青 《文史知识》200904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突然改道，之后黄水北徙，夺大清河(即济水)人海。黄河历史上有六次大的改道，铜瓦厢决口改道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它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黄河南流夺淮人海的局面，开始了现行河道和现代黄河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黄河改道初期的二十年，即咸丰同治时期，无固定河道，河水在北起北金堤、南达砀山、东到运河的三角地带漫流，泥沙多淤积于此，而下游河道水流缓慢，泥沙不多，决溢较少。即使如此，黄河三角洲地区受灾情况也很严重，仅次于鲁西南地区。有资料称：“自河决南阳，东趋利津人海，武定府属县皆在黄河之委，被河患亚于曹州。”(《郭嵩焘日记》卷1)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堵合贾庄决口，并修筑长达一百九十里的南岸河堤；光绪三年(1877)，山东巡抚李元华又修建了近水北堤一百七十馀里。至此，黄河在鲁西南漫流时代结束，河水东夺大清河，流人渤海，形成现今河道；同时，河患也转移到下游河道，且次数增多。对黄河三角洲造成了更严重的危害。原本漫流的河水汇注大清河后，由于“济小黄大……以全黄之水同注于此，势已不能容纳”(光绪《利津县志》卷1“奏议”)，因而下游河道险情频繁，灾害不断，甚至利津一带有“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说法。光绪十年(1884)，江苏巡抚吴元炳查勘山东河工后奏报：“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为山东患者三十馀年，初则濮、范、巨、郓受其灾，继则济、武二郡膺其害。顾上游泛滥，地方不过数十县；下游冲决，则民人荡析，环袤千里。”(《再续行水金鉴》卷144)光绪至清末，山东遭黄灾的州县共53个。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就有14个州县遭灾，即齐东、惠民、青城、滨州、蒲台、利津、沾化、乐安、阳信、海丰、邹平、长山、高苑、博兴。 黄河改道以后，三角洲地区河患次数增多，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造成的灾祸也就非常惨重。 常年持续的河患使得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自1855年黄河改道至清末的五十七年间，因黄河决溢，三角洲累计有594县(次)成灾，平均每年有11个县受灾。黄河决口后，洪水恣意泛滥。巨浪滔天，大面积的草木、庄稼、动物等被淹没。洪水及所携带的大量泥沙，破坏了三角洲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水系紊乱、河湖淤积。据《山东黄河志》统计，1855年以后，黄河决溢成灾，侵淤徒骇河45次，马颊河7次，北五湖12次。这不仅削弱了蓄泄能力，还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和洼地。恶化了气候环境，从而加重了三角洲地区的水、旱灾害。水、旱灾害进一步造成良田荒芜、土地沙化，尤其以黄河泛滥造成的土地沙化最为严重。黄河溃决之后，由于泥沙的沉积，使大量良田严重沙化，危害极大，实与洪水冲击之害相当。很多地区的土地尽被沙压，水退之后，一经微风。尘土飞扬迷漫，且五谷不生，野无青草，土质极差。山东巡抚张曜在1889年4月的奏折中说：“山东地方十馀年来，黄水为患，灾祲频仍，民间地亩或成巨浸，或被沙压，不能耕种，生计日蹙。”(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张曜折”，转引自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5页)1900年，袁世凯也曾在所上奏折中说，山东滨河各县在夹河以内村庄的良田，水停沙压后，好几年不能播种，更谈不上收获。 除土地沙化外，土地碱化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降雨或洪水灾害，地下水位升高，在蒸发作用下，盐分向土壤表层集结，水去盐留，往往出现盐碱地。黄河决口后，黄河沿岸或其他低洼易涝地区，由于排水不畅．浸泽日久。形成了大面积盐碱地。如蒲台蔡家寨碱地，就是因为黄河改道后河水浸湿及排水不良而形成的，其碱土层有时深达一尺有馀。盐碱地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碱层浅的土地经过挑沟、翻地等方式改良后．还可以种植豆、麦之类的作物，碱性较大的地区只能生长芦苇等，再严重的地区只好完全废弃。 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严重阻碍了黄河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灾不仅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吞没了农田民舍等生产生活资料，使老百姓不能恢复再生产。黄河决口的当年，三角洲地区夏、秋两季均绝产，只得靠截留运河漕粮维持生计。在晚清的奏折、上谕中，黄河决口后类似“淹毙人口甚重”、“居民村庄．尽被水淹”等记载屡见不鲜。据估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的连续三次大决口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死亡人数不下二十万，且“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93页)。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处高地，搭盖窝棚，暂为栖息；济南、武定两府很多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无数。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给三角洲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何等剧烈的灾难性冲击。洪水所过之处，大量土地沙化荒芜，农民失去生产基础；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急剧流失，农业生产急剧退化。 铜瓦厢改道后，三角洲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盐场十之六七被淹没，致使产盐不旺。位于产盐要区利津县的永阜盐场，自从黄河改道以后，大股河水由该场附近奔腾而下，“以致滩池节年被淹，堤坝冲决，且复顶托纳潮，卤气不升”(《光绪朝东华录》卷1，257页)，而使产盐减少。该盐场原有滩池480副．年产量居山东省各盐场之冠，但自咸丰以来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盐滩淹没殆尽，至1894年仅有60副幸存。盐场被淹，河道亦无法运盐。1855年以前，大清河岸高水深，水流清澈，是“盐运往来通津，亦曰盐河”(乾隆《济阳县志》卷4“河道”)，既无水患，且饶水利；山东巡抚张曜也曾在奏书中称：“今山东黄河原系盐河．两岸城廓、村墟鳞次栉比。”(黄矶《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铁岭庆增序”)三角洲地区所产食盐运往淄博、济南等地或通过运河转运全国各地。但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黄河尾闾循大清河由利津萧神庙、二河盖以下牡蛎嘴人海，昔日的盐运通津不复存在。大清河变成了滔滔黄水。由于河道不固定．河水流速过快，一般船只不能航行，盐场不能顺利运出食盐，盐运也就戛然而止。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盐业生产逐渐萎缩，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洪水在给黄河三角洲地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的荒地，吸引了大批的移民。移民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道之初的二十年，泥沙淤积于黄河漫流的鲁西南地区，河口附近三角洲生成速度缓慢，海岸线基本维持在今耿家局子、老鸹嘴、大洋铺、北混水旺、老爷庙、罗家屋子、友林附近。那时，利津、沾化、无棣、垦利沿海地区及河口等地，基本上都是退海荒滩。贾庄口门合龙及两岸河堤普筑后，泥沙急泻，淤积于河口地带，导致黄河尾闾频繁改道，使黄河在以垦利、宁海为顶点，北起徒骇河，南至淄脉沟口的三角地带循环扫荡，填海造陆速度加快，出现了大面积的无主荒地。光绪八年(1882)六月，南北岭子河决，大量泥沙淤盖于昔日的退海荒滩之上。自此，芦苇深处开始有垦户出入。由于当时政府鼓励垦荒，每亩收费甚微，优惠的垦荒政策和肥沃的新生滩地，吸引了周围的百姓。此后。前来耕垦的人户逐渐增多，甚至为争夺荒地纷起争端。由于淤垫迅速，三角洲不断延伸。明朝时期沾化县城距渤海只有六十里，清乾隆时距海一百四十里，而到20世纪初期已距海超过二百馀里。有一首竹枝词对此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年来海若欲东迁．东去潮声向日边。葭浦芦湾三万顷，果然沧海变桑田。”(光绪《利津文征》卷4“诗”)据黄委会水科所、济南水文总站等单位根据有关文献及海图、地形图等资料及实地调查报告分析确认：1855—1938年的83年间，实际行水57年．海岸线向前推进13。3公里，共造陆24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造陆24．6平方公里。这一时期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新建的移民村庄共有303个，其中，利津94个，沾化35个，河口区174个。其后，仍有大量自发移民和政府组织的移民来到三角洲地区垦荒、创业，为今天黄河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1855年黄河改道给黄河三角洲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同时也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为三角洲人民开发这一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社会与历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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