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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旺林 一、何探源并非光绪时人 何探源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2），卒于同治十年（1871）。光绪元年（1875）是在何探源逝世后的第四年。因此，说“光绪年间”“何探源中翰林后，父母相继去世”显然不是事实。何探源的父亲逝世于咸丰九年（1859）五月（3）上旬何探源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不久（4）；何探源的母亲则逝世于同治七年（1868）之前，大约是在同治四年或五年。 二、何探源与张之洞并非同科进士 何探源是咸丰九年（1859）已未科的进士，而張之洞则是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的探花（一甲第三名）。也就是说，何探源比张之洞早四年已中进士。 三、何探源出任知县亦与张之洞毫无关系 张之洞于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由内阁学士出任山西巡抚（这是他首次外任）。而此时何探源已去世十年之久。可见何探源当年得以任职知县，并非“张之洞出任巡抚后”“奏准朝廷”之功。 四、何探源之所以“迟迟没有派出任职”，并非“因家境贫困，为人又正直，不会巴结权贵，朝廷亦几乎忘掉之这个人”。 何探源于咸丰九年（1859）四月二十五日中进士，五月初三日授翰林院庶吉士。没多久就得知其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即回乡服父丧。为父服丧一般是三年或近三年时间。何探源于同治元年（1862）受聘任韩山书院主讲。由此看来，何探源是在为父服丧满三年或近三年之后去韩山书院任主讲的。其当时之所以不选择回京，应是如廖廷相（5）在《前翰林院庶吉士阆中县知县何君传》一文中所说的：“以母老不忍远出”。在其母去世，为母服丧期满后，何探源即回京，时在同治七年（1868）春。到京后，于四月二十八日随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的庶吉士一同“散馆”，“以知县即用”。 五、何探源受任四川阆中县知县是“掣签分配”的结果 说“朝廷不知他的能力如何，便随便放他个七品芝麻官，派到四川阆中县当个小小的县令”，这是不对的。这显然是对清代知县的选拔与任用制度完全不了解。 魏光奇教授的《清代州县官任职制度探析——附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地方行政首脑权力制约》一文（6）中指出：“进士除授知县分三种情况：馆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任用者，带缺出京，不须再到各省候补；“榜下即用”除知县者，分发各省候补；到吏部候选者，归进士班经铨选得缺后赴任。” 何探源正是“馆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任用者”。虽属“以知县即用”，但到何处任职，则要经由吏部抽签确定，即所谓“掣签分配”。何探源也正是这样被“派到四川阆中县”去当知县的。 阆中是古代巴蜀军事重镇，在清代曾做过省会，是四川省行政副中心。阆中县在清代不但是“冲”（地当交通要道）、“繁”（政务纷纭）之县，还是川北道、保宁府二级政府驻地。因此被派任阆中知县也不是“随便放”的。 《大埔进士录》对何探源有较为详细和准确的记述，可供参考。 顺便说一下，何探源只是翰林院庶吉士，并非正式翰林，最多可算是一个“准翰林”。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人发表在新浪网“芙蓉书阁的博客”上的《庶吉士是“准翰林”》一文。 注 1．2002年出版，出版社不详。 2．本文括弧中的阿拉伯数字均代表公元纪年的年份。 3．指农历月份。本文所记月日均属农历的月日。 4．据咸丰皇帝实录和同治《大埔县志·何惇大传》等所记，咸丰九年（1859）4月25日宣布进士录取结果，5月2日“捷报至”何探源家中，这期间不超过7天（（4月份29天）。按此计算，5月3日何探源得“馆选”（选授翰林院庶吉士），“馆选之报至”何家应是在5月9日左右。而何家收到“馆选之报”是在何探源的父亲何惇大“殁后三日”。由此看来，何惇大是逝世于5月6日左右。 5．廖廷相（1842～1897）字子亮，又字泽群，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二年（1876）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假归后不复出，致力于教育，曾执掌金山书院等多间学校。广东英俊之士，多出其门下。 6．刊于《江海学刊》2008年第一期。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04-25 09:12:44发新浪网“芙蓉书阁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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