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追求这个那个，有时追求的过程就带着快乐，有时追求到手得到快乐，这些都不等于我们在追求快乐。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有些活动所追求的是快乐本身，就在“找乐子”。去做的具体是什么无所谓，只要快活就好。詹姆斯区分“快乐的行为”和“追求快乐的行为”，嗑药、买春、溺乐，都属后面这一类。 “快乐的行为”，所为之事是核心，快乐内融在行为中；“追求快乐的行为”，快乐成为目的，其他种种，都是求乐的手段。不妨比较一下买春和情人间的欢爱。买春的人跟谁做无所谓，只要能带来快感就行，自不妨说，求快乐就是他的目的，卖春女只是他达到目的之手段。情人间的欢爱却不能用手段/目的来分析，这一份快乐和这一个情人融为一体，两情相悦，自然而然缱绻难分。缱绻之际涌来多少快乐，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快乐自然涌来，不是他们所求的目的，拥在怀里的情人，更不是达到目的之手段。贤者说，这才是真快乐。智者说，不花钱的性是最好的性。 快乐分成不同品级，而所谓快乐的品级其实是“快乐的行为”的品级，即快乐内融于其中的行为的品级。找乐子，或“追求快乐的行为”，其是否不良，其不良的程度，则要看用来追求快乐的是何种手段。八卦来八卦去，看个毛片，有点儿无聊，倒也无伤大雅。饕餮，吸食麻醉品，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不利。买春直接间接伤害到卖春女。以施虐的手段来求取快乐，不良程度当然更甚，如果这时还说快乐，那的确是邪恶的快乐。 我们即使不跟着道德家去讨伐买春或嗑药，终归不愿自己的儿女去做这些事情。亚里士多德从来不站在苦行僧一边指责快乐，但他还是要说，君子一心专注于高尚的事业，服从理性，而鄙陋之人所期望的就是快乐。再退一步，我们大概还是会承认，比起找乐子，因健康饱满的活动而获得快乐要更为可取。好吧，就算我们全然不加道德判断，最好也能看到找乐子有点儿异样，从而不至于把所有人类活动都说成是为了追求快乐。 二我们做所乐为之事，快乐融嵌在行为中。快乐可能完全融化在行为里，乃至除了行为，情绪是否快乐全无所谓。为了区别于情绪上的快乐，我曾把这种融化在所事之中的快乐称作“志意之乐”。乐于打球，乐于解题，虽苦犹乐，以苦为乐，孔颜之乐，通常都是志意方面的。快乐的情绪让人喜笑颜开，志意之乐诚然也有外部标志，但和喜笑颜开可能毫不搭界。贸贸然看上去，解题人眉头紧锁，登山人呼哧带喘。快乐作为一种情绪有来有去，笑容时间长了会僵在脸上，志意之乐却是长久的——并非我们会在这里找到一种持久的情绪，孔子也会生气、发火、哀叹，但孔颜之乐根本不是一种情绪，而是志意之乐。 我愿提到，谈论性情的词，多半有志意这一端，比如热情，见人就招呼，声色洋溢，是热情的显例；但热情的另一端，是执著于某人、某事，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热气腾腾的。 志意之乐是健康向上的快乐，有别于溺欲之乐。贪食而求肥甘，这是溺欲之乐，引来道德家批评。朋友相聚宴饮，情人间的欢爱，竞赛胜出的快乐，虽然拔不到乐道的高度，但“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王夫之语）。 再说审美愉悦或审美快乐吧。“审美”这个词本来就有疑问，但现在只说“快乐”。有人说，初读堂吉诃德时大笑，再读时掩卷无语，后来读时大恸。审美的愉悦，实在也有情绪之乐与志意快乐之分。通俗作品也许会让人像吃糖果一样产生某种快乐，精深的作品若说让人愉悦，则多是志意的快乐。看悲剧的时候，人通常并没有一种情绪上的快乐、形体上的快乐。人们常随亚里士多德说到恐惧与怜悯，显然，恐惧不是一种快乐。怜悯也不是——怜悯时感到快乐是什么样子？幸灾乐祸的样子？“表现丑”的作品也会让人“愉悦”，与以苦为乐同属一族。 三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在做事，而不是在找乐子。事里，做事里，有苦有乐。 这不是说，我们先经历了痛苦，然后获得了快乐。挥汗如雨打一场网球，并不只到了捧起奖杯时才乐，你同样——甚至更加——乐于在赛场上奔跑击球。通常，苦乐难分彼此。把孩子拉扯大，好不辛苦，但也乐在其中。攀登希夏邦马峰是艰苦还是开心？这里不需要辩证法，也无须计算满目超绝的景象怎么抵消汗水和气促，这里，一分艰苦本身就是一分快乐。据王朔观察，成年男人喜好的东西多半带点儿苦味：烟草、茶、咖啡、老白干、探险、极限运动。幼童的苦乐也许截然分明，但在成年人那里，快乐往往和痛苦交织在一起。呵呵，痛，并快乐着。 苦提升了乐的品质。大快乐是经历了痛苦的快乐，被苦难提升了的快乐。带苦的快乐实际上差不多是高等级快乐的一个标志。 人并非一味避苦求乐，面对艰难困苦，有人迎难而上。苦难让人英雄。我们围在那里听过来人讲他苦难的经历，一脸崇敬。有的人因此喜欢讲述自己的苦难、痛苦、困厄、孤独。甚至不面对听众也要自我悲情一番，从心里夸大自己的孤独和痛苦。细计较起来，让人英雄的不是苦难，而是对苦难的担当，是战胜苦难，是虽经了苦难仍腰杆挺直，甚至乐在其中。 拉伯雷问：“为什么德性、勇敢、力量、豪爽和果断受人尊敬呢？如果没有痛苦挑战，它们又将从何处显出它们的本领呢？”当然，就像我们不是为了快乐生活，迎难而上并不是去选择苦难；有志者投身一项事业，哪怕它要带来苦难。我们崇敬英雄，因为他不畏苦难去从事英雄的事业，而苦难没有压倒他。单单苦难与大快乐毫无关系。被无端而来的苦难压垮，会让人怜悯，而非让人崇敬。因此，大多数听众，听英雄讲述过去的苦难，崇敬之余甚至有几分羡慕，却不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选择苦难——苦难通常把人压垮，而非使人更加坚强。 那么，苦行者呢？他似乎在为自己制造痛苦。他当然不是制造出痛苦以便享受消除痛苦时的快乐。他不曾期盼最后会获得快乐的结果，吃苦就是他的目标，扛住苦难就已经是结果。他生就勇于为事的冲动，却四顾茫然，眼中不见值得以生以死的事业，等不及命运的安排就去一试自己有没有以苦为乐的能力。 四初看，“快乐”这个词的用法实在混乱，俗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乐，壮士攀登希夏邦马峰，也乐，得志小人为轩冕而乐，恶徒甚至从施虐求乐，孔颜乐道，陶渊明乐乎天命，还是乐。 这些“快乐”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也许，我们得靠测量多巴胺分泌水平找出“所有快乐的共同点”？但恐怕找到也无济于事，因为反过来我们不能通过多巴胺分泌水平来理解施虐快感、宴饮之乐与孔颜之乐的区别。 若说各种正常的快乐有什么共同之处，那恐怕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共同之处——快乐是一种上扬的态势，我们说喜气洋洋，不说喜气沉沉，说cheer up，不说cheer down。节庆日，小镇的居民身着华服，歌舞游行，快乐饱满、上扬、洋溢。欢乐的空气笼罩了你，把你带入欢快的人群，时歌时舞，快乐的心情融合在快乐的环境之中。 前面曾说到，快乐不一定指涉情绪。即使“快乐”这个词首先指涉情绪，它也不限于情绪。我们也说快乐的活动，快乐的场面，快乐的环境。环境是快乐的，未必是我们把情绪投射到环境上，通常是反过来，身处快乐的环境，我们的心情变得快乐了。美好的物事自然而然让我们快乐。这种快乐，这种上扬，是个整体的态势，融合着旺盛的情绪，健康的身体，积极的从事。我们祝朋友快乐，并非只是祝愿他有快乐的感受，而是祝愿他整体上健康、饱满、洋溢。 我们说，快乐本身是好的，这话不是说，把快乐的情绪从一种整体状态中抽离出来，这种情绪本身是好的。作为这样一种与整个人、整体环境脱离开来的情绪，作为多巴胺本身，快乐无所谓好不好。虐囚者的多巴胺水平可能不低于成功救人者。若说快乐本身是好的，这个“本身”说的是快乐处在它“本然的位置”之中——当快乐由向上的活动所引发，当它融合在上扬的情势之中，快乐是好的。 健康的身体，积极的从事，美好的环境，这些是快乐心情的本然位置。而且，我快乐，不仅与我的健康、我的积极活动连在一起，也与他人的健康、积极活动与他人的快乐连在一起。若从这种自然联系中抽离出来，与健康洋溢的整体状态脱节，快乐就变得孤立而残缺，它就不那么好了。一味求乐就是如此。 为吃苦而吃苦，初看起来和找乐一样，把苦乐从具有实际意义的处境割离开来，其实两者大不相同，因为勇于吃苦本身就含有向上的志意。为吃苦而吃苦天然就丰厚，不同于找乐那样单薄。有为的青年，都曾这样那样地为吃苦而吃苦。反过来，得避苦就避苦的青年，一定性情单薄。 溺乐之为乐孤立而残缺；等而下之，若下流的活动竟引发快乐，若快乐坐落在毁败和伤残之中，它就是不自然的、变态的快乐。这里说到“变态”，并不只是一种负面的评价，而首先是一种刻画。在施虐者那里，一种上扬的情绪被硬生生按到一种下作的活动上，整个情形是那么不自然，乃至我们很不愿把那叫做快乐，非要用到快乐这个词，忍不住在其前加上邪恶、变态之类的形容词。 如果说施虐的快感把快乐从它本来的上扬趣向抽离出来扭结到堕落的活动之上，那么，德行的快乐则完全来自所行之事的上升。 从善是向上的，古人说，从善如登，德行是上扬的，古人说，生生大德。德行之乐无须伴有情绪快乐，毋宁说，这里的快乐是万物生生的自得之乐。因行有德之事而获大乐是纯粹的快乐，断不是因为它无涉痛苦，倒在于无论多少艰难困苦，只要生命在生长，有德之人就乐于伴此生长，促此生长。有此生生，无论其间有多少生长的烦恼，不改其乐。乐于德行是快乐，不是痛苦，这并非因为整体算下来德行带来的快乐总量超过了有德之行遭受苦辛的总量，倒仿佛，这个“乐于”的体量宏大，无论多少艰苦与痛苦，它都包得住。德行之乐完全融浸在行有德之事的实践中，行外事外的情绪全无所谓。德行者伴万物之欣欣生长，无论他心情何如，都在他生存的根底上通于生生之大乐，是为至乐。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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