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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研究之二:界定与结构

 灵藏阁 2014-07-06
 张法
[内容提要] 西方当代哲学原理对什么是哲学,有三个思路:学科的思路,大问题思路,意义论思路。大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基本框架,对大问题进行的语言分析和意义追问也成为基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西方当代,哲学原理,三种思路,大问题,语言分析,意义追问
 
    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的结构,是服从于关于哲学的界定的,怎样定义哲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决定了应当去怎样结构一定哲学原理。关于西方当代哲学原理的结构,在《西方当代哲学原理:界定与结构》中已经呈现出来了,这里重要讲这些著作对哲学的界定,通过其界定来理解这些哲学原理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从而可以这些样的结构有更深的理解。
 
                               一,界定哲学的三大思路
    关于什么是哲学,有三个思路:学科的思路,大问题思路,意义论思路。后两个也是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之上,因此,先看学科的思路,既从哲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去看哲学究竟是什么。费恩《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遵从罗素的观点,从哲学史发展来看哲学的实质:
 
    伯特兰·罗素曾将人类认识的分支比做一只整理箱,其中哲学家们所讨论的素材被放到标示着“不知道”的隔层里。一旦对于某个既定的主题我们已经探知甚多,可以系统地释疑解惑,此项内容便被转移到另一个隔层里,冠之以其他名目,谓之“物理学”,或是“心理学”、“经济学”诸如此类。罗素的这种表述极为贴切地描绘了哲学的沿革:它周期性地导致了新兴学科、新型学科的产生。这也廓清了那些以为哲学一无是处的错误观念。哲学家的功劳向来得不到承认,对某一难题的研讨一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会被从哲学人手中夺走、交予他人。伊萨克·牛顿、亚当·斯密两人均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各自撰写《原理》和《国富论》的,可二者却分别作为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为后世已及。当代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被誉为哲学家、语言学的创始人,然而其头衔的前半部分迟早会被从百科全书中抹掉。
 
    这样学科史论述呈现了哲学是一个在未知领域里冲锋陷阵的勇士,而却不能占有由自己获得的果实,一旦哲学获得了真正的果实,这果实马上摇身一变,成为与哲学分离的另一学科。这样的描述,让哲学成了一个冲击未知领域的前卫,永远只能做前卫。这虽然有一部分符合事实,但并不完全是事实。因此有了第二种看待哲学的思路——
    大问题的思路。如果哲学永无是探索未知的前卫,那么,在这古往今来从未中止的前卫行为之中,是否有一种哲学本有的特质呢?这一特质不管有无知识领域从哲学中分离,而只看哲学一直都存在的东西。转换角度之后,可以发现,哲学就是研究大问题的。无论怎么分离,分离出去的学科只要面对大问题,仍会成为哲学问题。从大问题的角度去看,第一,无论哲学的分支如何分离出去,大问题本身是不会被分离出去的。正如威尔逊在《哲学简说》中所说的:哲学不是个别性的概念,如赡养费,通货紧缩,透视法,而是普遍概念,因果性,认识,自由,人没有个别概念是可以的,没有普遍概念却无法生活。[1]而他的这本哲学原理著作,就是以七大观念(科学、精神、自由、认识、语言、客观、上帝)构成自己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的问题之为大问题,在于它永远不能解决。因此,科学要来占有哲学取得成就,来占有好啦,是科学的,终有一天要被科学所占,不是科学的,无论何时,终是属于哲学。因此,萨瓦多尔说:“有些问题是能够得到满意解答的,这些问题是科学要处理的问题;另一些问题我们则认为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以一种永远不能尽如人意的方式回答它们,是哲学的任务。”[2]这里“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说到了点上。第二,哲学在思考大问题的时候,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方式,这就是对宇宙人生中的根本问题(大问题)时,具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明晰性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看,哲学不仅是追问大问题本身,而且还要追问自身的追问方式。在近代,就是追问人有没有认识大问题的主体能力,在现代,则是追问人在认识大问题的时候,其认识工具——语言——是否明晰。这样一来,哲学的大问题变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客观的问题本身,而是认识和表达客观问题的语言。一旦认识到语言对于追问大问题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语言对于追问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不是语言的表达对象,而是语言本身成为了大问题。这些一来,哲学的大问题一分为二,一是大问题本身,二是语言分析。二者既是可以有紧密关联的(哲学的大问题需要语言分析),又是可以相对分离的,语言分析可以对一切学科进行,哲学家的任务可以对一切学科的语言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大问题的一分为二,体现为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区别,前者主要把哲学看成是研究大问题本身的,后者主要把哲学看成是语言分析。当然一讲到哲学原理(如本章举的六本原理著作),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了。正如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我们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信念及态度的总和。因此,哲学首先是这种一种陈述活动,这种活动要尽可能清晰和有力地把我们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3]既讲了大问题本身,即“信念和态度的总和”,又强调对大问题的“陈述”,即要求“清晰有力的表达”。但具体言之,从大问题本身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体哲学方面,有大问题中的根本问题(存在,上帝,因果,自由……),二是存在于具体学科的大问题(自我、正义、美……),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存在于具体学科之中,另方面又是在这些学科本身中都是不能解决的。从语言分析本身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总体性大问题的概念进行分析(美是什么),二是对具体学科的根本概念进行分析(艺术品是什么)。
    大问题的理路把哲学之为哲学显了出来,特别是哲学作为语言分析的思路,更是突显了哲学的特色。突显哲学特色是还有另一思路,这就是——
    意义论的思路。这里被强调的是,哲学不是一个具有空间性的领域,而是一个观看和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这一方式,一定是区别于常识、区别于物质、区别于现象、特别是区别于科学的。在萨瓦多尔看来,当各门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心理学……一一其共同的母体——哲学——中独立出去,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越益明晰了。科学把握事实,哲学追问意义:
 
    科学试图解释事物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的,哲学则将自己的任务集中在事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上;科学在谈论自己的主题时(甚至当它研究我们人类自身时!)必须采取一种客观化的视角,哲学则总是自觉地保持这样一种意识:知识必然具有一个主体,人类必然是它的主角;科学渴望认识存在的事物和所发生的事件,哲学则会去思考为我们所知的发生的事和存在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科学寻求知识而不是纯粹的假设,哲学则想要知道我们的知识整体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4]
 
    在语言分析把概念清洗作为哲学主要任务从而作为哲学的主题的地方,内格尔也还是从意义论的角度去言说。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一些平平常常的概念,却从未加以反思;而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去询问和理解这些概念。历史学家可能会问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而哲学家会问:“时间是什么?”数学家可能会探索数之间的关系,但哲学家会问:“数是什么?”物理学家可能会问原子的成分是什么,或者重力是由什么引起的,但哲学家会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之外,还会有别的东西存在?”心理学家会去研究孩子是如何学一门语言的,但哲学家会问:“是什么使得一个词意指某个东西?”任何人都可以问,不买票溜进电影院是不是错误,但是哲学家会问,“是什么使得一个行为有对错之分?”[5]
 
    意义论让我们知道,一个问题是怎么成为哲学问题的,同时也说明了无论那一学科占有了哲学的领域,但具体学科占有的只是这一领域的知识,而不是这一领域的意义,任何一个具体的知识要把这一知识与知识之后或之外的更大的整体联系起来,才获得真正地意义,因此意义的追问在知识之外,属于哲学,但哲学的意义之问,又与这一具体的知识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永远不会被科学所占有。
 
                     二,西方当代哲学原理的基本结构:以大问题为中心
    西方当代哲学原理著作中从这三大角度(大问题、语言分析、意义论)对哲学定义,正好突出了哲学特有的内容:哲学是研究大问题的,语言分析是一种基本的方式,意义追问是其主要的特质。何为大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基本框架,语言分析和意义追问一方面是对大问题的分析和追问,形成哲学的基本框架,显出了哲学的专业性和哲学自身的题域,另方面又可以对任何领域的事与物,任何学科的内容和概念进行分析和追问,显出了哲学的普遍性的哲学对广大领域和整个世界的关联和参与。
    从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看西方哲学的语言分析和意义追问,可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语言分析是一种西方的确定性追求和明晰性追求突显了出来。这样一种语言等于世界等于心灵的西方特征,与东方哲学的语言小于世界小于心灵、从而讲究言不尽意、希望去体会言外之意的东方哲学明显地区分开来。体会这两种差异,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极有意义。第二,意义追问把任一事物或知识分为实与虚两个部分,实的部分是科学或常识的问题,虚的部分是哲学的意义追问。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哲学的意义论提出了一个东方哲学的虚实问题。在这里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极有意义。
    前面说了,西方当代哲学有三种界定哲学的方式,一是学科方式,二是大问题方式,三是意义追问。这三种方式构成了三种看等哲学的视点,由不同的视点看去,对哲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从学科出发去看哲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哲学在每一次决定性的成功之后,都有部属分离出去,有一种失落的伤感,另方面看到人始终都面临未知,从而哲学永远都不会消失,又有一种巨大的欣慰,并为领悟到了哲学的前卫性而倍感自豪。
    从大问题出发去看哲学,特别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对大概念的分析、思考、把玩。威尔逊甚至把它称为“概念数学”。哲学就是深入到概念之中,去体其丰富的意蕴: “越是深入的一个概念,我们在生活中,在此概念跟其它概念的关系中,就越是能感受到它的广泛影响。一个深刻的概念蕴含许多较高层次的概念,这些蕴含有时可能是明确的,但也可能是骓以捉摸和隐约难辨的。由此推断,倘若我们要理解我们的概念网络,那么,详细说明这些蕴含,辨明它们,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致力于明白易懂地概述概念关系,是从事哲学的一个动力。”[6]而概念之网,让哲学家有了哲学的自觉:所有的哲学概念“都跟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概念网络,是我们由以思考的东西:它解释我们是历史特定时刻的能思考的生物。由此推断,任何深刻概念的变化都是相关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的变化……哲学家们都伴随着这类的变化。他们的职责就是去密切注视,由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对我们有关人的可能范围内的概念,所产生的压力,并去发现我们的概念系统为回应这些压力而可能形成的形式”[7]这时,哲学有些像数学而又有自己的特质:“如果说,数学处理数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在有些领域是稳定不变的,在其它领域是演变的),那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就是概论的数学。像数学一样,哲学并不牵涉实验或野外作业,只和‘永恒’真理打交道。此外,哲学也像数学,只是数学可能有相当直接的效用,可管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而哲学的实际重要性是更普遍的,其时间跨度能以若干世纪计。另一方面,哲学又不像数学,不能指望强制它拿出证据。和数相比,概念更富于意义,却也更模糊不清。”[8]正如数学游戏让数学家感到快乐一样,概念的游戏让哲学家感到快乐:“如果接受将哲学作为概念数学这一观念,一个快乐的后果就是,哲学家的地域分歧不仅是可以预期的,而且也是确实有益的。当哲学家们意见纷纭时,他们其实是在探索概念可能演进的不同方式,和探索摆脱概念困境的不同路线。这同一观念也解释了哲学总是要发问的意向,就如苏格拉底所说,它像一条刺人的魟鱼令人惊呆。哲学似乎用没有答案的问题去创作取乐,因为哲学的问题来自概念的缺陷或冲突的区域。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无异于表明,我们(尚)没有概念去判断这些问题何能去解答,这意味着,哲学的职责就是去思考当前难以思想的东西。它的艰难是一点都不奇怪的。”[9]这里有西方哲人特有的对概念的求索和赏玩,并在这求索和赏玩中的快感。想一想,同样是思考当前难以思想的东西,东方哲学不是去求索和赏玩概念,而是以无言的方式去对待,老子说:“知者不言”,孔子是“子欲无言”,在最高深的哲学问题,东方哲学呈现的是佛陀拈花,伽叶微笑,拈花微笑既体现了最高的智慧,也体现了最大的快乐。
    然而,当不从概念赏玩的角度,而从意义追问的角度去看,个体性视野和明晰性要求的西方哲学框架里,一种巨大的荒诞感产生了出来。内格尔《你的第一本哲学书》的结尾篇“生活的意义”,呈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由意义追问而来的结果:
 
    或许,你曾经想过,万事皆不重要,无非过眼云烟,因为百年之后,你就归于尘土。这种想法甚是特别:虽然我们百年之后都会死去,但是,如何能由此推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呢?
    道理似乎是这样:我们在名利场中你争我斗,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出人头地,但是,除非这些成就是永恒的,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无意义。然而,这些成就并非永恒。即使你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从今以后将会被传诵千秋万代,但是最太阳系会寂灭,宇宙会达到热平衡或者坍缩,你所做的一切也会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无从企及这样的永恒。如果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也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找。
    初看起来,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找具体的意义,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你能够说清楚你所做的大多数事情目的何在:你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吃饭是因为你饿了,睡觉是因为你困了,去散步或找朋友玩是因为你爱好如此,读报纸是为了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不做这些事,就会了无生趣:既然如此,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巨细活动、是非成败,进退沉浮都只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做的大大小小的事,大都可以合情合理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但是用这种方式,却无法解释作为整体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看起来它根本没有意义。跳出你自己的生命之外来看,即使你从未存在过,这也无关紧要;在你死后,你确曾存在这个事实同样也无关紧人。
   当然,你的存在对于其他一些人——例如你的父母和其他亲友——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就整体而言,他们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虽然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然而这上点本身也是无关紧要的。你对他们很重要,他们对你也很重要,这让你觉得你的生命很有意义,但是说白了,你们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只要是一个活着的人,总会有一些需要和关怀,让他觉得他生活中特殊的人和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跳出来看,一切都是无关紧要。
    不过,就算一切都无关紧要,那又有什么要紧?你也许会说:“那又如何?我是否能在火车开车前赶到车站,或者我是否民得喂我的猫咪,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就够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也能活下去。”这个回答的确铿锵有力。但是,除非你从来不想根本性的问题,不去追问生活整体有什么目的,这种回答才能奏效。而一旦你开始想这类问题,你也就触及到了这种可能性:你的生活毫无意义。
    当你想到自己百年之后,终归一死,这就是你的生活放在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因此,你生活中那些较小事情的意义看起来就很不够了,因为似乎有更大的问题尚待解决。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整体和某种更伟大的东西发生了关联,那又如何?这是否意味着,说到底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你的生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而具有更伟大的意义。你能够参加政治或社会运动,为了未来的世界更美好而奋斗。你也能够设法让自己的子女及其后代过上好日子。或者,你也可以在宗教中寻求到生活的意义,你可以把自己的尘世生活仅仅视为一种准备,准备好在未来的应届生中和上帝在一起。
    如果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和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和千万年的人的联系——我已经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是作为某种更大东西的一部分才有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这个更大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要么它和某种比它还要大的东西相联系,要么它就是最大的了。如果是前者,我们只需要重复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后者,我们对意义的探询就以某种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告终。但是,如果说这个包含你生活的更大东西可以没有意义,那么你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不能没有意义?如果你的生活一定要有意义,那么为什么那个更伟大的东西可以没有意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所有这一切(人类历史、世代延续等等)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生活的意义在于宗教之中,问题就有些不同了。如果你相信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满足上帝的意愿,回应上帝的爱,并且在永恒中见到上帝,那么就不好再问:“这又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似乎本身就有意义,它并不需要在自身之外还有别的目的。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上帝”这个观念看起来可以解释其他一节,而自身不需要被解释。然而,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上帝”这个东西。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有人回答:“是上帝把它造成这样的。”我们就不禁要追问:“为什么上帝要把它造成那亲?”什么样的答案能够一劳永逸地满足我们“为什么”的追问呢?假如说我们能够满足于某个答案,那么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先前一个答案?
    如果将上帝的意旨作为我们生活的价值的意义的最终解答,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旨”这一观念赋予生活以意义。人们不必问“上帝有什么意义?”正如人们不必问“为什么会有上帝?”一样。
    把上帝作为最终的解答,问题就在于这个观念令人费解。是否真的可能有某种东西包容世间万物,因而赋予它们意义,但是它本身却不能有,也不需要有任何意义?是否因为上帝是“至大无外”的,我们就不能从外部询问上帝的意义了呢?
    即使转而认为上帝把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某种意义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这也于事无补。将上帝作为最终的根据,正如将上帝作为最终的解释一样,只不过是给了这个一直萦绕着我们的问题一个无法理解的答案。然而,或许上帝的确是全部的意义,只是我不能理解这些宗教观念。或许相信上帝存在,也就是相信整个宇宙最终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我们人类不能理解,只有上帝才能理解而已。
    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让我们回到人类生活这个较小范围的问题上。即使生命作为整体是没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也不必为此担心。或许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然后照样过我们的日子。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更地关注眼腾的人和事,只从你自己的以及和你有关的人的生活中去寻找意义,而不要跳出来看问题就行了。如果有人问你:“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个学生、一个待应生]还是别的什么人,你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你可以这么回答:“这么问毫无意义。如果说我根本不存在,或者我对万事万物都漠不关心,这也无关紧要。但是我地确存在,并且有我所关心的东西,这就够了。”
    这样的生活态度会让有些人感到非常满意,而让另一些人感到心灰意冷,虽说他们也只能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是仅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分动力就来自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如果浮生若梦,万事无常,最终都归于黄土,那么或许这种重要感就有点荒唐了。然而,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背负着这种重要感,那么我们也只好安于这种荒唐。也许生命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是一出荒诞剧。[10]
 
    从意义进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问,很容易问出荒诞来,这在加谬和萨特的存在哲学主义中已经出现过了。对于哲学原理来说,这一荒诞感可以由大问题和语言分析这两者来予以平衡。在原理之外则有海德格尔从意义论本身一往直前,通过回到古希腊,走向东方,在一种拈花微笑的境界中得到了天地神人一体的平静。虽然,这已经是在西方当代哲学原理之外了,但却暗示了西方当代哲学前行的另一种可能。
    言归正传。西方当代哲学原理以大问题,语言分析、意义追问为三大支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原理著作的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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