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普通，对于他人而言如此，对于万物而言亦然。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尽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但是每一片叶子终究只是一片叶子而已。每一颗心灵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孤独而普通的灵魂，你的特殊性和他的独特性实质上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在上帝眼中、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独特性并不会比一只蚂蚁的独特性好在哪里。万物有灵，皆源自天地自然之恩惠，只是人类侥幸成为这众灵中最善于自我修饰的一类罢了。 人与万物的区别是什么？人拥有思维、智慧、理性？还是人能够劳动、创造？亦或人能够征服自然统治万物？人类确实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从天空到大地、从森林到海洋，无所不包，然而人类绞尽脑汁、引以为豪的成就不过是将活生生东西改造成供人使用的冷冰冰的死物；人类妄想充当造物主，但这世上最精密的仪器甚至不如一只苍蝇来的复杂完美而有活力；人类幻象创造世界，却没有赋予生命的力量。拙劣的模仿使人类显得愈发的无知。然而，这一切怪罪于谁？ 西方文明么？ 现代意义上人的觉醒起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对理性的推崇使人从宗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并促成了人的自我意识苏醒。自此，人类越来越意识到“理性”作为上帝赋的恩赐是多么的伟大。然而，一路狂飙突进的另一面却是自我的极具膨胀，自然沦为客观的、外在的“它者”理所应当的成为被人类认识、利用甚至征服的对象。欲望胁迫理性，理性裹挟着欲望将人类引向了战争的深渊。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笼罩在西方上空的理性神话，重新认识自我、反思理性意义的呼声应运而生。反思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粗暴的否定。理性，作为上帝赋予人的最独特的性质自然没有错误，认识理性、运用理性更是人类应有之事，然而任何事情一旦过了头、一旦不那么纯粹，麻烦自然而来。盲目崇拜理性背后的实质乃是人类看到运用理性在满足人类欲求方面所无法比拟的实用性。叔本华希望意志（欲望）作为一个强壮的盲人，倚靠在明眼的跛子（理智）肩上，然而理性却成为无尽欲望的帮凶。 那么怪罪于欲望么？ 万物皆有欲望，何况人乎？生则有欲，而生本身即是万物最基本的欲望。如何将人类的欲望控制在合理的、不威胁他人乃至他物的范围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基础是尊重和理解。然而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更非精英对无知的宣教，而是人性的觉醒、人格的独立。 尽管中国传统思想偏于伦理和人际，但是在人性的解放，在个人与他者、集体的关系上却并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传统主流儒家思想强调成教化助人伦，讲究等级差别，所谓推己及人本质上乃是一种“自我主义”，君臣、父子、忠孝观念均建立在不平等的等级基础之上。对此，谭嗣同在《仁学》曾予以强烈批判。相比而言，西方文明对人性的推崇更为直接明确，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的核心以纲领性的文件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足可见之。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深刻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安定与否自然是衡量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准，但是公民的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不容忽视。平等而有尊严的活着才是一个人应有的姿态，也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理解、包容，才不致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他人、以特权压迫弱者。人性的觉醒、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作为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愈来愈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与接受，而非局限于西方社会亦或一国一地。 然而，西方现代意义下的“平等”仅限于人类自我，自然万物被排除在“我”之外，自然不过是客观存在，而万物在进化论者眼中完全沦为没有思想的低等生物，一切都将成为高贵人类征服的对象。在这里没有“平等”，更没有权利。相比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点却颇值得继承和借鉴。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点，天人合一的观点贯穿中国文化始终并散见于各家学说。尽管早期思想带有天命论色彩，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思想往往带有朴素的唯物色彩，尤以道家学说为代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我”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颇有现实意义。万物与人的关系不是敌对的或者“我”与“你”、主与客的二分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在心灵、本质上相通的、统一的整体。万物皆禀赋自然的灵性，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无高贵低贱之分。 上帝创造人类，赋予人类理性、智慧，不是放任我们破坏一切、走向毁灭，而是让我们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完善这个世界。人倘若果真视自己为上帝的代言人，那么让我们清醒的认识自我，平等地对待他人、善待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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