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念编辑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1]
2立案标准编辑
北京市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在1998年7月实施《北京市关于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抢劫罪等八种侵犯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关于八种侵犯财产的文件中规定：关于诈骗罪犯罪数额(以人民币计算)认定标准，数额(较大为三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五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shu e te bie ju)大为二十万元以上。并规定：数额是认定侵犯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除根据侵犯财产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具体情节以及诈骗罪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等，进行全面分析，正确定罪量刑。[2]
河南省
河南省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上海市
上海市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1997年4月2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对上海市认定诈骗犯罪具体数额标准作如下规定：
一、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4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2千元以上不满4千元，并有诈骗前科或引起自杀、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诈骗公私财物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诈骗公私财物在3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本《意见》下发之前已经受理的诈骗案件中，对个人诈骗数额在2千元以上不满4千元，单位诈骗在5万元以上满10万元的，(且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并审查起诉的案，仍可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2]
一般诈骗罪
一般诈骗罪与盗窃罪相同，经济诈骗罪如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等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4]
3构成要件编辑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
客观要件
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当下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对自己出卖的商品进行夸张，没有超出社会容忍范围的，不是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即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但不履行这种义务，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或者继续陷入错误认识），行为人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诈行为。根据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骗取财物的以诈骗罪论处。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伪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称为诉讼欺诈，但不成立诈骗罪（详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1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财产处分包括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作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或者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他人放弃财物，行为人拾取该财物的，也应以诈骗罪论处。但是，向自动售货机中投入类似硬币的金属片，从而取得售货机内的商品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2010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监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最新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起点。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诈骗罪并不限于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第2l0条的有关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成立诈骗罪。
主体要件
主观要件
4犯罪认定编辑
罪与非罪的界限
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帐，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还有些打借条之后伪造还款收条的，诈称已经还款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
与因亏损躲债的界限 如果确实是集资经商办企业，但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为躲债而外出，仍属财产债务纠纷。这同诈骗犯以集资办企业为名，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与招摇撞骗罪界限
两者都使用骗术，后者也可能获得财产利益，这两点相同；但是，主观目的、犯罪手段、财物数额要求和侵犯的客体，均有不同。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它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但无数额多少的限制），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犯罪分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公私财物时，它就侵犯了财产权利，又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行为所侵犯的主要客体和主要危害性来确定罪名并从重惩罚。如果骗取财物数额不大，却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应按招摇撞骗罪论处；反之，则定为诈骗罪，如果严重地侵犯了两种客体，一般依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诈骗罪处治；如果先后分别独立地犯了两种罪，互不牵连则应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三）本罪与本法规定的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
本法在其余各章节分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这些诈骗犯罪与本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表现方面均相同，但在主体、犯罪手段、主体要件与对象上均有差别，较易区分。本条因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5刑事处罚编辑
刑法规定
1．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骗公私财物达到上述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能够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和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和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法律依据编辑
刑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 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条第三款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12．28）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9]
7相关法律编辑
《两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三条 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四）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条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
第五条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六条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第十条 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第十一条 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 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行为发生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8辩护词编辑
诈骗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接受了被告人刘X通过亲属聘请律师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刘X涉嫌诈骗一案的第一审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此案后依法进行了必要的工作，现就本案有关问题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向张XX借款8万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辩护人注意到，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先后诈骗张XX8万元。然而，对于该8万元，辩护人认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而不属于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刘X向张XX借款时并未虚构任何事实。
在张XX的陈述中，其讲到被告人刘X向其借款时说因为交通肇事一案需要钱予以解决后续事宜。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刘X确因交通肇事被河西区人民X院判处刑罚且先后多次向被害人赔付款项。
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的前提即是虚构事实，而本案中，被告人刘X在向张XX借款时实事求是的讲其因为以前的交通肇事一案需要钱，因此才向张XX借款，故不符合我国刑法中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其次，被告人刘X向张XX借款时并未隐瞒任何真相。
在本案卷宗中，张XX曾多次表示自己在将款项借给被告人刘X时，已经看了车辆的行驶证并已经明知了车辆并非被告人刘X所有。此外，辩护人注意到，尽管被告人刘X在给张XX的借条中写明将车辆抵押给张XX，但该行为系因当事人对法律术语理解不当，且已经被天津市河西区人民X院生效判决认定为质押。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X在向张XX借款时，并没有隐瞒事实真相。该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中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最后，被告人刘X向张XX借款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关键在于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被告人刘X向张XX借款一事曾在河西区人民X院进行过庭外解决，最后双方约定由被告人刘X尽快将欠款还清。至目前为止，被告人刘X已经偿还了2.5万元，其余款项也正在努力偿还之中。起诉书中的定性混淆了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刘X犯有诈骗罪。
二、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焦X7.2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焦X7.2万元存在诸多事实不清之处。尽管焦X陈述其借给被告人刘X7.2万元，但其并未直接陈述该7.2万元借款的具体细节。而据被告人刘X供述，其曾找焦X借款3万元并将租赁来的中华汽车质押给焦X，并且向焦X偿还了4万元，后受到焦X敲诈让其偿还7.2万元并逼迫其书写了借条。以上两种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但本案案卷材料中并未真正体现焦X与刘X二人所述的真伪。在焦X二位同事的证言中，也只是证实了曾向焦X借款共计4元，而没有亲眼看到焦X将7.2万元款项直接借给被告人刘X。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就该7.2万元借款一事存在诸多事实不清之处。
其次，起诉书仅以一张借条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焦X7.2万元。
本案中，公诉机关仅凭一张借条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焦X7.2万元。辩护人认为，认定某人构成诈骗罪，必须符合我国刑法中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刘X曾因被焦X敲诈其7.2万元到南营门派X所报过案，但最终因故没有结果。辩护人认为，本案中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刘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事实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犯罪行为。故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焦X7.2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17.5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被告人刘X向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催收欠款没有隐瞒事实，而是经过其公司领导刘XX委托。
本案中，被告人刘X曾接受公司领导刘XX指派，与公司会计陈X一同到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催收欠款。从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X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当时被告人刘X与会计陈X到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催要欠款时，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领导白X对其是不信任的。因此，被告人刘X当时用自己的手机拨通刘XX的电话并且使用了免提功能。在场的所有人均听到被告人刘X在电话中问刘XX是否委托其全权催收欠款并得到刘XX肯定回答一事。此外，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X也在当时亲自与刘XX通话对被告人刘X催收欠款一事予以确认，其同样得到了刘XX肯定的答复。
在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X的报案材料中，其因再次被刘XX所要欠款，故同样声称是被刘XX的公司诈骗了，而非被刘X诈骗的。本案中，被告人刘X在每次从天津XX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获得款项后均书写收据予以证实，而非采取欺骗手段获得巨款后非法占为己有。其催要欠款获得了公司领导的授权，且这种授权也经过了二公司领导在电话中通过免提功能的确认，故被告人刘X的行为既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隐瞒真相，更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获取该款项，故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刘X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民事代理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犯有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四、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刘X诈骗齐XX3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辩护人对于被告人刘X诈骗齐XX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被告人刘X实施诈骗的数额。
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刘X于2008年10月10日至12日间，以朋友母亲生病做手术用钱为由，用假房产证及空头银行卡作抵押，前后3次骗取齐XX3万元。辩护人注意到，从本案案卷中齐XX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刘X并非第一次找其借1万元时就隐瞒了假房本的事实，而是在从齐XX处借到后2万元时才隐瞒了假房本的事实并以该假房本作为担保。
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X实施诈骗犯罪的对象不应包括其先前从齐XX处借得的1万元。因为其在借该1万元时没有事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且借款后积极筹措还款事项，故被告人刘X事实诈骗行为的数额应当认定为2万元。
五、被告人刘X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外，《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中，被告人刘X在被列为网上在逃后，其父亲刘XX主动多次联系被告人刘X，并亲自带被告人刘X到派X所自首。被告人刘X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该行为在侦查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及情况说明中均有所体现。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X在亲属的陪同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且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1]
9单位犯罪编辑
司法实践中，以单位的名义、为单位的利益实施诈骗的行为屡屡发生，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诈骗罪的主体，导致这类行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产生不利因素。单位实施了诈骗罪的行为，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务届与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论。对此，本文认为诈骗罪应当增设单位犯罪。
一、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的法律意义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的实质意义是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严重社会危害性、符合诈骗罪客观形态的行为，是否需要追究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行为具有应受刑法惩罚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具有刑罚当罚性，取决于二点：一是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是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不能因为其是以单位名义、为了单位利益就能消除其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实践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已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在刑法未将此行为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完全具备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条件。其次，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而不是行为人取得利益。就对法益的侵犯来说，单位集体实施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与单纯自然人实施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没有质的区别。
（二）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虽然单位诈骗的事实的存在，但单位实施了诈骗行为不等于刑法意义上的单位犯罪。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中可以看出，并非一切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是单位犯罪。既然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的主体，因此不能认定类似案件属于单位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对单位进行刑事处罚。
二、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的实践意义
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仍然可以根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只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诈骗罪增设单位犯罪具有可罚性理论基础。
（一）从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了可罚性理论基础单位行为的事实中包含着自然人行为的事实，因为任何单位行为都要靠自然人来实施。即使是单位诈骗、杀人，由于单位不具有行为能力，其行为必定是需要自然人具体实施完成。但是自然人的行为由于其属于单位成员和为单位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而自然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犯罪，而是被单位犯罪行为吸收了。对于具有双重行为性质的事实，我国刑法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双罚制，即将这种被单位犯罪故意吸收的自然人犯罪规定为单位犯罪，重点在于惩罚和教育单位犯罪行为，而自然人仅属于附带的刑事责任主体；二是仅惩罚自然人。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行为属于此种情况，确实存在单位诈骗犯罪故意，但是由于刑事立法中没有将单位纳入犯罪的主体，不能对单位进行惩罚。但是单位诈骗事实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然人诈骗行为只要成立犯罪事实，就表明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具有单位犯罪故意的事实中包含的自然人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具有刑罚惩罚性。只是由于刑法典规定，不对单位进行惩罚，仅侧重处罚自然人。因此，自然人诈骗事实被单位诈骗事实吸纳的情况，不符合诈骗罪的主体要件而否认其构成诈骗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从单位成员意志和利益与单位意志和利益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具有可罚性理论基础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其意志相对独立性和与单位利益的相对一致性。首先，单位成员意志具有相对独立性。单位作为组织体，具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和行为能力，单位的意识和能力来源于单位成员的意识和能力，是其整体成员意识和行为的整合或升华。虽然单位成员的意识和行为通过决策程序被单位组织体的意识和行为吸收，而不是代表但成员的个人意识和行为能力不存在，同样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单位成员需要依附单位整体力量而存在，但单位成员意志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单位成员的意识对形成单位整体一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单位实施具体行为过程中，单位成员具有相对自由的意识表示和行为选择权，具有一定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正是由于单位成员具有相对自由的意识和行为选择权，单位成员也因为其自身的选择犯罪行为得以犯罪化。体现在在单位构成犯罪情形中，就是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体现在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单位成员就因为自身行为的相对独立性而被评价为犯罪。其次，单位成员与单位利益具有相对一致性。单位成员为单位利益做出的诈骗、杀人行为，其中也包含着一部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单位利益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体现了部分单位成员的部分利益。
（三）从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奠定了可罚性实践基础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通过新旧刑法中司法解释的对比可以看出，旧刑法对集体、单位实施的诈骗等犯罪，是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虽然旧刑法典没有规定单位犯罪行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规定对单位集体诈骗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为什么在新刑法中设置了单位犯罪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后，又不追究其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了呢？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即旧刑法没有实行罪刑法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做出这种司法解释。新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但又没有将上述司法解释吸收为刑法规范，故不能继续做出这种解释。然而旧刑法也只是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类推制度，而不允许任何人与任何机关作出一般性的类推解释。司法机关以前关于单位集体诈骗的规定既不是司法类推，也不是类推解释。可见，这是与罪行法定原则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新刑法颁布以后的一些司法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8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以单位名义、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显然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可罚性；无论是从单位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关系看，还是从单位成员意志和利益与单位意志和利益的关系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具有刑法理论上的可罚性。
三、诈骗罪追究单位犯罪的立法建议
虽然认为对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以用现行刑法规定追究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但仍建议在以后的刑法修改中应当增加单位诈骗等单位犯罪。理由有以下几点：
1.只处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可能会放纵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单位。单位成员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仅只体现了单位成员的意志，同时也体现了单位的整体意志和单位的整体利益，具有主观恶性的不只是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也包括作为整体的单位；获得利益的不只是实施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也包括作为整体的单位。因此，对于此种行为只处罚个人，不处罚单位，违反了罪责自负原则。
2.以现行刑法规定处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不能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由于涉及到新旧刑法的交替，一些案件会出现了如何对其量刑的难题。实施诈骗行为的时间如果是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之后，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理应就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然而，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20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责任。（第一百五十二条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该司法解释有人认为还没有被废止，旧刑法诈骗罪只有数额巨大，据此被告人只能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是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诈骗行为，犯罪所得归单位使用或者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要高于自然人犯罪，对单位犯罪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处刑比自然人犯罪也要轻，若在没有规定单位诈骗罪的情况下对被告人以诈骗罪追究，无论是用新刑法还是用旧刑法处刑，都对其显失公平。[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