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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条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六岁上私塾学“人之初、性本善”；八岁上“洋”学——学国文和日文。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业余补课，他巴不得他的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属下九流的行当。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对说书、大鼓书也十分厌烦、鄙视，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我二舅、三舅都被公安部门带走。半年后我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六年、八年、五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四十三岁，受其影响，我的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身份。 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5个年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我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沈阳！主心骨不在了，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是我为什么辍学、与妻王全桂结婚，又干了本来厌烦的曲艺这一行的原因。 父亲6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 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着八岁！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父亲对我说：“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碰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可是晚了，他一无文化、二年近五十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被沈阳曲艺团裁员，被迫转业到沈阳大东区的一个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1969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利用这段空闲，我把患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鞍山，想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父亲几乎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尽淘气，还爱撒谎等等。我则埋怨父亲曾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感慨的点了点头，发自内心的接受，说：“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 父亲和我面对面的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凸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他那动作迟缓的肢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我很想让他颐养天年，可惜那时的我政治生命已被剥夺，即将被遣送到农村。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只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的客车，谁知，此番分别竟是永久的诀别，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影像。 两年后，父亲去世。在无法给父亲找块墓地的窘迫条件下我和堂弟将父亲的骨灰埋在沈阳清北陵的树林中，但愿父亲能如朋友说的一般：“老单，老爷子能在沈阳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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