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逻辑

《历史研究》的逻辑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汤因比的。而知道汤因比的人，又是最应该研读汤因比鼎鼎大名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

一、汤因比的家庭影响：

汤因比，英国人，1889年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母亲萨拉-汤因比是一名历史学家。他的叔伯老阿诺德-汤因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而另一位叔伯佩-汤因比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正是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使汤因比接受了完善的古典教育。他称“希腊、罗马的语言、艺术、历史乃至时代精神气质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希腊时代西欧的文化对我的影响”。

二、修昔底德是《历史研究》写作的推手：

青年时，汤因比已经成为一名希腊史、罗马史专家。1914年一战爆发，汤因比在给学生讲授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领悟到：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已经历过了。他深感有必要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1920年，汤因比萌生了撰写一部宏观性多卷本《历史研究》的念头。1921年他拟出大纲，1934年完成前三卷，到1961年最后一卷付梓，1972年由他手订的节录本出版，前后历经几十年，可以说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在这部巨著中，他对近6000年来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发展了文明形态史观，汤因比也因此书成为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

 

三、《历史研究》与“文化形态史学”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宏观结构体系。他在该书自序中这样说：“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做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继承”。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

汤因比摒弃了以前的研究世界史狭隘的国别视角，而代之以更宽泛的“文明”概念。他认为，历史研究中最小的单位不应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他认为文明是一种带“文化相对论”色彩的存在。从这一论点出发，他总结概括人类历史上的26个文明形态：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可分为拜占庭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伊朗文明可合并为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它可分为中国文明和朝鲜—日本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玛雅文明以及5个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奥斯曼文明。

他认为，上述文明之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就像几代人的生命延续。例如，古代希腊文明的母体是爱琴文明，而子体则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他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一部分文明演进的进程，但是世界各地的文明演进又要比这复杂得多。

他将中华文明分为远东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将秦汉和隋唐两帝国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则是不恰当的。后来他在“重新思考”中承认了错误，认识到中华帝国从秦到清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历史的就是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中央集权，农本经济，官僚结构以及士大夫文化等文明精髓。中国文明不存在自东汉亡后经历过渡期而进入一个新文明这一假设，这一反映了汤因比对中国历史认识的不足。

 

二)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和同等价值的。

汤因比认为，历史最长的文明形态也不过6000多年，而整个人类历史少说也有30多万年。两者相比，文明形态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短暂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同时代的。

就价值尺度来说，各个文明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与人类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文明价值都可以说是相等的。

所以，汤因比得出：

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不仅要进行纵向比较，还要把一切文明的全部历史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才能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正是《历史研究》成书的理论基础。

汤因比文明形态价值相等理论是有进步意义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明，自恃先进，瞧不起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在西方很有市场，美国总统布什就说过要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而这种对其他文明的敌视也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汤因比的理论让人们开阔了视野，看到其他文明的长处，各种文明都有着灿烂的成就，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这种文明平等观念是有利于和谐世界形成的。

 

三)文明形态兴衰的动因是“挑战—应战”机制

 汤因比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明，就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在应战中，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发挥，文明得到产生和发展。但是只有强度适中的挑战才能引起富于成效的应战。文明的生长需要一种“生命冲动”以便使挑战的对象再度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从而刺激它进行新的挑战，随后又使它面临新的挑战，又引起新的应战——如此周而复始，文明得到生长和发展。

为了适应这一理论，汤因比有时用一些片面的史实来迎合它的理论需要。例如，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非长江流域，即由于黄河多灾，又多次改道，正合其“挑战—应战”理论。然而，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在黄土高原地区，并非由于环境的恶劣，而是历史上这个地区土壤的肥沃。华夏祖先正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才在此定居，发展农业，奠定了文明的基础。所以说，这一理论是不严密的。

（壶公评论：“挑战—应战”机制具有人类社会的共同性，黄土高原地区土壤的肥沃既是华夏祖先逃避游牧民族的追杀的寻觅--见于【诗经-绵】，也是面对灾变的抗争—包括洪灾和地震—见于大禹治水。）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提供了农业发展的可能，同样是“挑战—应战”机制的作用。

 

四)文明解体的类型分为希腊—罗马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

他认为，文明解体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体一分为三，少数创造者蜕变成少数统治者，多数模仿者则转化为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少数统治者依靠暴力建立了国家。内部无产者便创立了统一教会与之对抗。正是统一教会使文明的种子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外部无产者则组成军事集团侵入文明社会，与内部无产者一起摧毁了统一国家。随着母体文明的灭亡，从中又产生了新的子体文明。汤因比把这一文明解体的类型称为希腊—罗马模式。

由于这一理论还不足以概括文明解体的诸多途径。于是他又增加了一个中国模式和一个犹太模式。在古代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落和解体，但是秦始皇统一了国家；不过，秦统一后不久，国家又走向了分裂，中国文明呈现了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局面。正像中国古人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汤因比认为这种模式比较符合各大文明后期的历史。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长期没有自己的国家，人民流浪于世界各地，但他们以犹太教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为精神纽带，经营工商业，在寄人篱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民族认同感。

汤因比力图用这三种模式概括人类文明解体的所有类型，实际上只能是徒劳的。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各异，他们文明前进的道路只会千差万别，解体的类型也只能是万千姿态。不过，汤因比借助模式对各个文明形态的历史进行多线式的比较，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历史研究》，它的规模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史实错误。在许多他不熟悉的领域，它不得不转手资料，冒着人云亦云的危险。汤因比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部科学性的著作。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法则既不精确也不能普及。有时甚至与历史真实背道而驰。他自称“科学研究”，但在书中却表达了强烈的宗教意识，多的是神秘感而缺少实证感。《历史研究》“这部展示博学，大的令人恐怖的书，竟是在否定理性主义”。

虽然如此，《历史研究》毕竟它是开创性的。它破除了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它开创的宏观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历史学术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