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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龙藏寺碑》“九门张公礼之"考

 達方主人 2014-07-22

原文地址:隋《龙藏寺碑》“九门张公礼之”考作者:悲哀的凡人



       隋《龙藏寺碑》“九门张公礼之”考

 

     现存于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俗称《龙藏寺碑》),其于宋代被时任河北西路转运使的欧阳修发现以后,关于此碑碑文之撰文及书丹者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本文试从碑文内容及碑文末尾所涉人名考论之,以成一家之言。

 

一、《龙藏寺碑》撰文者考证

 

    《龙藏寺碑》碑文末尾刻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 九门张公礼之□(此字缺)”字样。历代均以张公礼为此碑之撰文者或书丹者。果真如此吗?

     关于这个撰文者或书丹者的身份,碑文很明确,“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且为九门人。曾有学者考证,认为此处的“齐”字有可能是指代“齐州”或者“济州”,因为从碑刻拓片上看“齐”字前似有三点水旁,事实上,不管是“齐”还是“济”,均不可能指代齐州或者济州,若指代某州,则必应将州字一并写上,如“恒州刺史”,而决不可写成“恒刺史”。

    那么齐开府长兼行参军是个什么官呢?

    所谓齐开府,乃是北齐时期某州某将军所开军府;长兼行参军,乃军府下一低级别“参其军事”。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一文中指出:

    魏晋以降干戈日寻,州刺史多加将军之号,吏员因之亦有增置。始则中央遣员参其军事,继则开府置佐,有长史、司马、诸曹参军,比于将相,是为军府。……。州吏用人一承汉旧,即由刺史自辟用本州人;军府则由中央除授,且以外籍为原则。……

    又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之下册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曰:

    不署曹参军:参军事、行参军、长兼行参军、参军都护

    有此四等参军,而不云曹,盖散职不署曹者。

    又查《隋书》百官志,长兼行参军为仅为九品官衔。

    由此可知,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不过是州府之下一九品闲职,既言“长兼”,则此职乃为终身参谋军事,但级别颇低,概为一参谋顾问型闲职。

   “九门张公礼之”如何解释呢?历代均称此处所提到的“张公礼”即为碑文撰文或书丹者。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分析如下:

    1、碑文言:

    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军府号为飞将,朝廷称为虎臣……

    此段碑文在介绍王孝仙的开始,先提到其为“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子,其后又说“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这分明是长辈介绍晚辈时的口气,撰文者任职“长兼行参军”,对与其同时代之军事将领王杰必相当熟悉,且年龄相当,此种文笔亦有体现其前辈身份之目的。

    前文已知,长兼行参军乃一长期供参谋顾问型闲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终身顾问,没有多年军事经验者不大可能任此职,也说明撰文者年龄绝非年轻。

    王孝仙之父王杰,《周书》有传,其乃北周大将,卒于北周大象元年,即公元579年,时年六十五岁,则王孝仙年龄应不过四十五岁;撰文者若与王杰同龄,则至撰碑文之时(公元586年),其应已七十多岁高龄,王孝仙则在五十五岁以下,论年龄,撰文者确为王孝仙的前辈。

    2、“九门张公礼之□”中“之”字显得非常突兀,不论所缺之字是“撰”还是“书”,均不合文法。

     3、仔细观察《龙藏寺碑》之相关拓片,可以看出,“公”字明显比上下文的其它字要小一些。若张公礼为一完整人名,则无必要如此。

     综上所述,笔者大胆猜测,所谓“九门张公礼之”,乃是谓“九门张礼之”,其间的“公”字之所以较其它字小,乃是因此字为对北齐遗老张礼之的尊称,此种用法是合乎文法和习惯的。

    既为尊称,必非自称,自称前朝官职亦显不敬,故“齐开府长兼行参军 九门张公礼之□”一句应为书丹者所加,而非撰文者自称。此有另例,陕西出土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载:

    (张公)曾祖后,后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大父和,齐开府、车骑将军。……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制文。梓州盐亭县尉张玄靓书。

    此即由他人所撰、书某人前朝官职之例。

    既为书丹者所加,则“之”字之后空缺,只可能是“撰”字,而不可能是“书”字,也就是说,《龙藏寺碑》碑文为九门张礼之撰文。

 

二、九门张礼之因何受托撰文

 

    碑文书丹者只称张礼之为“齐开府长兼行参军”,而未言其为何府之长兼行参军,史书亦无所考。根据严耕望所述,军府除授以外籍为原则,则张礼之所任职定非本州。一名别州开府小吏,何以受托为恒州刺史之德事撰文呢?

    其一,张礼之为北齐时期官吏,北齐尚佛,其崇尚佛教是可以想见的,且其所撰碑文亦可看出有相当深的佛学功底。自北齐尚佛,北周灭佛,进入隋朝以后,统治者再次振兴佛教。北齐时,真定至少已有两座寺院,即今开元寺和城外的临济禅院。隋初,当统治者再次大兴佛教时,地方统治者对北齐遗老有所依靠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二,其称“九门张公礼之”,九门即九门县,为何偏要找一个九门县人呢?笔者曾另文论证今天的正定城,在北魏以后至北齐,曾是九门县县治所在。下表展示了北朝时期正定城的沿革:

 

    北魏(东魏):属定州,常山郡治,九门县治(常山城)。

    北齐       :属定州,初常山郡治,九门县治(常山城),后省九门县入常山县(安乐垒),常山郡治迁入常山县,真定县治移入常山城(今正定县城)。

    北周       :恒州州治,常山郡治,真定县治,省常山县入真定县。

    隋初       :恒州州治,真定县治。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北魏之后北齐之前,今正定城处是九门县治所在地,直到北齐时省九门县入常山县(安乐垒)。也就是说,隋初的恒州州治所在地即北齐之前的九门县城。

    北齐始于公元550年,张礼之仕于北齐,成长于北齐之前的九门县城,九门县已于北齐后期省入常山县,至隋,所省九门县城(常山城)成为恒州州治、真定县治所在地,碑文称“九门张公礼之”,乃是以张礼之之故邑名而称之,张礼之即恒州真定县本邑人,只不过之前为九门县。从他生活年代看,他甚至在东魏时期见证了城内最早的寺院的建造。

    也许,就是以上两个原因,即北齐遗老和恒州城本邑人的双重身份,使得张礼之成为受托撰写《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文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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