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赵立霞
一、行政体制改革历程的简单回顾
我国前五次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共经历了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大，整体上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向市场经济政府。2005年12月开始了第6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确定的主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胡锦涛同志有一个重要讲话，其中特别强调“加强研究，通盘规划，突出重点，精心部署”十六个字，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正式地揭开了第六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强调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来推进行政改革。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不是五年目标，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到2020年，用12年的时间来建立起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框架。
2006年2月，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国务院成立了深化行政管理联席会议制度，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大前夕的6·25讲话，胡锦涛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项基本任务。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往用的都是“深化”，十七大报告用了“加快”，目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十八大再次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服务型政府的含义和定位
学者们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根本目的是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有些专家概括得比较全面，有些从某一角度对其加以解析。
温州大学的吴玉宗教授认为：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指政府遵从民意的要求，在政府工作目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用公开的方式给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提供方便、周到和有效的帮助，为民兴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主体是各级政府，服务对象是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宗旨是为民兴利，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服务的内容是由民意决定，服务的方式是公开透明的方式。
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从指导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等多个角度对其加以定义。他指出：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大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郭台辉概括如下：1.服务型政府就是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2.政府应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3.服务前提是勇于承担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服务性质是有效性和有限性，服务内容是公共产品。
从专家们对服务型政府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让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公仆。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强调以人为本，恢复人民赋予政府的本来意义。
三、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的差距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必须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运行机制。学者们认为，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比，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总体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同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服务职能重视不够；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公共服务体制僵化，质量不高，乱收费现象严重。
（二）政府职能转变仍然滞后。目前政府职能界定尚需进一步厘清，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包揽过多、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插手微观经济事务的情况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过多，而将主要精力用到公共服务上还不够，对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尚需进一步加大。
（三）职责权限交叉、部门利益严重。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一些部门职责权限关系不清晰，权责脱节；一些部门职能权限交叉、职能设置模糊；在决策和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地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和谋取本部门的利益，有权力、有利益的事情都想揽，出了问题、需要追究责任时却争相推卸。有些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将部门利益法制化，用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四）运行机制不畅。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畅存在三个主要问题：1.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了行政体制运行的“梗阻”。组织之间职权与职责的冲突致使行政体制“内耗”，表面上政令统一，实际上各行其是。2.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待加强。目前，行政决策的公民参与程度依然不高，少数专家垄断参与“话语权”，公民参与的“利益代表人模式”尚未建立，真实地民情民意和诉求上传渠道不畅，甚至被各种障碍阻隔，决策中民意表达不足。3.行政监督机制有待强化。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金昌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