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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念群 原标题为《科举与新学的扭结处》)
晚清末年，改制无数，“科举”被废大概是让遗老遗少们最为糟心的一件大事，那些残留乡间懵懂憨痴的老童生，从当年颇受尊敬的人中龙凤，摇身一变成了下岗待业的收容对象。他们就像长在现代国家肌体上的脓血毒瘤，似乎人人都有份儿变身外科医生挥刀斩除。今人蔑视科举略显得有些幸灾乐祸，搭上过科举末班车的人倒是很实际，他们总觉科举是穷人谋生的手段，不走死求功名这条路难免让人看不起，寒门中举是荣耀门楣的大事，父辈不识字儿辈却有机会登堂入室，所以不好轻易啐骂科举害人。
“科举”挨骂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今人不了解考试规则，遂把“八股文”误当作科举的全部一律骂倒批臭。以为那些驼背缩腮，面目可憎的考生不过是一帮只会引经据典的迂腐书虫。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明清以来的科考至少举行三场，第一场第二场铁定要考《四书》《五经》，不挨塾师几顿板子脱掉几层嫩皮算你有种，若年年赶考，一辈子窝在童生的圈子里，真真容易把人逼成呆子，变疯自残也不罕见。不过别忘了科举考试还有第三场“策问”，这场涉及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完全是聪明人摆弄的学问。如果析分出来，很像现在大学里的专科考试，考的是“经济史”“法律史”“边疆民族史”“思想史”之类的话题。
与须死记硬背的头场二场相比，这场出题有点像体操比赛的自选动作，要是仅靠那八股模仿秀的死功夫不大容易蒙混过关。即使到了殿试一级，皇帝也会特意强调不要一意揣摩古人文字，鼓励说出心里话，顺治年间到了皇帝面试的一级就规定策论不限长短，不得故意拘泥旧式用套话官话敷衍，要求直陈胸臆，无所隐瞒。乾隆以前，第二场还有所谓表、诰、判等内容，表、诰模仿的是臣民上书皇帝或模拟皇帝下诏令议事，意思是测验考生站在不同方位处理政事是否允当，“判”就像现在的法律案例解读，列出几条案子考考法律知识和断案水准，几乎条条应对都要求切近实用，不说空话。如果再加上策论的部分，考生就如被摆上地方官员的位子处置公务，临场应变所要求的机敏迅捷绝非现在考生所能想像。乾隆之后虽取消了诰、表、判的测试，策论部分的发挥仍有相当难度，想靠花拳绣腿的虚词俗套蒙混过关绝无可能。
人们把“科举”与八股直接挂钩也不是没有理由，大致是因为八股文写作设置在头场和二场，头场二场不过，你就是满纸写出天花乱坠的治世奇想也是白搭，于是大家纷纷在八股文上比拼较劲，可遇到聪明人，这请君入瓮式的八股研习立刻就会变成束缚心灵的鸡肋，他们痛苦的是在考试策论之前还要背上一段格式严苛拘泥古板的经书文字，摹写一首矫揉造作的试帖诗，这是最虐心害人的事情，这部分通常称作时文制艺。但骂科举的人却几乎无人对“策论”的重要性提出质疑。
“策问”的结构一般是四到五问，第一问大都与“经学”历史有关，相当于当今的“基础学科”测试，有强调“经”是立身之本的意思，这部分考的还是刻板记诵的死功夫，与第一二场的内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目的是摸摸考生文献学的根柢。从第二问起考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开始增加。提问大多涉及制度史演变，例如中央官制沿革、官吏选拔考课之法。甚至会出现“何谓‘循吏’？”这样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的题目。第三问常问及地方治理问题，水利海塘如何整治也会安排在这部分提及。第四问包涵历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是各类仓储积粟之法的议论，我曾看到有一题要求结合现实分析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有点像是在考经济学知识。考卷中如有第五问会涉及兵事和海防等议题。策问还会考虑到地区性的状况，如江南的试题就会集中问及海塘工程沿革和漕运的利弊。道光年间海宁乡试的一道题曾专门讨论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驯的治水著作《河防一览议》，以及相关的多篇治河策的讨论。我看到一则有关“币制”的考题竟然细致地问到钱“币”用字从唐朝的隶、篆向宋代草、行书转变后如何换算这样的专门话题。
“策问”题目的字数一般都较长，不像现在高考的标题只有一两行，往往是考官发表一种见解，由考生验证或反驳。道光元年海宁的乡试卷子中有一条讨论“保甲”的题目，从周代保甲创立开始谈起，一直讲到明代的保甲制度沿革，俨然就是一篇“保甲史”。考官的提问也很尖端，一是问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觉不便，经司马光上疏废止，可为什么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实行起来却卓有成效？二是问：城市乡镇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块，和隐秘偏远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对于密布客家棚民的萧疏地界，或者针对来往飘忽的商船渔户，保甲如何发挥编查的功用。提问结尾处不忘提醒说考生们来自田间，可以凭借各自的切实经验从容应对。
要准确回答策问中的内容，确实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不是光凭死记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那些习于记诵模仿的考生自然不会乐意接触。为迎合此种心理，科场中就会相应发明出一些逃避策问的偷懒办法，以减少考试难度。翻看曾任安徽大学堂总教习的姚永概所写的《慎宜轩日记》，里面有一条记载称，他的兄弟一次参加科考，居然发现试卷中只有诗赋一题，没有策论题。更加奇葩的是策论居然可以随意改为诗赋，如诗赋还是做不出来，随意改作一首诗也可凑合交卷。姚永概不禁大骂起来，说策论是有用之文，诗赋是无用之文，轻策论却重诗赋，世态如此卑鄙下流，士风日下识见浅薄也就可想而知。
应对策问既然要具备相当渊博的见识，那么除八股制艺的训练外，考生这部分的知识从何获取呢？从当事人的经历看，一条途径是在少儿的启蒙家教中有意进行灌输，姚永概的父亲就强调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开具的书目中分地理(天文附)、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数门，督促逐一细究。其实，儒者一直不回避研习日常俗事，一种说法叫做“习农业而无农心”，每天忙忙叨叨处理俗务还能守着心底那澹然纯净的道德气象才是真君子。
正因策问有利于实用，所以清末科举首先就从颠倒考试场序入手变革，最著名的一个举措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中就提出头场考试考中国政治、史事，称之为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这两部分考试内容相当于科举中的“策问”，一般都放在第三场，奏疏中却请求置于头场和二场，最传统的根本之学四书五经被挪到第三场，称之为纯正。道德根器之学与经世学问被完全倒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samanthazhang 编辑于 20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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