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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马汉学说为圭臬的德国海军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按照经典制海权理论（强调主力舰数量优势）赢得海战的希望。图为1918年12月被禁锢于英国斯卡帕湾的德国公海舰队。 《克劳备忘录》问世后8个月，英俄两国签署关于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划分势力范围的协约，化解了引发“大角逐”的冲突因子。与此同时，德国正高调投入由英方主动掀起的无畏舰建造浪潮，但因为同时还须维持欧陆第一强陆军，柏林在海军竞赛中毫无胜利的希望——1906-14年德国海军军费激增了105%（同期英国为28%），至开战前共建成17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同期英国建成24艘无畏舰、10艘战列巡洋舰，另有12艘无畏舰已经开工。奉马汉学说为圭臬的德国海军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按照经典制海权理论（强调主力舰数量优势）赢得海战的希望。 然而，1914年8月爆发的大战与英国战略规划者尤其是海陆军领导层预想和熟悉的战争模式截然不同。大舰队在战争初期即建立对北海的远程封锁，使德国所费不赀的公海舰队基本丧失了战略影响；英国陆军也按计划配合法军遏制了德方的第一波攻势。但中欧强国并未就此崩溃，他们利用内线位置、（德国的）工业优势和防御性武器稳住了阵脚，双方开始陷入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这种主要取决于资源投入量的消耗战完全不同于伦敦熟悉的有限战争，德国向他们证明：一个拥有足够人口、丰富工矿资源（包括燃料）、高效动员体制和交通条件的陆上强国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自给自足，保持战争能力；一百年前困扰拿破仑的问题已经被化解。倘若英国按照过去的经验、把陆战完全委托给盟国，德军完全有能力对法俄两国各个击破；1915-16年失败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则证明，协约国在实施海陆协同方面困难甚大，这类行动对全局也缺乏足够影响，这无疑是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重大否定。 最终，伦敦不得不依据一种反传统的战略对其海陆军进行调度：陆上作战的重心被确定在西线，目标为集中兵力击败德国，为此投入了史无前例的人力和装备；海军则要继续维持对北海的封锁，节制战意、避免风险过大的决战（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除外），同时逐步完善对德国的全球性封锁。中欧集团在1917年1月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一度给英国商船造成重大损失，但在同年5月建立集中护航制度之后，损失得到了控制，德国则开始感受到经济封锁的压力。不过英国到最后也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战略击败德国，决定大势的是1917年美国的参战——这个“区域外”大国第一次将其惊人的资源量投入到对欧亚大陆的干预，就决定了中欧集团的命运，并使英国转危为安。 就这样，到拿破仑帝国倾颓约一百年的时候，几项新变化对海权在历史中的作用造成了颠覆性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变迁使陆权恢复了活力，占据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嗣后由麦金德进一步概括为“心脏地带”）、由铁路组织起来、具备可观人口和资源规模的陆上强国现在已经有能力抗衡仅仅以欧陆均势为基础的海上强权；以夺取窄海制海权和实施小范围直接干预为特征的“英国式战争方式”风光不再，海军必须像科贝特（Sir. Julian Corbett）在《海洋战略若干原则》中指出的那样，与陆军“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战争工具”。战略规划者必须“将海军战略与国家的整体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制定计划时“根据（海陆军）各自的功能和角色, 为其合理分配任务……并使海军和陆军都能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缺点, 进而认识到一方必须为对方更高层次或更为紧迫的需要而做出让步的时机和方式”。这样一种兼顾海陆的大战略下，依靠特拉法尔加式的海上决胜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出现则把海陆斗争的规模提升到了空前水准，与西欧隔“窄海”相望的英国现在必须和背后的北美大陆乃至整个大洋结成一体，“在不断进步的现代世界，英国本身已经显得太过狭小了”（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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