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1945年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并重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必须实施。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在波茨坦触摸中国命运 文、图 | 李辉 一、斯大林傲视群雄 我走进波茨坦，是在十年前的2004年10月，德国柏林远郊，已是秋风冷雨时节。 我在追寻波茨坦会议的踪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此举行。同时，作为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签署发表《《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向法西斯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继纳粹德国1945年5月战败之后，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法西斯日本也正在走向终结。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中国的命运与波茨坦密切相关。毋庸置疑，《波茨坦宣言》发出的最后通牒，正是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民众期盼已久的声音。 早就熟悉波茨坦了——在史著中，在纷繁的回忆录中。湖泊、树林、草地、宫殿……感觉中，似乎看到过它的美丽风景，呼吸过曾经弥漫于此的历史云烟，听见过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此发出的笑声与叹息。 关于波茨坦的书太多了。我爱读回忆录，丘吉尔、杜鲁门等人的回忆录中，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斗智、交锋乃至生活细节一一呈现出来。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叙述之生动自不待言，即便下笔十分平实、主要侧重于事件过程叙述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谈到波茨坦会议时，居然也少有地来了一番外景描写：“塞西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当中有一个院子——现在铺满了苏联人种植的二十四英尺宽的红星花坛，由天竺葵、粉红玫瑰花和紫阳花组成。三个同盟国的国旗在宫殿的正门前飘扬。” 在柏林我买了一本旅游书，其中说，当年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的塞西林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乃是因为欧战刚结束时柏林已成一片废墟，只有这座建筑因地处远郊才侥幸地留下了屋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故由苏联负责安排这次会议。杜鲁门说，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从苏联运来的。由此可见苏联在战后地位的崛起。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图为会议会场苏联在巨大的战争灾难中挺立而未倒，终于由防御转为进攻，最终胜利地解放了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较之战前有了空前提高。在纳粹德国战败、欧洲进入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之时，希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把人员伤亡尽量降少的美国，也不得不寻求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作战。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写到，杜鲁门在乘军舰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 杜鲁门在6月18日于白宫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入侵九州的作战计划，尽管为了支撑到1946年春天入侵本州为止，要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后勤及人力方面的投入。当时，刚刚过去的冲绳战役还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杜鲁门评论说可以“让日本从头到尾都成为冲绳”。到杜鲁门抵达波茨坦时为止，美国对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的九州入侵的伤亡预计是，刚开始的三十天里将有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死亡、受伤或失踪。随后的三十天里将进一步增加约一万一千人。（《真相》，第382—383页） 杜鲁门自己回忆时坦率地说，他到波茨坦是对斯大林有求而来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美国《时代》杂志后来在报道日本投降前后的局势演变时也这样写道： 车轮最近的转变实际上是在波茨坦开始的。总统在前去出席他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谈的途中，已经明确地向随从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俄国在最恰当时机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尽快结束战争。结果是，总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斯大林明确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参战（据最可靠消息来源称，这一天是8月15日）。现在，不管今后亚洲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反应，美国军队再也不会帮助中国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正规军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长战争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踌躇满志，傲视群雄。 就个人而言，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罗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他的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会议中途休会，丘吉尔离开波茨坦回国等待大选结果，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接替他来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会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欧战硝烟消散，凝望远东风云变幻，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以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阵地。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说个明白。 二、签署宣言，蒋介石要求排名英国之前 走进波茨坦，秋雨中的塞西林宫竟已有些凄冷。朋友说，这已经不是旅游的好时节了。其实，对于我，能够站在雨中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经有过的场景，就很知足了。 “这个窗户是斯大林的房间——这个是丘吉尔的，后来是艾德礼用——这个可能是杜鲁门的……”我们浏览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房，窗户一个接一个，像画框把历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撑着伞，伫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伞上，像时钟的滴答声。在庭院出口处有一个石球，上面隐约可见刻着一个五星。五星旁是一个俄文单词——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正属于五十年前的遗迹……波茨坦会议旧址前刻有五星的石球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宫对战后世界更显得重要？对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感受尤为强烈。 自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以来，围绕着敦请苏联出兵与日作战，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进行的大国间的讨价还价，是世界外交风云的焦点之一。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这就难怪，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虽然没有亲临波茨坦会议现场，但他在伦敦等地焦急地关注着波茨坦，从不同途径了解着这里的进展。读他的回忆录，让人感慨万分。 不过，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联合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苏联的参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这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安排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不是签署国，没有与会的中国却是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其实，对于有着历史兴趣的读者来说，了解它们或许更有必要。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给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面达成协议。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杜鲁门回忆录》，第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 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三、历史之争：苏联有必要出兵东北吗？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有必要跳过战争事实本身，从波茨坦会议过程中的美、苏较量，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初现端倪的双方试探、斗智乃至孤注一掷的冒险，再来解读当年。也许这样，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实真相，看清复杂原因，从而，也就有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有一个较为清晰、较为立体的认识。 杜鲁门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从中得知，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美国的途中，因受到斯大林的刺激，他已经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这样写道：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说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管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由此可见，基于防范苏联的这种考虑，杜鲁门才决定使用原子弹来尽快结束战争，使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占据绝对有利的位置。 但斯大林显然从一开始就提防着美国，并且早有随时改变其战略战术的准备。事实正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举动，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个星期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有史料说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时改在了8月8日，与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写到了斯大林的这一反应： 8月7日，东乡向佐藤发出最后的训电，仍然指示他探明苏联方面的态度。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得知了广岛的原子弹轰炸。8月8日晚，当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他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认为日本人现在正在寻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口实。原子弹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美国摧毁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决定第二天正式参战，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星期，也比杜鲁门总统所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杜鲁门不经意间加深了苏联独裁者对美国的疑虑，成为冷战开始的一个要因。（《真相》，第372页） 后来，不少专家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是原子弹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变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有理由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让步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参见“封面中国”：《在峭壁之上》，载《收获》2006年第五期）。顾维钧甚至认为，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中国东北：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没有实力独立地打败日本，在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国驻扎百万大军，占领着中国大片领土，其颓势并不明显。这些日本军队，在接下来进行的战斗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那么，要结束战争，除了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外，还有别的更快捷的方式吗？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国力衰弱且又陷入潜在的国、共冲突危机的中国，又怎能在大国间的博弈中抢占一个有利位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什么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苏联百万红军突进东北，世界“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苦涩与严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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