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美、英和苏联之间不得不暂时结成反法西斯的战时联盟。 但在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由于三大国各自追求的战略目的不同，美、英同苏联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欧战结束，同盟国面临的主要敌人消失，战时美国同苏联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杜鲁门上台，把苏联当作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美苏关系更急剧恶化。 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对待被解放国家的态度和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分歧，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全球战略重点欧洲，特别是争夺东南欧。
苏联人认为靠近苏联的东南欧对他们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苏联的计划是在东南欧建立一条“安全带”，包括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们的政府必须是对苏联友好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 美国和英国则想在苏联的边界上重建一条“防疫地带”，他们力图把被解放的东南欧国家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和政治统治之下，支持各国反动势力，建立亲西方的政府，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使这些国家成为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和反苏的前沿阵地。 1、在波兰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政策 1945年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呈交总统专用秘密情报说： “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差不多在对我国关系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苏联政府都采取了强硬的、毫不妥协的立场。这些问题中较重大的有波兰问题。” 杜鲁门新上任才24小时，他阅读了这份情报后，便密告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说：“我们要顶住俄国人”，言外之意是“过去对他们太软了”。 联合国旧金山会议前夕，美、苏、英三国改组波兰政府问题的谈判陷于僵局。1945年4月20日，杜鲁门召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国务院俄国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和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商讨对苏政策。 哈里曼在会上分析说，苏联同时执行两个政策，一个是“与美国和英国合作的政策”，另一个是“以独立的行动对邻国扩展苏联的控制的政策”。 他还认为，战后苏联在重建计划上需要美国，因而美国在重要问题上可以坚持，而不致碰到严重的危险。这时，杜鲁门插话说： “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哈里曼说要提防“野蛮人入侵欧洲”。 4月23日，在杜鲁门同莫洛托夫会晤之前，白宫召开过一次秘密的内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杜鲁门总统主要的外交顾问和军事顾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围绕波兰问题讨论对苏政策。
会上出现两派意见。 哈里曼大使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等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另一派以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为代表。 他们考虑到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希望“不要操之过急，避免公开决裂”。经过争论，杜鲁门决定采取强硬路线。当天下午，他直截了当地痛斥正在访美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指责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破坏了雅尔塔协定。 他要苏联答应另成立新的波兰政府（不是仅仅改组）；否则，美国政府便不参与其事。莫洛托夫恼怒地说：“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说：“履行你们的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讲话了”。 在场充当翻译的美国外交官波伦回忆说，他从未听到一位高级官员受到这样一顿训斥。 与此同时，在旧金山会议上，美、英代表团也采取同样强硬的姿态，拒绝承认波兰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反对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会议的工作。欧洲战争结束那天，即1945年5月8日，美国政府不经通知就突然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法案援助”。 5月份还发生几起满载租借物资即将启运前往苏联的船只、又在美国港口卸货的事件。显然，这是美国就波兰问题对俄国施加压力。 苏联人印象是： “德国战败一经变得明显的时候，就觉察出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冷淡下来，这好像是美国人在说不再需要俄国人了。” 2、战时同盟瓦解 希特勒德国垮台后，美苏关系日益恶化。但是，当时对日作战仍在激烈进行。美国军方估计，如果进攻日本本土，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所有阵亡人数的总和。
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为了缩短对日战争，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杜鲁门和他的前任罗斯福一样，迫切需要苏联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为此，在哈里曼的建议下，1945年5月23日杜鲁门派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商谈再次举行苏、美、英二国首脑会议。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最后一次重要战时会议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这是斯大林和杜鲁门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杜鲁门7月15日抵达波茨坦，16日美国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默果尔多试验场爆炸成功，17日史汀生飞抵波茨坦报告试验详情。 杜鲁门有意识地对斯大林进行了一次试探。1945年7月24日，他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态向斯大林说：“我们有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 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好好地运用心来对付日本”。当时仅离杜鲁门5码远，极其注意斯大林面部表情的丘吉尔大为失望。这是美国统治集团从实力地位出发，第一次利用原子武器进行政治讹诈。 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本来首要的目的是力争苏联如期对日军作战。会议的最初几天，杜鲁门就得到斯大林决心如期对日作战的秘密保证。 可是，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美国政府突然一反常态，由迫切希望苏联参战迅速转为不愿苏联介入对日战争。 7月26日，美、中、英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事先未同苏联商量。7月29日，斯大林为了加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中的政治地位，训令在波茨坦的莫洛托夫向杜鲁门提出，希望美国和其他盟国发表一个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正式声明，因杜鲁门已秘密决定使用原子弹，便运用外交辞令，婉言加以拒绝。 波茨坦会议后，苏、美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45年8月9日，即美国在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那一天，杜鲁门在华盛顿就波茨坦会议发表广播演说，宣称“三大国仍然认为贯彻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是三大国共同的责任”，并宣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不应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8月18日，詹姆斯·贝尔纳斯公开谴责苏联操纵保加利亚选举，并威胁说，若不容纳“一切重要民主分子”参加政权，美国便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也不与之缔结和约。 贝尔纳斯的声明和杜鲁门的广播演说表明： 美国不再有兴趣同苏联继续合作，而是要运用它的优势力量来阻止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建立势力范围。在1945年9月伦敦五国外交部长会议上，美国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结果使会议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 伦敦会议失败后，杜鲁门宣布将不再举行三巨头会议。这样一来，战时同盟实际上从此不再存在了。 1945年12月16至26日，美、英、苏3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虽然就意、罗、匈、保、芬5个战败国和约分阶段制订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政府改组问题达成协议，斯大林也致信杜鲁门指出： “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已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但美国认为美国让步太多，普遍表示不满。 杜鲁门于1946年1月5日给参加会议回国的贝尔纳斯一份备忘录，说是：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在伊朗问题上表明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因——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国际化，我们应该坚持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 “…我们应该坚持俄国归还我们的船只，迫使俄国解决租借物资的负债问题”。杜鲁门最后说：“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 杜鲁门致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不仅是对这位国务卿的训斥，而且用杜鲁门本人的话来说，也是美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美苏关系就由战时的同盟合作变为战后的长期分裂对抗。 3、美、苏争夺伊朗和土耳其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苏、美三国的军队为制止法西斯德国利用伊朗进行侵略活动，并保障美、英和苏联之间经伊朗和波斯湾的供应线的安全，于1941年先后进入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朗。苏联军队驻扎在伊朗北部，美、英军队则驻扎在该国南部。 1942年英、苏、伊三国协议，外国军队应于战争结束后半年内全部撤出伊朗。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贝文和莫洛托夫同意，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伊朗均应不迟于1946年3月2日。
1946年初，大部分美、英军队已陆续撤走，但是，苏军还赖在那里不动。1945年12月12日，在伊朗北部苏占区正式成立亲苏的阿塞拜疆民族政府。伊朗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被苏军挡回。同时，苏联还使用压力索取了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 针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扩张活动，杜鲁门政府迅速采取3项措施： 首先是在国际上大造“苏联扩张”、“严重违背国际协议”的舆论；其次是支持和怂恿伊朗政府于1946年1月19日和3月19日正式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苏联干涉伊朗内政、阻止镇压叛乱、违反联合国宪章；最后是国务卿贝尔纳斯于3月6日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苏联实践自己的诺言，立即从伊朗领土上撤退苏联的军队”。 在美国的压力下，5月份，全部苏军撤出伊朗。12月，伊朗政府派遣军队解散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后来，伊朗国会又否决了成立伊苏联合石油公司的协议。 美国利用伊朗事件扩大事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同苏联争夺伊朗石油资源。苏联人刚撤出伊朗，美国立即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大举渗入伊朗。不久，伊朗政府还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接纳美国军事顾问，使伊朗实际上变成美国的附庸国。 与此同时，美国还坚决支持和鼓励土耳其政府，断然拒绝了苏联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的要挟，表示如果苏联诉诸武力，土耳其政府将决心战斗到底。接着美国又通过“杜鲁门主义”给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样，土耳其和东地中海就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伊朗和土耳其危机表明： “当苏联企图超越东欧苏占区，向西德，巴尔干和中东推进时，美国政府就给予明确警告：如有必要，美国准备同苏联兵戎相见，而不仅是提出抗议和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而已。” 4、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 由于美国积极遏制苏联，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重申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作好准备以防万一”。斯大林的演说在华盛顿引起强烈反响，美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认为斯大林这篇演说简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 斯大林演说发表两周后，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为美国“已经采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
凯南这份电报正投美国决策者所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读到它时，如获至宝，随即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国务院为此还表扬了凯南。后来，凯南又以X署名，在1947年7月号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8000字电报的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首先，他从俄国历史的角度探索了“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认为俄国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内部虚弱的政权在外部获得安全，无情地迫使他们的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其次，他分析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领导人把资本主义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并威胁苏联的世界，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水火不相容，但最后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据此，凯南写道： “很清楚，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当作对手，而不是伙伴。” 再次，在具体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时，凯南指出，苏联近期的政策目标是：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力求分裂与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与影响，“并在一切合乎时机和有希望的地方扩大苏联势力范围”。 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紧迫需要地区，如伊朗北部和土耳其；一旦具备条件，其他地点随时可能发生问题。 最后，凯南又说，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它的对外政治行动“好像一辆固执的玩具汽车，开足了发条，朝着特定的方向开去，只有当他遇到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停下来”。
因此，美国若拥有足够的实力，并表明美国准备使用实力时，这就用不着真的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 5、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反苏演说。这篇演说以“铁幕”一词而闻名，宣称在横跨欧洲的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在铁幕前面，“还有其他令人焦虑的因素”；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他又说： “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明确而实际的行动建议”，号召英、美结成特殊的“兄弟联盟”，共同垄断“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配备一支国际武装力量”，联合使用两国遍布全世界的海、空基地，在联合国机构之外联合起来对付俄国。这一演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第1次公开发动“冷战”的信号。在丘吉尔演说过程中，杜鲁门多次带头鼓掌喝彩。 苏联人认为丘吉尔的演说是直接向他们在东欧的权利挑战。 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富尔顿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和他的美国朋友们活像希特勒及其同伴那样散布“种族优越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战争，号召同苏联作战。 虽然丘吉尔提出的美、英联合反苏的建议遭到美国广大人民的批评，但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却继续利用丘吉尔的演说大造舆论，掀起阵阵“反对苏联扩张”的浪潮，故意制造“冷战”气氛。
1946年3月杜鲁门对哈里曼说，“我们也许要跟俄国人在伊朗问题上发生战争”。 接着，前驻保加利亚大使乔治·厄尔鼓吹趁苏联没有掌握原子弹以前，对它使用原子弹。5月3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通知苏联驻德司令，不得再从西方占领区拆走机器。 1946年7月1日和25日，美国在比基尼环形岛进行新的原子弹爆炸试验。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拒绝承认东德以奥德——尼斯河为边界，正式声明美方准备修改波茨坦协定，强调美国不会撤退在中欧的驻军。 总之，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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