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的最后博弈（上）

【注】本文编译自John T. Correll. Last Tango in Potsdam[J]. AIR FORCE Magazine，2017，9：62-67. 配图有改动。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后，'三巨头’们便再也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了。”

图1.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在采西琳霍夫宫（Cecilienhof）花园里的合影，摄于波茨坦会议期间

1945年7月7日，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2个月后，或者说继罗斯福之后的那位新总统宣誓就职还不到3个月的时候，哈里·杜鲁门便在纽波特纽斯登上了美国海军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他此行是要前往德国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元帅会面，以决定欧洲的未来。

图2.杜鲁门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在舰艏的合影

这二战时期的“三巨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将于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在柏林郊区的波茨坦举行。此前他们三人的两次会晤分别是于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和于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在之前的那两次会议上，同盟国的领导人已经针对从欧洲战后的地图划分到德国的战争赔偿金额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最终的决定将在波茨坦会议上作出。

然而，最近几个月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德战争的结束，美国和英国已经不再太需要“安抚”斯大林了，而且事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还不像后来那么明显——英美两国的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无法令人信任”。

从许多方面来看，斯大林已经把手伸向了“控制欧洲”这一目标，因为苏联红军此时已经打过了大片欧洲土地，最远的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易北河西面——这几乎纵贯了半个德国。

当时，在太平洋上的对日战争还在继续着，不过这些战事主要为杜鲁门和美国方面所关切，而不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后两者主要关注欧洲的力量平衡。1945年4月份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接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学会所有的一切，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才选择了杜鲁门担任他的行政副手，而且罗斯福几乎没有告诉杜鲁门任何有关国际事务方面的情况。而且在杜鲁门短暂的副总统任职期间，罗斯福在白宫讨论重要问题时几乎从未让杜鲁门参加过。

只有在杜鲁门正式就任总统之后，他才接触了那个惊人的秘密，并带着这个秘密来到了波茨坦——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一枚原子弹，并准备在新墨西哥州偏远的沙漠地区进行爆炸试验。

杜鲁门并不是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唯一的新任领导人。在会议结束之前，丘吉尔也得走人，因为他的首相一职已经被克莱门特·艾德礼所接任，克莱门特·艾德礼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为大选的这一结果而感到惊讶。

“约大叔”

斯大林很少离开莫斯科，他对冒险离开由苏联人掌管的土地持“绝对拒绝”的态度。正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波茨坦才被选为“三巨头”会晤的地点。

波茨坦位于柏林的西南边，并位于苏军的占领区内，而且相对没有受到轰炸的影响。该地在战前曾是德国电影界的“首都”，无数显贵人士和电影明星都在那里安了家。苏联人在会议召开期间把当地所有的德国人都驱逐了出去。

丘吉尔和杜鲁门在斯大林之前就抵达了波茨坦，这让他们有时间亲眼目睹了柏林的瓦砾和遭受的破坏，包括原来是希特勒总部所在地的帝国总理府。丘吉尔还进入总理府下面原先是希特勒藏身掩体的废墟中看了看，但坐在另一个单独的车队中的杜鲁门则没有这样做。

图3.在波茨坦会议开始之前，丘吉尔来了一趟“柏林之旅”，这是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外参观时的照片

正式的会议是在采西琳霍夫宫中举行的，这是一座壮观的、拥有176个房间的乡村庄园，建于1917年，原本是为威廉皇储和他的妻子塞西莉娅（Cecilie）所建造的。苏联人在院子里用鲜红的天竺葵种出了一个巨大的红星，以此来表示他们对这座宫殿的占领。

图4.苏联人在院子里用鲜红的天竺葵种出了一个巨大的红星

直到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之前，美国和英国出于打败希特勒的共同目的而一直压下了他们与斯大林的分歧。当时在同盟国中弥漫的是一种“同志般友好”的精神，而且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略带一丝喜爱的情绪而把斯大林称为“约大叔”。杜鲁门也继罗斯福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称呼。在其参加完2月份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回国后不久，丘吉尔向英国下议院报告说：“斯大林元帅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希望在光荣的友谊和平等中与西方民主国家共同生活，我也觉得他们会言出必行的。”

不过，随着斯大林放弃他对东欧已被解放的国家可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承诺后，这种看法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在其回忆录中，杜鲁门将自己描述为“与俄国人说话时语气强硬”。事实上，有些时候杜鲁门的确是这样做的，但他主要的努力方向还是寻求与俄国人达成合作。

和杜鲁门一起坐在波茨坦会议桌旁并担任杜鲁门外交事务顾问的前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注意到了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盲目钦佩。而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强硬派人物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则被“降级”到坐在第二排工作人员的座位上。

图5.采西琳霍夫宫里，“三巨头”及其幕僚们围坐在桌子周围，站在最左边的是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

“我可以和斯大林打交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他很坦率，但却极端聪明。”杜鲁门在他于1945年7月29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我喜欢斯大林，他很直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不能得到的话他就会妥协。”

利益上的分歧

在苏德战争中，苏联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以及约占战前人口总数15%的人口。斯大林觉得，剥夺德国在战后剩余的一切作为赔偿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杜鲁门和英国人则想避免1919年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导致的错误，因为正是该条约对德国施加的苛刻条件刺激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此外，惩罚性的赔偿破坏了国际经济，引发了德国的极度反弹。德国人在1923年拖欠了赔偿金，但是美国的银行却借给他们足够的钱来支付赔给法国和英国的款项。德国很快就开始拖欠美国的贷款，而当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后则彻底终止了赔偿款的支付。

图6.在东线战场上，苏军的反坦克步枪射手正在开火，照片摄于1943年7月20日。苏联在战争中失去了约15%的人口

“我们不打算再犯这样的错误，即让德国用钱支付给我们作赔偿金，然后再把这些钱借给德国继续支付赔偿金”，杜鲁门这样说道。

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最紧迫的目标是让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因为当时同盟国方面预计将于1946年11月开始进攻日本本土列岛。苏联人当时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欧洲，而且他们尚未撕毁其于1941年4月与日本签署的“中立条约”。斯大林曾承诺说，一旦德国被击败就加入到与日本的战斗中，但他目前还没有这样做。

丘吉尔最担心的则是欧洲的力量平衡。美国人已经公开宣称他们的军队很快就会回家。由于法国和意大利先后在战争中战败，再加上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单凭欧洲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地对抗苏联了。丘吉尔希望美国能填补力量上的空白。

1945年4月份，当欧洲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终止美英军队在易北河方向的进攻，并将柏林留给苏联红军攻打的时候，丘吉尔进行了极力的反对。因为战后的占领区此时已经决定了，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约160千米的地方。艾森豪威尔并不想通过数以万计的伤亡来拿下这个“大奖”，而且这个“大奖”最终还要转交给俄国人。此外，这样做还要冒着可能会与苏联人发生冲突的风险。

图7.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会议期间检阅了驻柏林的美第2装甲师，在其乘坐的领头的半履带车上，还有巴顿等人

在纳粹德国投降时，盟军部队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占领了部分地区，不过这些地区都被指定为苏联控制区。丘吉尔试图说服杜鲁门让美军士兵驻扎在这些地区，而不是将其撤出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确定的占领区边界。

丘吉尔认为有可能通过拒绝撤军而让斯大林作出一些让步，但杜鲁门拒绝无视在占领区方面达成的协议——在此之前丘吉尔也曾数次建议杜鲁门这样做过，当时同盟国所面对的还是德国投降前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