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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晋名士，我早就想写点什么，写出真实的他们，每个故事每番言论都有来历出处，并尽量写得雅俗共赏些，既饶有趣味，又不落浅俚，但这一切谈何容易！于是就年复一年拖下来了，拖到冷雨敲窗，霜叶委地，洛阳年少成为江东翁妪。
五代名士
《世说新语·文学》篇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东晋时袁宏写了本《名士传》，拿给谢安看。谢安把书漫不经心翻了翻，笑着对满座的高朋说：“我曾对人讲起江北的事情，说着玩儿罢了，他竟拿来著书立说！”
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名士传》也没保存下来，从曾经见过此书的刘孝标的注中可知，袁宏把他之前的名士分为三代： 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 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中朝名士：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
“正始”是三国曹魏的一个年号。竹林名士的主要活动时间紧随其后，也属曹魏。“中朝”指西晋，与曹魏都建都中原地区的洛阳，故生长在南方的谢安称之为“江北事”。这大概就是后世所说的“魏晋名士”的最初来源，但还缺少东晋。有人将东晋的名士称为“江左名士”，或径称“东晋名士”，本书则在两晋之际另分出一代，称为“渡江名士”，也称“中兴名士”。他们在“中朝”便已“成名”，永嘉之乱渡江南下，参与了东晋政权的创建，即所谓“中兴”。这里需要说明，袁宏《名士传》的“中朝名士”中后来渡江的，如王承、卫玠、谢鲲，我则划归“渡江名士”。
渡江名士之后，东晋（317-420年）大约还有八十年，但我只写到谢安走出东山、走上仕途的那一天（360年），称这一代为“江左名士”。他们有的随父兄渡江时尚为幼童，有的干脆就生在江南，如谢安、袁宏。
这样，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江左名士，就是我要写的五代名士。到此，我要写的主题——“走向自然”，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再写，就是多余。
倘问魏晋名士有什么特点，请让我举例说明。
《晋书·王湛传》说西晋王湛平时少言寡语，家人都说他痴。他有个侄儿王济是位名士，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天王济见他床头放着一部《周易》，问他有何用场，他说身体不适时随便翻翻。王济请他谈谈体会，他便“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都是王济闻所未闻的，不觉肃然起敬，叹道：“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可见在当时，能谈《周易》便可称名士。原来，从正始起，玄学流行，一直笼罩了整个魏晋。玄学推崇老庄道家思想，重视《老子》《庄子》《周易》，后世合称“三玄”，因为它们的哲理 “玄之又玄”。魏晋人谈论“三玄”，史称“清谈”。总之，魏晋名士的一个特点，便是善于清谈玄学。这是思想方面。
又，《世说新语》记载，有位名士曾经宣称：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他的条件更低了。“常得无事”，远离尘务，闲逸优雅，得老庄清静无为之趣；“痛饮酒”可以放任自然，形超神越。至于“熟读《离骚》”呢？可能因屈原《离骚》是发愤抒情之所作，而名士重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这三个方面总而言之，就是任诞。《世说新语》所记的这段话，正是在《任诞》篇中。这是行为方面。
魏晋名士的前两代，正始名士偏重清谈，竹林名士偏重任诞。此后的两晋名士，也是或偏重清谈，或偏重任诞。当然，“偏重”而已，并不排除兼而有之。
清谈、任诞，熔铸而为“魏晋风流”。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是“风流”？我也说不清。我只能将春风的婉转引荐给你，将流水的潺湲引荐给你，请你自己去领略，然后，然后我们心照不宣。
不能小看了魏晋名士。他们之中，出了中国古代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哲学家，一流的文学家，一流的书法家，一流的绘画家，一流的音乐家。除了极个别者，他们皆是有善可陈的。你问我对他们的总体看法吗？容我想一想。容我想一想后小心翼翼地回答：他们是——
翩翩浊世之佳公子。
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他们正是生活在“浊世”，不过也不尽同，要分开说。
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生活的曹魏后期，是司马氏阴谋篡权而且阴谋得逞的时期。司马懿原是曹操的僚属，已经崭露头角。曹操是权臣，他异常珍视自己的权势，对此敏感而多疑。有一次他做了个不祥的梦，梦见“三马食一槽”。“槽”，他觉得是暗示“曹”，那么“三马”呢？他历数朝中姓马的官员，也没漏掉司马懿。多年以后，到了曹操的后代，这梦真的应验在司马氏身上，“三马”就是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
至于“三马”是怎样啃食“一槽”的，且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又过了许多年，到了东晋，太子司马绍有一次与“名臣”王导、温峤聊天，他请温峤讲讲他的祖上当初是怎样得到这份江山的。
温峤大概有点为难，迟疑了一下，王导说：“温峤年轻，知道的不多，还是我来讲吧。”于是一五一十详细讲述了这一父二子将近三十年间是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不择手段，不顾廉耻，惨淡经营，前死后继，终于如愿使第三代司马炎黄袍加身，登上金銮宝殿。
他讲得绘声绘色，年轻的司马绍听得毛发悚然，不觉双手捂着脸，伏在床上，说：“照这样说，晋室的国运，怎么能长久啊！”
这个故事可以充分激发人们的想象：连承受恩泽的后代都感到惨不忍闻，那么“三马”当时的恶行，这里就不劳辞费了；当年在他们淫威下生活的名士们的处境与心境，也就不难想象了。
“三马”骇人听闻的恶行是会遭到报应的，近在自身，远在儿孙。果然，司马炎篡位建立起来的西晋除开始较为平静外，其他的漫长日子可用一个字概括：“乱”——贾后乱政，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朝名士就在那种混乱中生活，也在那种混乱中被杀。
渡江名士渡江以后以及江左名士所生活的东晋前、中期，则是另一番景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也是后所罕见的独特景象，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王与马，共天下”；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是“士族门阀社会”。后来，又有庾氏、桓氏、谢氏相继兴盛，轮番接力，可称“庾与马，共天下”、“桓与马，共天下”、“谢与马，共天下”。
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皇家不能容忍的，他们曾试图加以扭转，却激起王敦之乱，小朝廷险些覆灭，只得作罢。
这种“共天下”的局面却是名士们的黄金时代。“共天下”削弱了皇权，限制了专制独断，适合名士自由不羁的个性。与司马家“共天下”的士族门阀与名士们属于同一阶级，他们的头面人物本身便多为名士，正可“沆瀣一气”。
这便是魏晋五代名士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情况。我对各代的叙述，都紧贴当时的政治斗争展开。
走向自然
讲了“名士”，讲了“魏晋”，现在轮到“链”了。
是的，这五代名士，犹如奥运旗上的五环，环环相扣，一个挽着另一个的臂膀，鱼贯而来，在时间上相“链接”。
说这是一条“链”，更因为在五代名士之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着。笼罩整个魏晋的思潮是玄学，玄学的精髓是老庄道家思想，而老庄道家思想的精髓则可以说是：“自然”。质言之，“自然”便是将魏晋济济多士贯穿成“链”的一条红线。
“自然”，我以为是魏晋士风绕以演化的轴心，是我要写的最关键的关键词语。魏晋名士的所得所失，其功其过，或妍或媸，都缘于对“自然”的理解和践行，因此，“自然”也是我绕以展开的轴心。
“自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用作虚词，即自己如此，本来如此，平常说的“任其自然”、“自然而然”，便用此义。二是用作实词，指主体以外的客体世界，如山川原野、草木鸟兽，所谓“大自然”、“自然界”。“自然”的这层意思是近代以来才有的，老庄和魏晋名士所说的“自然”，皆属前者。
老子是这种“自然”思想的开创者，在他的学说中，自然是与儒家的礼法相对立的。礼法是一种人为的约束和规范，后来发展为系统的“名教”。魏晋名士都不同程度地疏离名教，追求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魏晋名士们在行为上任诞、放达甚至纵恣，他们觉得就是在追求自然。可以说，自然，就是自由。当代学者叶秀山《漫谈庄子的自由观》说得好：
在老、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如”，即“自己如此”，亦即“自由”。“自由”和“自然”本是统一的，同一的。
所以，我要写的主题“走向自然”，说白了，就是“走向自由”。
另一方面，既然“自然”是自己如此，是非人为，那么还有什么比客观外界的山川原野、草木鸟兽更天然，更天工，更天籁，更未经人化呢？所以，在长久的运用中，“自然”一词也不知不觉带有了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意味，比如竹林名士阮籍在《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当代学者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认为，这话“可以说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近代汉语中所谓自然表示广大的客体世界，自然的此一意义可谓开始于阮籍”。
再举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实例：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归园田居》（一）末尾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中的“自然”既可理解为“自由”（与“樊笼”相对），又可理解为“大自然”（与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丘山”相应）。你说是吧？
在实际生活中，到了江左名士，这些追求“自然”（自由）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实体自然，投向江南的明山秀水，憧憬隐逸、纵情山水蔚成风气，王羲之宣称自己终当在山水中快乐而死，谢安在东山盘桓了二十多年，直到四十多岁才不得已而出仕，似乎在“大自然”中才最有他们要的“自然”——自由。也就是说，魏晋名士的走向自然，包括精神上的（自由），也包括实体上的（大自然）。两种意义的“自然”到此融合了，我要说的也便到此结束。■ 傅抱石《竹林七贤图》（1945年所作） 本文作者萧华荣，文载2014年7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魏晋名士链》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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