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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弼、何晏提出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和自然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在魏晋之际，名教是否能被自然替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表示他们强烈的反名教、反儒家思想。 我认为，结合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某些作品来说，他们不但没能脱离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内心深深地被儒家思想渗透，根深蒂固。反名教只是他们在动乱而又不得志的时代用来反对统治者虚伪本质的一面旗帜。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法，出自嵇康的作品《释私论》（《嵇康集》卷六）里：'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这是魏晋时期以竹林贤士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提出的观点，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人生态度，处世哲学，和政治理想。 所谓'名教'，就是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好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来进行教化，规范人们的言行，而名教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一个表现，是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思想规范。 而'自然'，就是沿袭老庄思想的中的逍遥无为，任自然而立的的思想。'就是因顺客观世界的自然之道，人的自然本性和无私之心'。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形成的环境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那嵇康、阮籍一直坚守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究竟出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吏治混乱，统治阶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使整个社会风雨如晦，这势必会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生灵涂炭的境地。自西汉以来，占据社会思想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儒家学说里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而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情形已经不适应动乱的时代了。 当人们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自身修养和抱负之志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儒家思想一度式微。到曹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和南方的蜀国和吴国形成鼎立之势的时候，政局才开始稍显安稳一点，作为北方统治者的曹氏，并不重视所谓的名教从曹操用人的标准就可以看出来，在《魏武帝集》里的《求逸才令》里有记载：'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可以看出，曹操的人才观是不求盛名，只求有才。传统儒家设立的修身养性，注重品行与名声的用人标准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般都会蔓延成为一种主流正统思想，名教的式微显而易见。等到司马氏觊觎并篡夺政权的时候，天下又成一片混乱之势。而嵇康阮籍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活动的文人。 当时司马氏夺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拉拢名士，但司马氏用极其残暴不仁的手段来迫害不愿为其服务的文人，造成当时'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境况。名士们既没有武装反抗的资本，又不愿遭受政治洪流的杀戮，文坛上出现一种人人避而不谈政治的现象，只能转而走向老庄的路上去任诞自然了，他们装疯卖傻，寄情山水，用酒色、炼药来消磨自己郁结的心灵，去洗涤内心饱受煎熬的苦闷。 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世说新语》记载叫阮修的名士挂钱于杖头，走到哪家酒店就在哪家喝酒的逍遥人生态度。《晋书》也有记载毕卓身为吏部郎官，竟在晚上去邻家偷酒喝的故事，这又何尝不是率性而为的个性使然呢？这一方面显示文人聪明而又无奈的自保手段，另一方面又彰显出那个社会的悲哀。 从之前的王弼、何晏提出的'名教出于自然'，到之后嵇康、阮籍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的治世思想似乎越来越无法与现实世界进行调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地位是否真要被更加注重内心世界修行的道教'无为而治'、'任诞自然'的思想所跨越。'道家的思想每每出现于民不聊生的乱世，一个人对现实世界完全绝望，对于文物制度表现厌恶'。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法恰恰是这种尊道贬儒的体现。 而名教在当时是否真能被跨越，我的态度是否定的，至少我们在当时一些名士的身上能看到儒家思想留下的印记。
三、至少在当时，名教无法被跨越。 （一）、嵇康率性的性情而又痛苦的内心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是三国时魏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是最早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他对当时的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越清醒越痛苦，司马政权企图以名教来统摄人心，巩固统治，而嵇康能充分认识到司马政权标榜的所谓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所以他极其痛恨已经被完全异化的名教。他的好友山涛在司马氏手下当差的时候，推荐嵇康去担任他的职务，被他断然拒绝，并写下誓不与当朝统治者合作的著名篇章——《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反名教的战士，但是我认为他没有脱离名教的影响，并且被他影响至深。 嵇康幼年丧父，成年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沛王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说明他和曹魏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拜中散大夫，说明他也曾有过救济苍生的意愿，并不排斥入朝为官，但是入晋之后却不曾有一日事晋，除了不满司马氏的残暴虚伪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骨子里认为司马氏是篡夺曹魏政权的'乱臣贼子'，曹氏对他应该不薄，如果为司马氏服务，这是传统忠君思想和仁义道德观念所无法容忍的，依照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传统儒家所鄙夷的不忠不仁不义的事情是嵇康所不齿的，这些不能不说是嵇康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嵇康在狱中写给不满十岁的儿子的《家诫》中写到：'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闻又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他虽然自己看透了当朝的虚伪，但是教导自己儿子的时候，还是希望儿子能在为人处事上做到谨小慎微，教导儿子要循规蹈矩。在他临死的时候，和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当年他断然与之绝交的山涛，还是他托孤的最佳人选。而事实证明，他的教育对儿子嵇绍是有影响的，嵇绍是历史上倍受敬仰的人物。永兴初年，作为晋惠帝侍中的他跟从惠帝战于荡阴，两军交锋，晋军大败，惠帝的侍卫都跑光了，只剩下嵇绍誓死护驾，结果为护主而死，血溅御衣，等到晋惠帝被救出围，左右要洗那件溅有血迹的龙袍时，惠帝阻止说：'此嵇侍中血，勿浣。 嵇康还在《大难养生论》里谈到：'民不可无主而存，主不能无尊而立。'说明他深知社会及其存在形式的合理性。 对现实世界来说。他自己算是已然看透，但是只能寄情于山水自然寻找安慰，让他忘记内心的痛苦。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自己厌恶司马氏的统治，但是'政治混乱，杀戮不止，读书人既没有革命的武力，为保全性命，自然就会走到老庄的路上去，谈玄说理，隐名避世是必然的选择。2[P15]史书有很多记载他同王烈、孙登等道家人物交往的故事，《晋书·嵇康传》记载：'（康）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如石。'还有《太平御览》、《文选》等有记载说嵇康其实未被杀而是羽化成仙了，当然这些只是带夸张色彩的故事，但是也能说明嵇康与道教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逃避尘世的杀戮，只能转向道教寻找安慰了。他为了不与当朝统治者合作，在竹林里放逐自己的生命，然而钟会向统治者说的那句'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还是最终使他得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惩罚。  （二）、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 阮籍是和嵇康齐名的魏晋名士，同样也是玄学名家，他的反名教主张也是旗帜鲜明，而他著名的反名教代表作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在后者中，有一段文字：'今汝尊贤以相高，竟能以相尚，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所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之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这段话真实地揭露了已被异化了的虚伪的名教之士的嘴脸，而且指出这些靠虚伪名教为非作歹的伪君子，好比在裤裆之中的虱子，一旦裤子着火，那些虱子命也保不住了。  阮籍沉重的痛斥司马氏当权时期的异化名教。但是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其实也没有真正做到跨越名教而完全地任诞自然。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晋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和思想家。3[P87]《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曹氏父子革新吏治，统一中原的兴盛时期中度过的。他亲身经历了建安后期以及魏文帝、魏明帝两代，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昂扬的建安风骨的表现，而阮籍受到建安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的洗礼。使他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决心更加坚定。 和嵇康一样，阮籍和曹魏政权关系也密切。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当年曹操求贤若渴，放火烧山，把原本不愿为官的阮瑀招至旗下，他曾在曹操幕中担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军师祭酒多年。阮瑀死时，曹丕还悲痛地写了《寡妇赋》，写有：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神，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可见，阮籍与曹氏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经历了司马氏夺曹魏政权之后，阮籍陷入了一种长久的苦闷中，'处在一个魏晋易代的险恶环境中，无力与司马氏集团这样一些残暴势力进行斗争，只能采取与之周旋的韬光养晦的策略，来表达他不与篡逆者同流合污的态度和气概。为了不与司马氏合作，当司马炎想和他做儿女亲家的时候，他只能连醉60天，使求亲者无从开口。 他行为怪异，每天登山临水，驾车而行，等车行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伤心不已，放声大哭。看似装疯卖傻，其实他比谁都清醒，邻居家有女儿，很有才气，未出嫁就病死了，阮籍听说，嚎啕大哭。古代叔嫂不通问，但是阮籍却不忌讳，这些在别人看来，是不符合封建礼教的，但是阮籍统统不理会，这也是对虚伪封建礼教的一种蔑视。以此来表达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决心。  从阮籍的诗歌中也能看出他心路历程的转变，他早期的《咏怀诗》四十七首里写道：'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渴望'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这些表明他从军立功的志向，希望能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为国建功立业。他的后期诗歌则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苦闷，《咏怀诗》十五首中，模仿屈原的诗作，表达未能效忠曹魏政权的纠结。甚至在《咏怀诗》二十二首中发出了'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的感叹，现实中不得志的哀愁让他有了遁世、回归自然的想法。这些都说明阮籍的苦闷完全来自于现实，他内心深处还是深受儒家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任诞自然，只是一种明哲保身之法，在他身上，名教根本无法跨越。 （三）、刘伶——以酒为名 竹林七贤中，还有一个刘伶也是强烈地反对名教的，只是他的态度和嵇康阮籍有点不同，他喜欢喝酒，酒是他生命中的最爱，他将生命的意义全部都投注到酒中，而且行为比较怪诞，他把天地当屋宇，把屋宇当衣服，他不喜欢的人走进他的屋宇，他就问那人你到我裤子里干嘛呢。他不与统治者合作，却又不采取尖锐的方式，只是放逐自我。这些都是他反明教的外在表现，其实根据历史记载，也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他也想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比如他曾做过建威参军，比如他在泰始初年即在公元266年祖逖出生前后，曾接受过朝廷的召见。朝廷对他的建言不认同，跟他同辈的人都得到任用，唯独他给朝廷留下无用的印象，被排除在外。也许这是一种打击。当然也就是这次召见，让他彻底断了参与政治的念想，其实名教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被跨越的，只是越想忘记，就越会显现，只能一味地喝酒买醉，追访自然，与政治为敌，以忘记自己的不得志和政治上的腥风血雨。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  以酒为命的刘伶 魏晋'放达之士，其精神近庄子，嵇、阮开其端，至西晋达极盛，讲《老》、《易》者王何较严正，以名教合自然，讲庄子者则较浪漫，反名教。  纵观魏晋之际，无论是'名教出于自然'，还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都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思想观点，他们讲求任诞自然，崇尚老庄，不拘礼法，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然而儒家思想已经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更何况是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呢？真正能跨越名教者能有几个？  儒家讲求的是积极入仕。治国平天下的外向型思想，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而道家宣扬的是一种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的内省型人格审美。经过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魏晋时期人们不受它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道家的思想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然而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是一种进步，儒道两家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两条分量很重的支流，相互浸透，影响中国人一直到现代。魏晋时期也不例外，跨越代表儒家的名教而单单崇尚代表道家自然是无法做到的。正如翦伯赞说的；'魏晋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因此在玄学中，老庄哲学一般是与儒家哲学相表里而不是相排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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