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嵇康，魏晋名士的弄潮儿，百代粉丝的心尖肉。两千年来，关于他的溢美之词，犹如名胜古迹的“到此一游”，随处可见，千篇一律。比如“美词气，有凤仪”“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会作诗，其诗豪壮清丽，无一点俗气”“德行奇伟，风勋邵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等等。一句话：嵇康是一个琴棋书画文史哲美样样精通的盖世英才，是一个魏晋名士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时代宠儿。但也恰恰是这宠爱，要了他的命。北大杨立华教授将嵇康的命运比作“郊祭牺牛”。 何为“郊祭牺牛”？ “郊祭牺牛”出自《庄子》，楚王派人请庄子去楚国任相，庄子不但拒不赴任，还将当宰相比作“郊祭牺牛”。别看平时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肥肥壮壮，一旦祭日来临，便是牛头落地，没得商量。还不如一只野外淤泥里打滚的猪逍遥自在。 嵇康熟知庄子的“材与不材”之辨，心里是极不愿做“郊祭牺牛”的。他“越名教而任自然”，远离庙堂，纵情山水，求仙问道，服药养生，以求做一只在泥潭里自由打滚的“长生不老的猪”。可命运偏偏爱跟他开玩笑，硬生生把他架上神坛，做了“郊祭牺牛”，沦为时代的祭品。 嵇康死因，说起来实在不符合粉丝们的预期。他因“自告奋勇”做吕安吕巽兄弟的“桃花案”调节人而被冠以“不孝”罪名诬杀。表面上看是被“夺命二吕”坑害，但背后却隐藏着“借刀杀人”的政治预谋。 嵇康之妻为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在那个婚宦一体的时代，婚姻作为桥梁，将男女两家结为政治共同体。嵇康既是曹家女婿，在政治上，自然拥护曹魏政权。而司马家因“高平陵”政变执国柄后，嵇康这些“曹魏遗臣”便成了既尴尬又碍眼的存在。 江山易主，于嵇康来说，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止。在那个时代，一个世家子弟如果不入仕途，经世济民，便意味着人生的终结。 两千年来，嵇康留给世人的形象是不慕功名，抱着把古琴躲在竹林里饮酒弹唱。好像生来如此，一直如此。殊不知，嵇家世奉经学，嵇康自小便接受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儒家教育。他的父亲嵇昭，官至治书侍御史。兄长嵇喜，历任太仆、扬州刺史、宗正等职。嵇康本人因娶长乐亭主而拜郎中，后来又官升中散大夫。如果没有司马家篡位，嵇康大概率会一条仕途“走到黑”。 事实上，司马昭也曾屡次征辟嵇康为新政权服务，但都被骨子里信奉儒家忠义的嵇康婉拒。为保门户，他不但不能控诉司马家“欺曹魏孤儿寡母”之卑劣行径，还得把儒家忠义藏在“竹林”里，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假面”示人。他成功地迷惑了世人，却瞒不过司马家的“狼顾之眼”。 嵇康之死，史书及坊间传闻为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言所致。这涉及到发生在嵇康与钟会之间的一段小插曲，《世说新语·简傲》载：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提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儿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带领一班“衣冠名士”去拜访嵇康，本来是“诚心”交个朋友，顺便在“名士”们面前出出风头，却没想会到会被嵇康以“打自己的铁，让你们看去吧”的态度无视。在那么多人面前“长自己志气，灭钟会威风”。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后来嵇康以“不孝”入狱等候发落时，钟会便向司马昭构陷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把嵇康比作盘踞西南威胁司马政权的蜀汉丞相诸葛孔明，以此刺激司马昭敏感的政治神经，可谓阴险。 钟会的背后捅刀，固然有推动司马昭处死嵇康的作用，但如果说是钟会一言要了嵇康命，就不免夸大了钟会的影响力，又小看了司马昭的判断力。要知道，“德高望重”的何曾因阮籍“居丧无礼”而请求司马昭以“不孝”罪名将其流放边疆，以免污染华夏，司马昭不仅没有批准，还替阮籍说情。这固然因司马昭曾与阮籍私交甚密，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阮籍“沉溺饮酒，不问政治，不臧否人物，不威胁司马政权”，“瘦弱多病”地令司马昭心生怜惜，放下戒备。 相比之下，嵇康实在不够“安分”。 他一面表演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为艺术，上山采药，下山打铁，竹林弹琴，荒野长啸。一面又发表着各种“绝交书”，与山涛绝交，与吕巽绝交。绝交便绝交，偏偏又在书中表达“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忤逆言论。为什么说是忤逆？因为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对应司马懿以武力发动“高平陵政变”），周公是辅佐成王的（对应司马昭辅佐高贵乡公曹髦），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你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了，我们司马家将来还如何让“曹家孤儿”禅位？你既敢用“非礼”之词碍我们夺天下之进程，我们便以“无礼”之名取你性命。 阮籍管住了嘴，可以苟活。 嵇康管不住嘴，必须得死。 据传嵇康赴刑场那天，有三千太学生赶到法场，为嵇康请愿，并求嵇康做他们的老师，以此保住嵇康性命。单纯的学生们，以为把嵇康从“自然”拉回“名教”中担任贤师，便能摘掉扣在嵇康头上“违背礼教”的高帽。却不知，这更坚定了司马昭杀嵇康的决心。 学生运动，从古到今，都是当权者之大忌。东汉末的“党锢之祸”便是士大夫带领太学生评议时政，抨击宦官、外戚乱政所引发的惨剧。士大夫要么被杀，要么被囚禁，要么被赶回老家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太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大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世家子弟。其中大部分是要出仕当官，辅佐政权的。他们的忠诚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三千个太学生一起拥护嵇康，这背后牵扯多少家族势力？如果放了嵇康，他又将怎样的影响学生的思想？这对司马家政权实在是个重大隐患，必须除之以求心安。 于是，一代名士，竹林七贤之首---嵇康，就这么以“不孝”的罪名污杀了。四十年后，嵇康独子嵇绍，为晋室尽忠，护惠帝而死，血溅御袍，重现其父的刚烈血性，并被文天祥纳入了他的《正气歌》。 杨立华老师感叹嵇康死的太没价值，如世人叹惜苏格拉底之死。可如果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铲除异己，那么嵇康能在万人泪目中一曲奏罢，慷慨赴死，留予司马政权一定程度的舆论压力，于嵇康来说，未尝不是对曹魏尽了最后一份“忠”，为名教出了最后一次“力”。 广陵散绝响后，嵇康之死成了万千粉丝心目中的意难平，绵绵无绝期。为了追思偶像，他们开始收集整理嵇康留下的诗歌赋论，咀嚼之，注解之，编辑成册，伴随嵇康的名士风骨，代代相传。到了民国，鲁迅先生重新编辑出版了《嵇康集》，并在一场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对着满场黄埔军校“太学生”发表了他对嵇康之死的个人看法，见解独到，措辞犀利，借古讽今，又是一个嵇康。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嵇康纯粹是“作死”，比如民国大师级人物余嘉锡就认为：嵇、阮以放诞鸣高，然皆狭中不能容物，如康之箕踞不理钟会，与山涛绝交书自言“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辄发”。又幽愤诗曰“惟此褊心，显明臧否”。皆见其刚直任性，不合时宜。 余先生的角度确实是嵇康真实存在的一面，但也只是一面。作为一个生在政局多变，礼教败坏，战争频发，瘟疫流行的乱世中的“青年遗臣”，身份被转换，仕途被切断，言行被监控，信念被践踏。其内心的压抑、愤懑、孤独、绝望使他走向和屈原一样的精神求索之旅。而在求索过程中，其思想会复杂多面，其精神会分裂变形，其性格会焦虑狂躁，其气量会偏狭褊小，其言论会怪诞犀利，其行为会放达任性。 余敦康先生在他的《魏晋玄学史》中，对嵇、阮的精神求索之旅评价道：“嵇、阮从自我出发，或是'使气以命诗'，或是'师心以遣论'，都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的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二为一，达到某种精神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所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但是，自然不可能脱离名教而单独存在，现实的苦难也不可能靠思维上的否定来克服，所以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不仅使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同时也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像漂浮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叶扁舟，永远也找不到安息之地。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以顽强执著精神不断地探索。他们一会儿做“大人先生”那样的得道真人，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很快又觉得这只是一种幻想，转而与现实妥协，但是又发现这种妥协是自我的丧失，于是像屈原一样，孤孑一人，行吟泽畔，流浪旷野，面对苦难的现实、沉默的宇宙，继续新的求索。” 时局的动荡，将嵇康放逐到了政治的边缘。在边缘徘徊，其啸也歌。想从思想上寻觅一片净土，却一次次遭遇精神危机。想融入现实生活，又害怕丧失自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试探，痛苦挣扎，直到生命尽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春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大概是每一个坚守信念，保持自我之人的共同命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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