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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绿毛水怪 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磋良久，即命辟之。世人谓之'三语掾'。 所谓'三语掾'指的是三个字'将无同'，'将无'其实是助词，三语实际仅指一个字'同'。也就是说，阮瞻与王戎看法一致，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同出一脉，后来，这一说法逐渐成为清谈的核心。  '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像 如果我们以西晋初年'三语掾'的这次会话为清谈史上的一个节点，那么魏晋清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一阶段涵盖了'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清谈大家。第二阶段则是两晋'中朝名士'和'永和时期'清谈能手们的粉墨登场。当然，清谈史是由一个个清谈大家的思想史谱写而成，而清谈大家亦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也会受到年龄的增长，自身的遭遇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清谈史的阶段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与个人际遇相结合的辩证性眼光去看待这一段精神上极自由，最浓于热情，政治上最混乱，最匪夷所思的时代。 清谈史第一阶段—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 魏晋清谈前身乃是东汉 '清议'，'清议'就是具体评议朝廷任用的人物是否恰当，此时期的'清谈'与政治上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与当时士大夫的进退出处关系尤为密切，也是士大夫表明本身态度以及自身立场的工具。然而自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以来，大批儒家名士因妄议朝政而惨遭屠戮，一些知名之士为了保全自身，避祸远嫌，开始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追寻老庄自然之道，这以东汉名士郭泰为代表。 '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介休三贤之一，郭林宗像 郭泰实为党人之一，'善人伦'就是有人伦鉴识能力，却'不为危言覈论'就是不评议朝中人物，不危言骇论。党锢之祸后，便闭门教学，一心钻研理论知识，所以被容于宦官。清谈之风可以说就是从郭泰之后开启。 到了曹魏后期，清谈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 《四本论》之争。 《魏书》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奉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这说的是《四本论》，所论的主要内容是才华（才）和德行（性）是否一致的问题。傅嘏、钟会认为才华和德行一致，有才者必以有德行为前提（同、合）。而李奉、王广则认为有才华者不必有德行（异、离）。结合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论问题，其牵扯的本质问题是以曹氏为首的党派和以司马氏为首的党派之间的党争。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又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大名鼎鼎的求才三令，其大旨意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可能背负不仁不孝、贪污欺诈的罪名。  求贤若渴的曹操 曹操只看才华，至于他们的道德品质曹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若不见。这求才令不仅代表了曹操对于才性异同的看法，可能也有曹操寒族出身与儒家豪族袁绍、汉家宗室刘备、江东大族孙权对抗的原因，这里不多赘述。 显而易见，李奉、王广是曹氏一党，而傅嘏、钟会则属于司马氏一党。再结合其个人经历而言，王广乃是司马氏执政期间'淮南三叛'之一王凌的儿子，与父亲一同兵败被处死，而李奉与夏侯玄策划谋杀司马师，事情泄露后被司马氏处死。其二人属于曹氏一派毋庸置疑。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四本论》的玄学清谈背后，是两个针锋相对的党派斗争。 《四本论》事件还牵扯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嵇康嵇叔夜，'竹林七贤'的三位领袖级人物之一。 《世说新语》中提到一个故事，说是钟会写完有关《四本论》的论述后，想拜访嵇康，以求赐教。可是等钟会走到嵇康的院子外，又觉得不好意思怕人家不见他，很为难。最后他把自己写的论述，从墙外抛了进去，然后快速的离开了。后来功成名就的钟会再次拜访嵇康，嵇康我行我素的打铁，其高傲的态度深深刺激了钟会的自尊心，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嵇康与钟会 其实，自嵇康喊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之后，嵇康就已经上了司马氏的黑名单。司马氏以孝为标榜，治理天下，以儒家名教治国，而嵇康这位当时名士中的名士，偶像中的偶像公然表示与当权政府的不合作与抵抗态度，这对于政府的形象是很大的负面效果（何况司马氏得位不正，做贼心虚）。那么嵇康后来以不仕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被司马氏诛杀，也不足为奇。再结合嵇康个人，其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身为曹氏姻亲，在时局之下，一心崇尚老庄自然，'薄周礼，越名教'不与司马氏合作也算情理之中了。 嵇康被杀之后，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刘伶借饮酒遁世，阮咸亦好酒而贫。而山涛身为司马氏的姻戚，王戎作为西晋开国元勋王祥（卧冰求鲤）的同族，家族遗传和环境熏陶都促使他两站到了司马氏一方（伏膺儒教），那么就只剩下阮籍，这一位与嵇康同为'竹林交游'领袖级别的人物了。  孤独的阮籍 （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 阮籍采取的方法与东汉名士郭泰异曲同工，司马昭每次找阮籍聊天，一谈论到时事方面，阮籍就开始言及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所以被司马昭成为'天下之至慎'。阮籍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责政治，讨论天下是非的言论和曹魏后期，关于儒家名教与老庄自然学说背后的党派之争，完全转变为抽象玄理的研究，所以开创了西晋完全玄学清谈的风派，所以就两晋清谈而言，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清谈史第二阶段—两晋 到了两晋时代，'清谈'已不同于东汉、曹魏时期，已失去了背后的实际政治寓意，转而思索人生（人道）和宇宙（天道），内容以'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佛理'（东晋）为基底，追求超脱之虚，以至玄远之境。山涛、王戎早年与嵇康、阮籍交游，同为'竹林七贤'。崇尚自然，隐居不仕。后面却改变志向，伏膺名教，立人之朝，官至宰辅。这样的转变，自然可以用'人总是会变的嘛'来解释，但身为名士，自然要有名士的风范，解释起来自然也要自成一派，自圆其说。于是便有了开篇的'三语掾'，即名教与自然相同，也就是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既然如此，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一边享受尊显身份，荣华富贵。另一边也可以寄情林下，口谈玄远。这以西晋名士王衍为其中的代表。  西晋名士王衍像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王衍，字夷甫。其人少壮登朝，至于白首。可谓为司马晋室的元老级人物。而且，王夷甫在当时乃天下名士，四海名动。然而，他虽位列台司（三公等宰辅大臣），却'羞言名教''不以事物自婴'。换言之，只在乎自己个人的玄修，崇尚虚无，在其位不谋其政。在领导的带头影响下，他的下属（自台郎以下）也'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是什么概念？国家选拔人才的官员（尚书郎及其下属），不以国事为务，却整日与人谈论玄理，沉迷于虚无缥缈的通彻。这样的宰辅大臣和一帮酒囊饭袋，西晋岂能长久？后来，王衍于宁平之难中，被石勒所俘，为求全自身，竟然辩解'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劝勒称尊号。' 身为汉人，毫无气节，身为名士，毫无风骨，身为宰辅，毫无忠义。上愧于晋室托付，下惭于黎民百姓。可怜数十万西晋军民，白白随之殒命。此正所谓'清谈误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后来，西晋被胡族灭亡，晋室衣冠南渡，是为东晋。东晋中期，权臣桓温北伐之际，与属下眺望中原失地慨然道，神州陆沉将近一百年，异于胡族之手，王衍等人难辞其咎。  桓温北伐 其实，王衍以及后来志存玄远的名士如果安于林泉隐逸，追求自己内心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对于其个体而言，并无过错。对于国家，虽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至于误国殃民。然而一旦位居宰辅，登朝入仕，便身肩为国家鞠躬尽瘁，为黎民百姓殚精竭虑的义务。所以 '误国'者罪不在'清谈'，而在如王衍此类一面沽名钓誉入仕为官，侈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另一面穷极奢侈享受的'伪君子'。 试问，尊显的达官和清高的名士能否将无同?遵行名教，入世求仕与崇尚自然，避世不仕又岂能将无同？将无同的只有骄奢淫逸的肉体和道貌岸然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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