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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魏晋时代 “魏晋风度”是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魏晋风度”虽然讲的是魏晋士人对生活的态度及其生活方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态度。因此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里说，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混乱、社会最为苦痛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中国古代精神史上最为解放、极为自由的时期。这就很有看头。所以要考察中国古代士人是如何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就必须从魏晋时期入手。 1927年的7月23日和7月26日，鲁迅先生在广州夏季学术演讲会上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就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后来收到《而已集》中，这篇文章已经成为研究魏晋思想和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魏晋风度”的问题。 风度，从表面上看，是指人的言谈举止、仪态风貌。但实际上，风度不仅仅指的是人外在的形象，还指人的精神内涵。人的言谈举止、仪容风貌决定于人的精神气质。因此所谓风度，就是人的精神气质和仪态风貌的内外统一，用魏晋人的说法，是形神融合所产生的士人风貌。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讲什么概念，他首先讲魏晋士人的生活，讲他们的生活作风，然后由士人的生活讲到文章，再由文章讲到士人的精神风貌、作风背面的文化背景。按照鲁迅先生这种讲法，魏晋风度实际上就是魏晋士人的生活、生活态度、生活作风以及他们的文章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就从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入手，围绕魏晋风度讲几个问题。一是魏晋风度与魏晋时代；二是魏晋风度的种种表现；三是讲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首先分析一下魏晋风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关于魏晋风度所产生的背景，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从士人的命运入手来考察。魏晋时代是士人命运的转折时期。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通过朝廷选拔和地方推荐来选拔人才，选拔的重要条件是经明和行修。五经读得好，才有条件进入朝廷和地方官的视野。所以汉代士人把董仲舒、公孙弘作为楷模，“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士人多是李白诗中所描绘的“白发死章句”儒生形象。 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斗争引发士人群体和外戚宦官的尖锐斗争。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士人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士人的榜样是像李膺、范滂、郭林宗这样的一些士人清流。比如李膺，经过他的人物评点，士人就像鲤鱼跳了龙门，一下子会形成很大的影响。李膺一言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名声好坏，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成为士人领袖？就是因为在面对宦官专制、政治非常黑暗的时候，像张俭、范滂、李膺等士人表现出了一种铮铮铁骨的社会担当情怀和气节。 到了正始时期，情况又有很大变化，导致了士风发生了激变。大家知道，曹操实际上是想当皇帝的，但是他生前决不当皇帝，他要做周公。曹操没有当皇帝，但他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了，而且演出了一场“禅让”的闹剧。所谓“禅让”，是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权交接形式：你作为天子，如果认为我的德才可以治理天下，那么你就让贤于我，此谓“禅让”。但实际上这场禅让的节目，是曹丕逼出来的。 前有辙后有轨，到了司马氏控制了魏国的实际大权，也就想效而法之。曹操做魏王的时候，司马懿深受重用，任太子中庶子。曹丕去世的时候，以司马懿和曹真共同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曹睿去世时，曹芳只有八岁，明帝遗诏托孤给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上台后基本上把所有的军事权力都抓过来，但司马懿是一个极有权术的人，他从正始八年就开始装病，躲避曹爽的锋芒。 正始十年正月，少帝曹芳带着曹爽等人拜谒位于高平陵的明帝之墓。司马懿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发动政变，把曹爽的兵权全部夺了过来，并且把曹爽、何晏以及他所有的心腹杀掉，这就是有名的“高平陵之变”。这次事变，历史书上记载，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死去了大半。 政治如此险恶，面临着这样政治环境的士人就要考虑怎样活下去，就是怎样生存下去这样一个问题，不得不调整他们对待现实、更具体说对待政治、对待个人生存的态度，这就直接导致了魏晋的士风之变。 汉代的士人担当道义，即使是经生也把经书作为道的一种体现，是一种外向的社会责任型的士人。到了魏晋时期，士人开始往回走，向自身、向内心走，他们开始考虑个人的出处、个人的性情等问题，于是就表现出了鲁迅所说的魏晋士风。
魏晋风度与“三美” 第一美是魏晋士人服药所表现出的病态美。魏晋名士服药比较普遍，何晏、嵇康、王弼、夏侯玄等都有服药的记载。他们吃的是什么药呢？即寒食散，也叫五石散，是由石硫黄、石钟乳、赤石脂、紫石英以及白石英五味药组成的。石硫黄、石钟乳是壮阳药，赤石脂是生肌药，紫石英和白石英是安神药。吃这五味药，何晏是祖师爷。何晏为什么要吃药？皇甫谧《高士传》给我们一个答案，说何晏是耽声好色才吃这味药，但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何晏是汉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在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夫人，何晏也就成了曹操的养子。曹操对他还是很好的，服食比照太子。何晏是绝顶聪明之人，同时还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曹操看他很聪慧，长得又漂亮，很喜欢他，就想收他为养子。但何晏听到这个话以后，在宫中画了一个四方圈，他自己站到里边，写上几个字，此乃何氏之庐，意思说这是我的家，我何晏性“何”。这话传到曹操那以后，曹操就放弃了收他作为养子的想法，一直称他为假子，即不是儿子的儿子。 据说何晏做吏部尚书也是很有成绩的，何晏的政敌傅玄的儿子傅咸评价何晏，说他能够选贤任能，使内外之职各得其才，属于好官，能干的官。何晏吃药，一是使自己身体强壮起来，另外一个目的恐怕主要和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有关，是为了养生长寿。另一位服药的人，嵇康就是这样。嵇康为什么要吃药？他写了一篇《养生论》，里面讲，人要使形神相亲，首先要呼吸吐纳，就是要练好气功；第二就是服食养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修性保神、安心全身，使形神相亲，表里相济。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药都是一些发热的药，吃了后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生理变化，尤其是行为上的变化。首先吃了以后总是燥热出汗，一会儿出汗，一会儿又发冷。何晏面色皎白，是怎么来的？当然一方面是他长来的，《世说新语·容止》即说他美姿仪，面至白。另外一方面，笔者看来就是吃药所致，吃药以后要出汗，出汗后的面色肯定是又白又嫩的；然后一会儿又发冷了，当然面色会变得更白，所以这是一种病态的美。又因为吃的都是石硫黄、白矾这种东西，服药后五内俱热，是极为痛苦的。怎么办？要发泄，叫“行散”，怎么行散？即快走。我们现在治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良方就是快走，其实魏晋的时候就有这种快走之风，当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行散，发散。 魏晋时代有一种风度，叫疾行缓步，一会儿走得很快，一会儿迈着四方步走得很慢，显示出一种高士的风度。其实这种风度不是装出来的，是药催的。另外因为每天出汗，皮肤总是处于一种潮湿、发嫩的状态，所以说魏晋人穿衣服很讲究，不穿新衣服，要穿柔软的没棱角的旧衣服，以防止衣服磨破皮肤。这些宽大的衣服，是为了服食行散方便，但是给外人看来，这些士人走起路来，宽衣博带，飘飘然像神仙一样。 这种风致，实际表现出了魏晋人对病态美的一种追求，以病态为美。为什么以病态为美？因为他想不同凡人、不同常人，只有魏晋士人才有这样的举止。 第二是纵酒，就是喝酒所表现出的颓放之美。中国人有悠久的饮酒传统，保定中山王刘胜墓的侧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瓮，都是酒缸，可见喝酒之风在汉代是很盛的。然而魏晋士人在喝酒上最为有名，可以说饮酒是魏晋士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像阮籍、嵇康、阮贤、刘伶都是这样的酒徒，其中以阮籍最为有名。 《魏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这就点出了阮籍为什么要喝酒。因为当时的政治极为险恶，喝酒成为士人逃世的一种手段。司马昭想娶阮籍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儿媳妇，想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就是六十天，两个月不醒，司马昭没机会和他提这话头，这事就过去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苦闷，来自内心深处的极端苦闷。苏轼看得很准，说嗣宗这个人表面上看很放荡，喝酒纵放不拘，但骨子里是个入世的人，但因为魏晋间多事，所以他才放于酒耳。 魏晋时代另一位有名的饮者刘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篇《酒德颂》。文中写了一个大人先生，实则就是他自己。说这位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期，万朝为须臾”，他认为人生极为短暂，天地不过就是一个早上，人的寿命和生命显得更为渺小和短暂，所以他要“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因此他“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说我只知道酒，其他都不知道。喝醉了以后，醉酒的快乐在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并没有使他真正的麻醉，酒使他更清醒，使他更加有意地和外界隔绝起来，酒切断了他和外界扰扰世事的联系，所以他才感到安静、安宁，才感到幸福。 我们说，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喝酒上，像刘伶那样每天飘飘忽忽、土木形骸，这应该是颓废吧？我们说，像阮籍那样，两个月不醒，这应该是颓废吧？但是从颓废里面，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力量。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一种对抗现实，对抗礼教、礼法的力量，这就带有了一种狂放的豪气。嵇康醉酒以后，山涛说他如玉山将崩摧，是多么美的一个形象！ 第三是魏晋士人清谈、清游所表现出的萧散之美。士人在魏晋之前多讨论的是经学问题，现在讨论的都是玄学问题，玄学的讨论在东晋达到了一个高峰。据说何晏“能清言，天下谈士多宗尚之”，他家中经常谈客盈坐。东晋的时候，辩名析理的清谈活动达到了极致。 魏晋时期有几个美男子，潘岳、卫玠等。卫玠就是一个擅清谈的少年才子。据说他座上谈玄的时候，王澄，就是王平子，为之三绝倒，三次佩服得倒在了座上，佩服他佩服到绝顶。东晋开国功臣王导就是一个玄谈领袖，他不怎么过问政事，为人玄远，但是东晋靠他开拓并稳住了半壁江山，所以他功不可没。王导过江以后和人谈玄，就是谈三个题目，声无哀乐、养生论，还有“言尽意论”。据说他能够婉转相关，不管到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谈都能够从三个题目里谈出新的玄理。 魏晋士人的另一个好尚就是纵游山水，王羲之有《兰亭集序》，是士人作山水雅集后的产物。当时士人甚至把能否喜欢山水，作为能否作文的重要考察标准，这都说明魏晋时期的士人是以山水作为自己寄托的。不管是清谈也好，还是清游也好，事实上表现的都是士人们不以政务为务的一种萧散风致。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讲了这么多魏晋风度的表现，说他服药，说他纵酒，说他清谈，说他纵游山水，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笔者个人认为，魏晋风度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疏通了产生于先秦的道家思想流传的河道，并使其与汹涌浩荡的儒家思想潮流会合，修正了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确立了其亦儒亦道的适合士人生存的生活方式。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儒家了，就是经学了。所以说开始倾向于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社会角色，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作为个体的本质属性被忽略掉了。魏晋对人的认识恰恰是从汉代被忽略掉的个体人入手，然后从人的行为上，从人的实践上来活出一个个体人的生命，我认为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首先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魏晋士人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吃药，突然重视起来生命了？鲁迅没有回答，李泽厚回答了。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说，这个时候人的服药，人的纵酒，和士人的生命意识觉醒有很大关系。 建安时期，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典型的生命的咏叹。正始时期士人诗里面也大量地表现了对生命苦短的哀叹，像阮籍的《咏怀诗》“命非金石，身轻朝露”、嵇康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生若浮寄，暂见忽终”等等。王瑶先生在《中古文人生活与药》里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的同情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确实说得很好。 魏晋士人不仅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人对生命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像嵇康写了《养生论》，主张节欲养生，要清虚静泰，少思寡欲。向秀写了《难养生论》，对嵇康的理论提出疑问，主张顺欲养生，他有一个观点:“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养生哉。”说人生下来就有情欲，有情有欲，你只有满足自己的情欲才是符合自然的，如果你把人的情欲看成是一种外在的，那就和你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就没有这种情欲，对于养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你要承认人是有情欲的。 不管是节欲养生还是顺欲养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长寿，不过只是观点不同、手段不同而已。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候的人，不只在诗里表现这种生命的感叹，在理论上来探讨人的生命怎样才能够长久，还要亲自去实践。 生命意识的觉醒，不仅使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长久，更主要是使士人重视现实物质的享受。纵酒不用说了，为了排遣苦闷，为了躲避政治的灾难，这是一个理由，当然也有口福之欲在里面。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里面为什么重视现实的享受？这和中国古代固有的哲学理念，尤其在生命哲学里没有来世观念有关。 儒家自不必说，孔子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别人问他死的问题，他说“未之生，焉之死”，人活着的问题我还没搞清楚，我怎么思考死后的问题呢，所以儒家不探讨未来的问题。儒家固然讲功业，讲功名，讲留名后世，但留名后世不等于是重视来世。考虑的还是当世士人的心理感受。 那么庄子呢？庄子认为人是怎么来的？认为是由气演变而来的，气凝聚成体，才有了人；人死以后呢？又回归于气。气是什么，是物质的。既然死后变成气了，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庄子当然也描述了一些神人、仙人，但是这些神人、仙人都不是存在于生命之外的，而是在生命之内的。中国古代这样一种生命哲学，必然导致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此世，都放在此生，也就是当下的世界，也就是本生。 其次，个体意识的觉醒。表面看魏晋士人饮酒，一是为了避世，解决政治险恶问题，是一种逃避的手段。阮籍就是这样，处于两个政权斗争之间，要使自己保住生命，纵酒成为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 魏晋士人纵酒还有比这更深的文化内涵，那就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涨，酒成为士人表达真性情、对抗礼教的工具和武器。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高涨，和经学到魏晋时期已经衰落了是有关系的。经学的衰落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的思想从经学里解放出来，人们从过去讲社会责任、讲社会伦理的人里面被解放出来以后，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很深情的个体的自己。 这个自己既是精神的个体，又是肉体的个体，这两个个体，无论哪个都那么好，这就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重要的是士人看到了自我，因此强调个体不应该受礼法的束缚，人应该活出一个自然的我。这个自然，就是本性的我。所以在魏晋时期，讨论的最根本的话题就是自然的问题。什么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本来如此，非人为的。 从自然的理论出发去看伦理，人的本性里边有没有孝呢？有孝。人靠父母有了生命，生下来后又是父母养活了自己，因此我们无论从动物性和人性哪个方面都应该孝敬父母，这是出自人们的本性。可是礼法却把孝变成一个很僵硬、很虚伪的东西。父母死了，必须服孝三年，不能喝酒，不能吃肉，这就把一种出自人本性的孝，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加的东西。所以魏晋人开始反抗，强调找到真性情。 阮籍的母亲去世以后，他蒸了一头猪在那喝酒，裴楷去吊唁，阮籍披头散发坐在床上，箕踞不哭。裴楷则伏到地上哭，吊唁完就走了。看不惯的人说，主人不哭，你为何哭？裴楷说，阮籍是方外之士，我们属于俗内之人，他可以不拘礼法，但我们要拘礼法。阮籍表面不拘礼法，但是孝不孝呢？他是至孝之人。喝酒吃肉之后，举声一嚎，吐血数升。难道他不孝吗，他对母亲没有感情吗？他要追求一种本性的我，一种来自人情的、自我的、自然的孝。 还有男女之间、亲人之间、友人之间的感情。如果按照礼法，这些感情也都被屏蔽或者异化了，人不可能很自然地表现出男女之间的正常的感情交往。所以阮籍就打破它。他嫂嫂回家探亲，按礼他不能跟嫂子告别，但他偏要去告别。他的邻居是一个卖酒的妇人，他和王戎经常到那儿去喝酒，喝醉了就躺倒在妇人旁边。妇人的丈夫开始怀疑阮籍是否有非分之想？但他观察了很久，还真是没什么事。阮籍有一句名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不重礼法，反过来他要的是真性情，真亲情，真伦理，即一种合乎人自然本性的伦理。 魏晋玄学家有圣人有情无情之辩。他们为什么重视情的探讨？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士人太多情了。谢安对王羲之说，人到了中年，真是伤于哀乐，和亲友相别，几天心情都不好。王戎的小儿子去世了，山简去看他，王戎哭得不行。山简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说了句名言:“圣人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时期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不可理解。像王子猷，他在山阴这个地方居住。一天晚上下起大雪，他打开窗子，四望皎然，兴致来了，吟诵左思的《招隐诗》，想到了好友戴逵。他马上叫自己的仆人驾起小船去看戴逵。走了一夜，才到了戴逵住的剡县。但到了后，他连戴逵的门都未进又掉头回来了。仆人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说你不就是想戴逵才来看他，怎么又回去？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看起来很怪异的情况，其实表现出了此时士人重真性情的一面。 第三，士人本身身份意识的觉醒。前面讲的都是人的觉醒，但是士人在社会中扮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这是魏晋士人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一是探讨士人名分的问题。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明确说明，人的名分来自自然，人要守自己的本分而不能越位。这也是一种自然。因此士人要顺从自然，听从天命。作为士人不能有越位之想，这样你才能自足，才能适性。 第二探讨的是出处的问题，就是做官和隐居的问题。如果按照庄子的说法，干脆就到山林隐居。但如果这样，魏晋士人受得了吗？既要肉体的享受，又要精神享受，枯居山林与世隔绝如何受得了？所以又找到了一个出路：在庙堂之上也可以存山林之想。我在这儿，虽然坐在办公桌前，可我想的却不是庶务，而是自由自在的山林之游，这样就把隐居和功业都调和好了。 名教和自然本来是对立的，但魏晋士人把它调和起来了。名教就是礼教，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最大的礼教。我们说阮籍、嵇康讲“越名教而任自然”，要反对礼教。但有人不主张个人的性情与名教对立起来，因为这样有风险，因此有了向秀和郭象把它们调和起来，认为名教自有乐地。实际上这些都是士人在试图寻找适合自己性情的、适合自己身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种出儒入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后来、特别是唐宋及明清时期的士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我们说到后来士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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