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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世说新语·任诞篇》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谈谈你们对“魏晋风度”的理解。 文章思路： 开篇总论：解题，强调“选择”是我们对魏晋风度的理解 第一部分：痛苦的表现及原因 第二部分：文人选择潇洒的原因——玄学 第三部分：外在的潇洒表现 第四部分：放入历史中进行对比思考，突出魏晋士人选择的独特性 结尾总结 痛苦的潇洒 魏晋名士之风流，往往轻裘缓带，不鞋而屐；超然物外，任性放达。然而，在这几追仙姿的潇洒自得背后，却藏匿着更加伟大的深沉、痛苦与思考。 “魏晋风度”，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一种风流，它更在于一种于生命的困境中对通脱任达的独特选择，它的非凡与流芳百世，就在于这种选择。也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魏晋士人“痛苦的潇洒”的独特魅力。 （一）身于桎梏 士人的痛苦产生于现实与理想，生存与人格的深刻矛盾中。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后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使得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曹操在《蒿里行》里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真实的写照。长期的战乱、离愁、生死，让这个时代充斥着悲剧的气息。文人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同时，在这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文人“少有得其善终者”，其政治处境异常艰难。曹操曾借不孝罪名诛杀孔融，嵇康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为司马懿所杀。嵇康的死便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讯息：若以如此执着的态度与当局不合作，结局也只会如此。以“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褒贬时事只会引来杀身之祸，士人因此陷入越来越深的生存困境，面临着归附或是执着的艰难选择。 然而，“真名士”们并未妥协。这一方面源于他们的疏离的心理。在汉末，随着现实政治中大一统政权的动摇，君臣之义的紊乱，儒家的正统思想与现实的格局已不能相容。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也慢慢地从政权的维护者转为政权的批评者。两次党禁之祸，更是加深了士人与大一统政权和正统思想的不信任与疏离。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归附政权的动力。然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思想究竟还是对魏晋时期的士人有所影响。他们并未泯灭是非和入世之心，他们依旧关注现实。从建安三曹到竹林名士，再到陶渊明，都包含对现实的关注。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阮籍“志在刺讥”和于《咏怀诗》中寄托的“忧生之嗟”。不甘于归隐山林和不问世事，却又无可奈何。心灵受到羁绊，因此陷入苦闷和彷徨。阮籍不像嵇康那般刚肠嫉恶、忤世违俗，且“口不臧否人物”，最终，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但是付出的代价，是终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苦闷；同时，对传统礼教的固守，也使他们陷入对现实的长久的愤懑不平中。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魏晋名士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是承认礼教的。他们不满于被利用和亵渎了的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实际上他们是最相信和固守礼教的。例如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嵇康在《家戒》中教导儿子庸碌为人…… 并且，文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使他们落入痛苦而不能自拔。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中，提到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之一的“深情”，即一往情深，也就是士人独有的多愁善感。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道：“这些‘风流’倜傥的名士，既富有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然与常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他们对人生和宇宙有情，也包括了对自己有情，以致不能自已。”这也难怪会有“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中的悲恸哭号。士人的敏感使得乱世艰难深深地刺痛他们的神经，悲剧的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触动和痛苦是政客和匹夫无法匹及的。 士人的痛苦已被深深地隐藏，但仍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窥得。这首先体现在对自我选择的否定中。“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任诞》）可见，阮籍并不以自己的任诞放达为然，只是将它作为逃避政治的无奈选择，他对阮浑的劝诫，透出了自己选择的无奈。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对酒的沉湎。一方面，他们通过讲饮酒作为逃避政治的“保护网”。《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以六十日酒醉不醒逃避政治婚姻，又借酣醉对钟会所问政事不置可否，以逃避杀身之祸。可知，酒早已被视为一种躲避迫害和纠纷的手段，而饮者的痛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们希冀在酒中忘情，借酒消散情绪，排遣苦闷。如“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任诞》）胸中垒块即不平之气。“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任诞》）周伯仁有志于“振起旧风，清我邦足”（《晋书》本传），然而，面对当时文官苟安、武将跋扈的局面，他也只能纵情于醉酒了。“三日不醒”正是其无奈、焦虑的写照。由此可见，纵欲饮酒并未给他们带来肉感的快乐，更不用说精神上的慰藉。“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阮籍在葬母时，虽然饮酒如故，但从他大号“穷矣”、吐血、废顿等，可知他内心之悲伤哀痛依旧是何等深切！更有甚者醉酒而死。《晋书》本传中，记录王忱晚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以致死于醉酒，而这明显并不是魏晋士人的本意。 极端的痛苦必然需要寻求新的释放，这时便面临选择。不同于正始之士静坐清谈，统一名教于自然；也不同于西晋后期士人的“士无特操”，纵欲奢靡，世俗平庸。他们做出了超凡脱俗的选择——“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生命也因此绽放到了极致。 （二）心之所向 在人生出路的苦苦追寻中，他们的痛苦，已然酿就成为了潇洒自然的气度与风骨。他们放荡不羁，“越名教而任自然”，离不开当时出现的哲学思想——玄学。这是在两汉经学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社会的动乱下，更容易激起思想的火花，玄学即孕育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汉末魏晋时期战乱纷争，而在思想与学术界却出现了继先秦“百家争鸣”后又一次自由开放的局面，玄学以《老》、《庄》等为本源，就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士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体察。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 王衍传》），作为道家哲学最基本的“道”就成了魏晋大夫们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而魏晋的玄学家为了安顿自我的精神生命，渴望从有形的社会现实中挣脱出来，趋归于本然的、无限的、绝对的宇宙本体——道，从而达到与“道”相契合的精神境界。 “道法自然”，魏晋士人崇尚自然，确立以“自然”和“真”为上的审美理想。在先秦，老庄就提出了顺从自然的学说。所谓自然，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老子把“道”看作是万物的精神实体，他要求人们顺应事物的发展的自然规律，处世行事应该持“无为”的态度。而庄子的自然观与老子相比，更强调“道法自然”与不加雕饰的美。在老庄看来，社会制订用来约束人的礼教就是一种虚伪。魏晋以来，有识之士们目击了虚伪的混乱与痛苦，再次选择了老庄之学适应自然的观点，公开与儒学对抗。 此时的名士们能普遍认识和肯定自我价值。郭象在《庄子注》里提出“独化”的理论，即“万物自生”。每一物都是独立自为地存在着，因此，每一事物只能是他自己。魏晋士人选择了“独化”精神付诸实践，追求人的自然本性，崇尚人的自由。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自我的叙述，这种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和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正是“人的觉醒”的一种标志。在《任诞》篇中，“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 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对外在规范的摒弃和对自由的崇尚。无论是张季鹰认为身后的名声不如眼前一杯酒的率性，还是周仆射把自己视为万里长江的独尊，亦或是王徽之连夜乘兴拜访戴逵而不见的自由，都是其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此外，“齐万物”的思想给予了魏晋士人生命旷达潇洒的智慧源泉。在庄子《齐物论》中，强调事物的本质并无差别，是非本身难以确定，是非之分无非是一种偏执之见。而这种观点，恰恰使得苦于选此舍彼的魏晋士人们能够得到一种释然。他们从中由此而知晓“天地如同一指，万物如同一马”，因而得以心平气和，万物才得以顺我。魏晋士人不渝追求一种“任我”的精神境界，不顾外来的压力或引诱，正是源于在他们看透万物本质并无差别的深刻智慧。阮氏家族“与群猪共饮”，罗友拜访门下书佐无异于胜达……此种不滞于物、不拘小节无不闪耀着老庄思想中“齐万物”思想光芒。 一心向玄，才能在痛苦中超越，寻求新的寄托。 （三）佯狂于外 魏晋士人之所以像一片璀璨的明星熠熠闪光，是因为那些与历代文人所迥然不同的排遣方式的选择：面对痛苦，他们口吐玄言，弹琴作诗，蔑视礼教；他们涂粉饰貌，缓带宽袍，饮酒服药……他们呈现在历史上的洒脱，表现为通脱、放达、淡定和崇尚自然。 通脱，即通达脱俗，不拘小节。魏晋名士正是追求这种率性洒脱、我行我素。他们多耽于饮酒，或沉醉于吃药。阮籍家族“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群猪共饮一翁酒，纵情怪诞之极。“天生刘伶，以酒为命”，刘伶更是嗜酒如命，沉湎于酒，自言“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尽显任情放诞之状。“江东步兵”张翰使之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毕茂世“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甘愿“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王芸直言“酒正自引人着胜地”，王忱甚至“一饮连月不醒”，以至死于醉酒……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魏晋文人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们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胸中的不平之气，是由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混乱郁结而成的，无奈之下，他们唯有用酒和药来麻醉自己，来疏散内心的抑郁。魏晋名士之耽于饮酒、吃药，是其得以在乱世保全自己之法宝。再者，魏晋文人普遍笃信老庄思想，老庄认为“形神相亲则神全”，追求物我两冥的境界，而酒和药正是这种追求的手段。他们的潇洒不仅倾注在酒与药上，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温峤好赌，但“与辄不竞”，多次输光财物也毫不在意，好友来赎后继续豪赌，实属狂放任性，“不拘细行”；而精于赌艺的袁耽在居丧期间帮助输得精光的桓温还清了赌债，“略无嫌吝”，更显魏晋之士的慷慨任侠、不顾一切的豪气。“性好山水”的孙统“纵意游肆”，“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魏晋名士任性放纵，不拘小节，不滞于物，尽显通脱的风度。 放达是指豁达豪放，不拘礼法。魏晋名士皆放浪形骸，不受世俗礼节的拘束。竹林名士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别人讥笑他，他回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可见魏晋文人不拘礼法，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一方面，魏晋诸多名士不拘哭丧之礼。阮籍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依然在晋文王宴席上“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且“蒸一肥豚，饮酒二斗”，足见其蔑视礼教；谢尚在叔父的葬后三日反哭回来即迫不及待痛饮，“半坐，乃觉未脱衰”，严重违反礼制。阮咸借七月初七晒衣习俗“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并称自己是“未能免俗”，实则他是借此与习俗对抗，正是其不同凡俗、藐视习俗之举；阮籍更是大呼“礼岂为我辈设也”，公然藐视世代沿袭的礼教，颇有振聋发聩之效。另一方面，不在乎辈分的上下之别，忽略等级关系，也是魏晋名士的放达之现。裴倾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虽有辈分之别，两人却能平等相处，自由而超脱；温峤与卫永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喝酒畅谈，堪比意气相投的知己和朋友。魏晋之士如此不遵循世俗礼教，实际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与司马氏集团不合作的态度，对现世的那种为政治服务、满足统治者私欲的礼教的不满。 魏晋风度还表现为一种淡定、镇静和从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魏晋名士却能够遇事不慌，处变不惊，内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世说新语·雅量》中说到谢安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时，他正和一位朋友下棋。看毕来信，他沉默不言，从容转向棋局。朋友询问，谢安神色无常，平静地回答：“小儿辈大破贼。”不喜于色如此，不怒于形更甚。嵇康被司马懿迫害，蒙冤系狱，临刑前却“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奏毕，他高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直至死亡，嵇康依然展现出自己的镇定自若、淡定从容，正是对魏晋风度很好的诠释。 崇尚自然也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自然，不仅是指外部自然，而且是指人的本心和天性。魏晋名士在热爱自然、寄情山水的同时，更加追求的是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陶潜开创了“山水田园诗”，他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因为受到儒家、道家以及玄学等哲思的影响，他的诗文又达到了一种蕴含着人生理趣的境界，同时，他又不沉溺于玄谈，脚踏实地。尽管生活艰辛，他仍能保持那颗不慕名利崇尚自然的任真之心，表现在诗文上，则是一种淡而有味，浑然天成的气度。魏晋名士“越礼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相对立，他们的“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任诞》）阮籍面对美色，毫无不良意图，一切纯乎自然，足见阮籍纵酒任诞中饱含的纯真自然的天性，就如《晋书》本传所言“其外坦荡而内淳至”。魏晋文人鄙弃名教、任诞放纵，是为了追求他们所认为的“自然”——人与万物的本性及理想状态。他们的个体意识觉醒，渴求精神的自由与超脱，以达到“自然”的状态。 潇洒自然如此，却也不能掩盖魏晋文人内心深切的痛苦。 （四）对比 历史长河中，不乏如魏晋文人“大痛苦”者，而如他们“大潇洒”者却屈指可数。 投身汨罗的屈原，同样曾困于痛苦。楚国由盛转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失割地，而且，楚国内部，政治黑暗，贵族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屈原饱含忧国之心，多次进谏却不被采纳，受宦官谗言陷害，两次放逐，积聚的深厚的痛苦使他终投汨罗而死。日益增强的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铸成了汨罗江中的一颗不朽忠魂。然而，他陷于痛苦不能自拔，实在缺少魏晋士人的那番“潇洒”。我们无权臧否他们的选择，屈原自有伟大之处，但是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确实渲染出了一幅洒脱俊逸的独特山水风景。 在西晋这个“没有激情，没有准的，没有大欢喜，也没有大悲哀”的时代，士风的变化尤为明显。司马氏对文人的杀戮，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名士们除了进入司马氏政权外，几乎已无别种选择。此后，士人各依其主，卷入政争，已经没有了建安士人的功业心和进取心，也没有建安士人的慷慨洒脱。他们转向关心自身的得失，纵欲奢靡，爱财如命，但求自全。以石崇、潘岳为代表的金谷二十四友，沉溺于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的雕琢之美，怎能与那壮阔，淳朴的自然之美相提并论呢？如罗宗强先生所说：“他们在风姿神态上潇洒风流，为千古之美谈；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入世太深”，着眼于物欲与感官，因而走向平庸。虽亦有飘逸之神采，却因选择的庸俗妥协，无法达到魏晋风度超然独立的境界。 社会环境的异常复杂以及文人在这种环境下的选择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时间不能轮回，历史无法重演，但是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他们的诗风、思想和性格仍旧浸染着后世的士人。鲍照、李白、杜甫……身处乱世却豪放洒脱，苦闷愤慨却潇洒自得，无不得魏晋遗风之精髓。 魏晋风度之伟大，不在艰难苦痛，不在狂放洒脱，而在于身于桎梏，却寻心之所向，选择佯狂于外，不羁洒脱。这种于痛苦中选择的潇洒，使得魏晋士人能傲视一切平庸，超越世俗，流芳百世。 参考书目： 《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罗宗强，中华书局出版社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三联书店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说新语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而已集 鲁迅杂文集》，北新书局 小组分工： 开头结尾及第一部分：JSY 第二部分：ZRF 第三部分：XZX 第四部分：ZN 全文整理总结及修改：JSY XZ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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