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中的“自我”（上）百年或千年只是一个偶然的、约定的时段划分，然而之于漫漫历史长河千年只是一个瞬间亦或万年呢？思想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当然不会同某个世纪或千年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故此治思想史者所顾及的大都是思想的分段而非时间的分段。要想理解世界历史以及世界思想史迄今的发展，近代无疑将是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人类历史长河流至近代而形成急转，由此而使近代获得了在历史上无可替代的承上启下之地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者形成不同的思潮，试想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哲学教授们在拿着讲义走上讲台时，他们的心境与信念与今天的教授们能不大相径庭吗？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自人类文明伊始，关于“自我”的认识就从未停止。无论时间的分割还是地域的阻隔，关于自身的认知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 认识你自己！——戴勒菲神谕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以自身为对象的思想是万古不没的。——亚里士多德 以灵魂来认识灵魂，这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西塞罗 认识自己的心灵，这是多么费力的一件事。——黑格尔 与此同时，自身意识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是近代哲学的最小公分母。影响之广泛，众所周知。综上所述，“自我认知”是一个由来已广的历史性问题，同样也是哲学研究道路上终究无可回避和亟待思考的问题，背景深厚、前景光明…… 自身意识的历史 哲学是一本大书，何时何地翻开何页均会有不同的内容，在洞天奇景之中均少不了人的本身，恰如马克斯·舍勒的一个未竟意向，即撰写一部“关于人本身的自身意识的历史”；它应当是一部“人类自身一是在历史的突出点上随着新的跃进而完成的成长上升的历史”。[①]“自识”与“反思”作为问题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在现代思想与学术的话语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空泛的日常用语和概念，而是因为它们的提出最典型地反映了自近代以来的西方思维的特殊性质和本己要素：它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问题，是使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的划界性问题。诚如，近代思想家谢林曾经甚至把哲学就等同于自身意识的历史[②]，而当代哲学家弗兰克则把“自身意识”称为“近代哲学思考的最小公分母”。 与究虚理在伽利略那里所获得的根本展开相似，求自识也是欧洲近代裂变的两个主要思想特征，它与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关，也与近代自我形而上学和主体形而上学的形成有关，在笛卡尔哲学中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趋向。促使此局面的形成自然与笛卡尔息息相关。 无论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或中世纪费其诺的“认识你自己”，还是中国古代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或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均没有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样依据严格方法的论证，得到纯粹论理性的奠基。在此意义上，笛卡尔不愧为“求自识”取向的主要代表和先前者。黑格尔曾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为笛卡尔所大加赞赏：“这个人对他的时代的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会到这个基础上面。”[③] 自笛卡尔以后，哲学才得以可能借谢林之口而申言：“真个哲学都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本原而同时也是绝对同一体的本原。我们将求自识视作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用弗兰克（M.Frank）的话来说便是，‘自身意识不仅仅近代哲学的一个课题，而就是近代哲学的课题。’” 反思 文德尔班将古代哲学的开端称为“素朴的”，而将近代哲学的开端称为“反思的”。由此可见，反思之于哲学的重要性。反思，思维的特征之一，规定了自身认识的根本性质。笛卡尔在1648年4月16日与布尔曼（Burman）的通信中便将“conscientia”定义为“思维以及对其反思的反思；…… 因为心灵可以同时思考很多事情，并且恰恰在此时还可以随其所愿地反思并意识到它的思维”。思维对自身的“意识到”又被笛卡尔解释为反思性的。故而我们在这里可以把握到两种解释笛卡尔的“我思”之确定方式的可能性:其一，“我思”是思维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对自身的直接意识到；其二，“我思”是通过反思而被意识到的活动。[④]“我思故我在”具有反思结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阐释史上的一个或多或少的定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自我”在笛卡尔看来就是“一个思维的东西”，就是“精神（mens）、心灵（animus）、智慧（intellectus）、理性(ratio)”。也就是说，“我思”既是“我”，也是“思”。对《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整个论证做一扼要的考察，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笛卡尔走的是一条相当迂回曲折的道路：首先，以确定“我思”或“思维”的存在确然性。接下来，从“我思”进而得出“我在”的结论，以及对主体的自身认识和把握而结束“哲学的第一原理”。这种对自我主体的认识和把握已经不再属于“直接认识”的范畴，而更多地包容在作为“内感知”的“反思认识”领域中。在普遍怀疑中被排斥出去的东西又通过分析推理而被纳入进来，这便是反思。 “我思故我在”（即自识） 近代哲学自笛卡尔起面向世人展示出新的面目。“自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身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身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到了自己的家，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⑤]在对自身确然性的寻求途中，如果人类思维在苏格拉底那里还只是确定了“我知道，我一无所知”，那么在笛卡尔那里，人类思维已经可以声言：“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所以柯拉柯夫斯基有理由说，笛卡尔的“我思”改变了理智认识的历史路程，并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拥护者，同样也是因为它的批评者。[⑥] 一、“我思故我在”：解释和解构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哲学自产生以来所能够提供的传播最广的哲学命题，它曾经被谢林称作“一个奇迹的发生”。它既是最简单、最为流行的，同时又是最费解、最受争议的。如德国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施太格缪勒仍然可以坦率地承认，“尽管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述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至此为止却没有一个诠释能使我满意。我今天对此也只能说，我不明白应当如何解释笛卡尔的这个定理。”“我思故我在”之命题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或自我形而上学命运的浓缩。而推翻这个命题的意向自此命题提出的第一天起便层出不穷。对此可以有笛卡尔本人受到的诘难和为此作出的答辩为证。在理解和解释中实在不难看出理解者和解释者自己的哲学意图。“我思故我在”就好象是一面古老的铜镜，每一个人在观察它时都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形象映象出来。放弃对“我思故我在”诠释史的再构，而主要集中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上。其意图可以在海德格尔的话中找到对自身的更为妥贴的表达:“要克服笛卡尔，只有通过克服他本人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克服现代的、同时亦即西方的形而上学。但在这里‘克服’却意味着：对意义问题的原始追问，从而也是对存在之真理的原始追问——而存在之真理问题同时揭示自身为真理之存在。”[⑦] 二、形式之争:推理或公里（理） 康德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评论主要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指出，“被误认作笛卡尔之推理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同语反复，因为我思（我思维地存在）直接陈述着[我在]这个现实。” 这个论点中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 首先，“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推理。其大前提“什么是我思或思维？什么是我在或存在？”尚未解答，所以大前提的内容不能在理论的层面上达到明见性，那么这里的整个结论仍然是经验的、个体的。 其次，将“我思故我在”视作分析命题，乃是因为它的前项可以被看作是已经包含着后项的，或者也可以说，在它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我思故我在”用一句话来表述就应当是：“sum cogitans”,即“思维着的我存在着”或“我思维地存在着”。 但康德对“我思故我在”之同语反复的指责恰恰也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命题之直接性的证明。黑格尔便是如此理解，他认为，在“我思故我在”这里，“思维和存在被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即：“A=A”的同一性公理：“思维=存在”。于是对“我思故我在”的证明便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公理既无法证明，也无须证明。任何证明都需要前提，而公理本身就是最终的前提。 无论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推理，还是理解为公理，都无法摆脱同于反复的阴影。哲学原理，如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所强调的那样，“必须是这样一个原理，在这个原理中内容为形式所制约，而形式反过来又为内容所制约”。就是说，哲学原理作为基本命题“无疑决不应当是单纯形式性的，而应当是一种实质性的命题”。[⑧] 三、质料之争：“直接的认识”或“反思的认识” 涉及到“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内容实质，笛卡尔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应当是：我如何知道，什么是思维？ 如将“知道”理解为一种对象化、课题化的知识，那么对“我思”的知道必须是反思性的。随此确定一同而来便是长期困扰近代认识论的反思之无穷递推问题。解开思维之谜的钥匙被扔进了一个无底洞中。[⑨]但在笛卡尔三百年前对此反驳的答辩中便以说明:对原理的“认知”（notitio）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知识”(scientia)。他明确地规定了这种“知道”：“‘谁要是不首先知道思维是什么和存在是什么，谁就不能肯定他是否在思维，是否存在’，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不需一种反思的知识或者一种通过论证的途径而获取知识，更不需要一种关于反思性知识的知识，相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始终先行于反思认识并且为所有人在思维与存在方面天生具有的直接认识来知道这一点。” 笛卡尔曾在《哲学原理》中说：“我常常注意到，哲学家们错误地试图通过逻辑定义来解释最简单的和自身已知的东西，尽管这样只会使它更含糊。”笛卡尔承认：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思维，然后才能确定，我在思维。而对“什么是思维”的问题，笛卡尔在这里又再次明确地表示：“我将思维（cogitatio）理解为所有那些在我们之中如此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从我们自身出发而直接地意识到（immediate conscii）它。”[⑩]其潜在涵义就在于，“思维”并不需要依靠以后补加的反思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反思的无穷递推在这里并不是唯一的结局。更进一步说，在笛卡尔那里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三种“思维”类型：1.对思维的“直接认识”或“直接的意识到”，2.思维本身，3.关于思维的“反思的认识”。 先前已经提到，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前殿的墙壁上刻有“认识你自己”的神谕或箴言。自此，西方哲学中关于“自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这句哲理的展开解释。大多数的解释者认为它的原初涵义在于借助神之口教诲凡人 几千年思想运动之中，人类一再地摸索和徘徊于自知与无知的间域地带，终究无所结果，但通过这种方式磨砺着自己的精神，这正是康德所说的理智的宿命所在，也正是我们思想的乐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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