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我考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下决心要考大学了，到底要学什么？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牺牲了当革命干部的机会），我一定要学我最想知道的自然界的秘密。

高中三年里，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与物理。 我幼稚地认为：语文是不需要老师教的，只要自己多看书就行，剩下的就是物理。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机会，我们曾经去参观一个“天体物理图片展”。从最近的天体月球开始，然后是银河、星云、整个宇宙，看得我入了迷。我觉得宇宙中有那么多秘密，而物理学就是追求这些秘密的科学，为人在世，不去追求这些秘密，那太可惜了。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二十世纪，物理学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很需要年青一代投身到物理学的研究中去。

那时，我的大哥（大堂哥哥）与大嫂住在杭州，他们的大儿子锺德煌是铁路医院的主治医生，与他们住在一起。我的大侄子听说我想考物理系很吃惊，语重心长地劝我：“女孩子学医非常好，应该学医，医院里女医生很缺，要么学药科也很好，浙江大学就有很好的医学院，有医科也有药科。”他的弟弟与我的六哥都是药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工作很吃香。

我的七哥锺道錬是我小叔（五叔）的次子，我母亲嫁到锺家时，他还不到三岁。我母亲因多年没有孩子，很喜欢他，他也像对自己亲娘一样依在我母亲身边。他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看待，常常给我写信并寄零花钱给我。他是学航空机械的，在上海钢丝布厂工作。他知道我要报考物理系也很不赞成。他劝我：“你文章写得不错，可以报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这可是全国闻名的系。毕业了做记者或编报纸，多好！喜欢数理化，那也学工科，不要学理科，世上有几个能成为科学家？非要学理，女孩也应该学化学，不应该学物理。”

我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很有些不管不顾的任性脾气。要我去学医？整天与病人打交道，那还行？整天去弄药，跟整天要我去拔草差不多，烦死人啦！做记者？整天要去和人打交道，那不如别考大学与同学们革命去呢！学工？到工厂去干活？整天“隆隆隆”的机器声，耳朵也要震聋了。化学？数理化中我就最不喜欢化学，不讲道理，死记！

我不管亲友的劝告，自顾自地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浙江大学的物理系是全国闻名的，拥有很多优秀的教师。有意思的是全系的教职员工的人数比全系的学生还要多。全系学生不满五十人，女生只有七人，四年级2人，三年级2人，二年级0人（后来转来1人，不久又走了），一年级（我们班）3人。系里要开全系大会，欢迎或欢送什么人，教职员工出钱买很多好吃的糖果花生之类的，学生只顾一面吃，一面听老师们的高谈阔论，会后学生们还可以收拾很多余下的食品回宿舍享受。

七个女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高年级同学最喜欢谈论的是向新来的同学介绍老师的趣闻，这些趣闻可能是她们（或他们）亲身感受的，或是从历届的老同学那儿传下来的，越积越多，蔚为大观。

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师中有两个全国闻名（或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一个是王淦昌，一个是束星北。

 

 王淦昌先生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常熟。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激光打靶受控热核反应的首先提出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从1936年开始，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26年4月，他自费赴美留学。先是到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念物理系。这时，他就醉心于相对论。他决心走勤工俭学自我奋斗之路， 1927年2月，他来到旧金山．住在旧金山市同乡会馆内．和铁路、码头工人一起参加重体力劳动，一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念书。1927年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到柏林去拜访爱因斯坦，并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爱出斯坦研究室，作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工作过一段时间。（参阅附录：《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 1930年2月，束星北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天文学家和理论物理家学爱丁顿。（爱丁顿是英国最早研究和积极宣传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之一，于1919年首次从日蚀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预言的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为进一步深造，束星北于1930年8月再次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当研究生兼研究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持罗伊克(D．J．struik)教授。1931年5月完成硕士论文。并于1931年8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束星北刚回国不久。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义愤填膺，毅然放下了他正在追求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究，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中央军官学校给束星北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原来满腔热情想投身抗日．没想到堂堂军官学校居然不提倡抗日，空气十分沉闷．令人窒息。1932年4月，兼任校长蒋介石到校看望，并特意召见青年教师。交谈中，心直口快的束星北当面责问有关“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情况，使蒋介石非常尴尬。亲友设法转告束星北，建议他迅速离去，免遭不测。这样束星北就离开了军官学校，受聘于浙江大学。这件事情成为束星北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在1951年秋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束星北先生多次在全系会上检查此事，听得学生们津津有味。

从1932年9月到1952年9月，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执教20年。

束星北先生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早在1935年浙大物理系反对反动校长郭任远的牛争中，他就是一个积极分子。有一次郭任远为拉拢教授们，宴请全校教授。束先生当面质问郭任远宴请经费从哪儿开支，弄得郭任远下不了台。40年代初，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同情学生运动。但是，由于他具有强烈正义感，在1947年10月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特务逮捕，并于狱中遭杀害后，在第二天上午听取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介绍后，束先生首先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当晚，他找当时任学生会领导工作的物理系学生雷学时去他家。他对雷说，国民党太腐败了，看来你们是对的，希望你们好好干。1949年初，有人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本《论共广党员修养》，他捡到后，秘密保存起来．保护了他的学生——地下革命同志。

1950年我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到中国科学院去工作，束星北先生还在浙大。高年级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这位束星北先生。

“你们听了束先生的讲课后，才会体会到什么是真真的物理学！”

“你们听了束先生的讲课后，才会领会到应该如何研究物理！”

“高年级选修课中，一定要选修束先生的《相对论》，不选学《相对论》，你们会懊悔一辈子。”

物理系的所有基础课，束星北先生几乎都讲过。力学、电磁学、热力学、…，他的独特的讲解，在历届的学生中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班是束星北先生在浙大任教的最后一斑学生，给我们开的课是《电磁学》，这电磁学可不是后来物理系课程中《普通物理》中的电磁学，也不是《电动力学》，而是 介乎前者与后者之间，也就是从最普通的电磁学定律说起一直讲到电动力学的规律，甚至连着一点相对论的边界。

束先生的讲课时间完全不是均匀分配的，一个物理定理的发现与一个关键物理量的引进过程讲得很多，数学的推导讲得很少。引导着学生的思路仿佛走进了历史上发现该定律的时代，似乎与发现物理定律的科学家在一起思考着出现在面前的问题，到了水到渠成，用数学形式来表达时，他就简单地在黑板上写一下，或干脆说：

“数学推导自己下课去推吧！”

因而束先生一堂课下来，决不像有些老师那样写了满满的一（或几）黑板的公式，让学生忙着抄笔记。他常常仰着头一边讲、一边在讲台上慢慢度步，或索性坐在讲台上。他不是在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在教导学生学会“物理思考”。

我们的《电磁学》学完，时间已经到了1952年的暑假，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拥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的浙江大学物理系被四分五裂地解体了。学生和部分教师调到上海复旦大学，束星北先生调到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成为工学院，留下的部分教师组成为工学院服务的“普通物理教研室”。

我作为二年级的学生，与一年级一起，被调到复旦大学去了。遗憾地失去了选修束星北先生《相对论》的机会，再也没有机会听聆他的精彩讲解。虽然我一辈子在物理学领域工作，却一辈子没有机会去钻研《相对论》。一直到了我已经成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偶尔在网上图书馆看到一本束星北先生著的《狭义相对论》，我如获至宝，赶快下载。我准备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书 。

这本书是在束星北先生去世后十二年才出版的遗著。

众所周知，1957年整风运动中，束星北先生在山东大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取消管制劳动，仍留在青岛医学院监督劳动。

1966年3月，他曾让他的大儿子到北京找王淦昌，请求他帮助调到中园科学院，希望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1972年，他给浙大前校长竺可桢写信，希望有机会到科学院工作。但这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1978年，中国的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春风也吹进了束星北先生的住所——青岛医学院老校门的传达室。大约在1978年初夏，束星北还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两顶帽子在劳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曾荣所长三次到这个传达室拜访束星北，请他到海洋所工作，他为这位所长的诚心所动，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该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国海洋科学事业。

1979年7月，束星北先生的冤案得到彻底乎反，并完全恢复名誉。正当他为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和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刻苦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

 

 

王淦昌先生为这本遗著写了序言，序言说：

 ……“狭义相对论”和“电磁学”是他的两门拿手好戏。这次印行的《狭义相对论》就是他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程的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至于“电磁学”，他也曾写过一部讲义，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原稿几经辗转，已下落不明。

这部《狭义相对论》遗稿，大概是束至北先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开始撰写的，在他去世之前，还认真地进行了修改、补充。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在青岛出版社同志的热情支持下，这部遗稿经过束先生的亲人和学生的整理，终于能够同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有助于我国相对论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对这位才华出众的爱国科学家坎坷一生的一种意义深长的纪念。

……

束星北先生的《狭义相对论》终于面世了，给中国科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可惜他的《电磁学讲义》没有能保存下来。听聆他最后一次讲《电磁学》的学生应该是我们班级，我与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垂垂老矣！束先生的精彩的讲解在我们的脑海中只能剩下了一鳞半爪。

唉！造化弄人！束星北先生一辈子的大好时光都是在没有人身自由的监督劳动中度过。但是金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发光的。他没有能像他的好友王淦昌先生那样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做贡献，但在山东大学，他搞起气象动力学，写出了令人瞩目的论文。在海洋研究所，他组织了一批年轻人，搞起了“海洋内波”的研究。他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发展中有登上月球的壮举，但缺少下海取宝的宏图。”海洋内波的研究就是向海洋取宝的理论基础。

俱往矣！束星北先生的形象将永运存留在他的学生们的脑海中，他的科学成果将永远存留在中国的科学史册中。

 

 

 

[附录]

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束星北

一九二八年，我在美国干萨斯大学毕业了。想跟爱因斯坦学点东西的念头促使我来到柏林。这个时候，爱因斯坦正担任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五月里的一天，我去见爱因斯坦。推开爱因斯坦办公室的大门，我就径直定了进去。

 

 

爱阅斯坦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大教授了，而我不过是二十出头的毛孩子。说实话，在没见他之前，我对爱因斯坦怀有一种神秘感。但见面后的第一个印象，就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爱因斯坦的个子比较矮小，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高大，穿着很随便，领结打的也不够工整。假若不知道他就是爱因斯坦的话，那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送给他。他翻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间道：  “你是哪国人?”

“中国入。”我回答说。

“噢！中国人。”爱因斯坦非常热情地打量着我。

接着，我就向爱因斯坦谈起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四维空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那时我很幼稚．滔滔不绝地讲着，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等我把话说的差不多了，爱因斯坦开始说话了。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目前的成果只是个开端．要真正解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爱因斯坦还对我谈到，关于四维空时的一些观点，也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属于他的老师敏考斯基的。这位敏考斯基是数学家，并不出名，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但他在讲学时曾讲到过四维空时，而这一点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爱因斯坦的英语讲得不很好，我的德语讲得也挺糟糕，所以这次谈话是英语加着德语进行的。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空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好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回想起这些教诲，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因为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灼作用。我在这以后写的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受之于爱因斯坦的这些教诲。爱因斯坦是不善于言辞的，也不太爱讲话。但讨论问题时，他那谦虚热情的态度，却使我永运难以忘怀。有的时候，我也帮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在需要要我帮助他做事情的时候，受因斯坦总是根客气地对我说：  “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做一做这个工作．”对他的要求我当然是答应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好在我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还可以，能够胜任他交给我的工作。

在我到爱围斯坦身边工作后不久，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爱因斯坦的家里很俭朴，只有三、四间房子，那次吃的也是便饭。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吃过饭后，爱因斯坦拉起了小捏琴。他的小提琴拉得不坏，从琴声中我似手听出，他的心情是忧郁的。

的确，在那个时候，法西斯纳粹还没有上台，但种族歧视是存在的。爱因斯坦当时是相对论的发明者，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些德国同事表面上对他尊敬，实际上却在底下孤立和排挤他。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助他做点事俏。而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也处在苦难之中。正因为命运相同，所以爱因助坦对中国人民富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在柏林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不是学物理的，但出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总希望朗见他一面。每当我带他们到研究室去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我想，爱因斯坦所以对我们那样热情和关心，是与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分不开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爱因斯坦对我说，现在有些困难，你下半年的薪水我无法维持了。于是，我就离开工作了一年的柏林，到了英国。

一九三O年，我又来到了英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时，我把自己新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原文先后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国斯坦很快就给我写了两封回倍，对我的论文发表了意见。达两封珍贵的回信我一直收藏着。后来，我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撤退，这两封回信和我收藏的爱因斯坦的一些照片一起遗失在建德了。达件事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象当时那样感到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