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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周刊》1945年10月的某一期中，刊发了一篇题为《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这篇文章的作者李约瑟，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先后两次到过西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给予这所大学极高评价，也使湄潭为世人所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湄潭这座西南小城与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约瑟博士与夫人参观浙大实验室（1944年10月）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科学界的他，本意是希望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实在推辞不了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上任伊始，他就礼聘到三十多位教授，到当时尚属寂寂无名的浙大任教。1939年，竺可桢（前排左3）与贵州浙大校友的合影（聂作平供图/图）竺可桢上任还不满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一批国立重点大学，奉民国政府之命，由中央财政拨款，迁往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浙大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办学经费极为有限。当时有不少大学解散，浙江大学也可以选择这条路，但竺可桢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办下去。他们决定将浙大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乃至乡村，使大学教育与内陆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种战略性理念的引领下，他们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一路颠沛流离，缺医少药，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成为他内心巨大的创痛。但在整个西迁过程中，他却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支撑了、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行。浙大师生们克服千难万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几经辗转迁徙，横穿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最终自1940年5月起，先后在贵州北部遵义、湄潭、永兴三个相邻的地方立足。这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因为其线路和几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数十年后被人们誉为“文军长征”。
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教室和校舍 (1939年2月宜山)
一位校长，就是一座大学的灵魂。他的气度和襟怀，决定了大学的格局和品位。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这个时期老师们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苏步青教授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作朝贺寺的破庙里，在旁边开出一片荒地，种了半亩的庄稼，收获的红薯蘸着盐水吃。李政道1943年进入浙大，在湄潭的永兴校区上课（竺可桢/图）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夫人吴月琴喂养了一只山羊，挤奶给丈夫和孩子们增加营养。王淦昌出门上班时，经常牵着它，放在山坡上吃草，自己则在实验室里教学和科研，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牧羊教授”。有一天，山羊在野外吃草时，被野狼叼走了。学生和当地百姓到处寻找未果，凑钱又买了一只。1938年11月19日，对浙大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的校务会议上做出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这两个字是竺可桢校长多次强调过的。几个月后，他在对浙大一年级新生做讲演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在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李政道多次提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教授。他记得，住在县城西边物理系所在地双修寺时，束北星多个晚上来找他聊天，鼓励他在学科领域深入研究：“政道，物理学上有许多奇迹等你去创造，努力吧！”他永远记着恩师这些充满期待的话。同样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还有原子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在束星北的指导下，程开甲完成了毕业论文《相对论的STARK效应》，那年他才23岁。毕业后他当了束星北的助手，并连续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是在湄潭，他建立了家庭，并为大女儿取名“小湄”，纪念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地方。
师生欢迎王淦昌从美国考察归来 (1940年12月) 王淦昌和束星北被并称为浙大物理系两大台柱，束星北喜欢在课堂上与人争论，经常同王淦昌争得面红耳赤。但观点的分歧，丝毫不影响两人深厚的情谊。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潜心研究，写下了一篇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1941年10月寄到美国《物理学报》。几个月后，美国教授阿伦根据这一建议进行了实验，获得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此后，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成功的实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将近20年时间内，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他和曾经的学生程开甲都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受到隆重表彰。
竺可桢与丁绪贤、胡刚复合影于广西桂林中学物理实验室(1940年1月)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卢鹤绂，1942年就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卢鹤绂当即向师生们讲述“从铀分裂到原子弹”的原理。次年，他正式发表《从原子能到原子弹》一文。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蛛丝马迹向外透露，因此他被外国学者称为“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科学家”。西迁时期的科研成果，并不限于物理学领域，各个学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数学系苏步青的《影射曲线概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生物系谈家桢的《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贝时璋的《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工学院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农学院卢守耕的《水稻多收栽培法》……抗战胜利，浙大东归（聂作平供图/图） 学术成就，是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七年间，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中，秉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念，浙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凭借其惊人的学术成就，异军突起，由一所普通高校变为著名学府，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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