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
去年夏天，李巨川从苏州来津，第一次听他提到李超琼这个名字。巨川平日不善言辞，老朋友都知道，见面叙叙旧，也是旁人说得多。这一次相聚完全出乎意料，行李还未放好，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从始至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被他称为晚清县令专业户的李超琼。说起自己在工地上偶然发现李公堤，与“顾怜百姓的好官”李超琼初次“相识”，还说起与李家后辈取得联系，获得全部日记稿本捐赠的传奇过程。巨川说，他正在根据李家提供的和其他资料，撰写李超琼传。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临别，巨川送我一部他组织整理出版的《李超琼日记》。厚厚的《日记》还没有读完，今年春天我到苏州，《晚清县令李超琼》已经出版了。巨川说，你看看吧，这书里的事我敢说没有一笔无出处。我却得着了机会，将日记和传两本书对照起来读，一边儿是光绪年间一位正堂县令絮絮叨叨的自说自话，一边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人又如何看他写他评价他。这样的读法蛮有趣的。
李超琼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在溧阳、元和、阳湖、江阴、无锡、吴县、南汇、上海八个县做过九任知县。“作令二十年，非无知遇。而到老仍以一知县终。”他出身贫寒，常忧下层民众疾苦，虽宦途历练多年，仍保书生本色，为人严谨正派又憎爱分明，每天必写的日记成为他诉说心里话的唯一方式。他的日记初看上去繁复琐碎，日复一日的例行诣署衙参、迎来送往、吊丧贺寿、逢旱祈雨、遇涝祷晴，一一记录在案，几乎占了大半篇幅。巨川作为记叙者也有调侃，“看，这就是一个县太爷的日常生活。”但细读之下，便可发现，李超琼为官有自己的追求，喜怒好恶总是有一条线牵着：凡是利在百姓的事，砸锅卖铁也要去做，能做就做好，做了就高兴；凡是危害百姓的事，能挡就挡，能化解就化解，挡不住，化解不了，就郁闷忧愤，甚至在日记里骂出来。巨川正是在日记的琐碎记录中，读出了李超琼的性情和内心世界，读出了李超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和韧性，把他几乎淹没在庸常官场上的官德政绩一一擢拔出来，成为全书的主线。巨川写作一向注重细节，在细节的点染中，烘托出主人公行为的根据，令事件的进展水到渠成。李超琼从溧阳任上初到元和，点卯时发现，书役之多数倍溧阳。于是，“思其所以为生之道，不免为吾民惕惕。”巨川抓住这一细节，铺展出江南农村县衙书役与经漕、乡绅上下勾结，“除了沉重的皇粮国税、土地租金，小民百姓还要忍受经漕的作弊盘剥和酷刑威逼”的残酷现实，为李超琼日后精心整顿吏治、抑制豪绅的作为打下伏笔。
纪实文学写作是一种受事实规限很严的文学方式，常被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然而，事实发生的背景，在见识、修养各不相同的作者笔下，往往高下参差，区别甚大。巨川对晚清官场特别是江南土地财税、乡村权力格局了解甚详，行文中常有不俗见解，如“在晚清的江南，要了解一个地方官员是否算个明白人，是否还有守土安民的责任心，仅看他在治理水患中的表现便足矣。”“谁要言说明清江南地方政治，都无法忽视‘绅权’这道复杂的方程式。”“晚清的官场正在加速变成市场”等断语都可谓切中肯綮。李超琼作为一个实干家，为官在封建末世，可说是生不逢时，他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勉力而为，在末世的暗夜中发出微弱的光。唯其微弱，才得明久。一百多年后，在他曾经主政的苏州金鸡湖一带乡间口碑中，李超琼得到“顾怜百姓”的最高评价。“顾怜”一词何其准确丰富。我想，当品读着李超琼的日记、为其书写传记时，对于这位李氏前辈，巨川何尝没有顾怜之情呢！正是这顾怜，使得他笔下的李超琼有血有肉，生动可亲，也抒发出他心底蓄积已久的现世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