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和西方都谈了很多中国污染的挑战。他们都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后果，中国面临着很多污染方面的挑战。尤其是PM2.5这样的指数，使得中国许多的大城市位居世界污染城市前列。拿北京和洛杉矶来比较，北京的污染要严重得多。在最近几年里，尤其是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做了很多举措，极大地改善了环境。过去十年间，中国包括北京的污染程度的确有所改善。大家通过一些杂志可以看到，西方读者会想象中国的情况是多么多么严重。尽管有这样的污染问题，我们还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不能忽视中等收入人群对蓝天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二氧化碳排放肯定有所增加。在我看来，可以从三方面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
第一，我强调的是供应侧，怎样减少污染的排放源，怎样减少城市污染的因素等。我们考虑到政治，包括政府官员的升迁政绩考核指标是不是也多和这方面挂钩呢？中国许多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蓝天。另外，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不是鼓励人民进行污染的治理？北上广这样的区域，在处于去工业化的过程，它们的污染逐渐在减少。如果把有效土地用于工业生产，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污染的来源就是交通。
第三，燃煤发电和冬季北方燃煤取暖，这些都是污染源之一。
对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而言，随着工业越来越外迁，一方面因为政府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因为土地价格高企。很多工业没法立足，也就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
内陆城市和西部城市是怎样？我对于中国的蓝天采取乐观的态度。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中国收入比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越来越多需要获得更多的蓝天，城市的质量，对于这些人来讲特别重要。
随着时间推移演变，美国的纽约、芝加哥和英国的伦敦，对于城市生活的认识有渐进的过程。对于城市的消费者，他们希望在城市增长方面有所作为。城市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有消费者，同时也需要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来自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如果对蓝天有更多的需求，城市的决策者或者是城市的治理者和管理者要更多考量这样的因素。这也是我对于中国重现蓝天的乐观态度之一。如果城市不干净不安全，这些人力资源就会流失掉。
包括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加一个小孩的中国家庭模式，也会使城市更加绿色，他们有更大的需求，他们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好的起点。我和我的合作者认为，如果是对于养育孩子的话，污染比较低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选择。为了下一代，也是中等收入家庭所关注的。
我们发现富有的人群希望生活中的风险越低越好，这就是对于生活质量方面而非市场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的户籍制度也在改革，大家希望更好的城市生活。
另外一个是市政的要求。2005年我和郑思齐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谈到了我们对北京市政、土地、居住的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情况，尽管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房地产市场也会反映出市场基本面。公共交通的便捷，重点中小学，以及大专院校周边，这几点都实现了房地产价格的溢价。
我们和中国社科院也进行了合作研究，研究的方向就是高铁对于中国的城市形成了哪些影响。
中国的高铁，推动了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减少了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运营成本。1996年到2010年，北京周边区域到北京城区的里程，随着高铁的推出，廊坊原来到北京是两个小时，现在是20分钟，这也形成了一小时、两小时的城市圈。
通过高铁，极大地减少了城市的运营成本。如果北京房价过高的话，你可以用脚投票，你也可以迁到天津，迁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城市。比如一周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到北京大城市来，但平时还是生活在周边就可以了。这是高铁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城市的运营成本降低。第二个好处，二三线城市随着高铁的开通，房地产的价格在上升。通过高铁，激活了一些城市的市场潜力。
政府需要的政策是什么？我和郑教授的研究成果发现，对于中国的城市市长而言，在统计口径中是不是可以纳入关于环保的指标，比如中央政府和环境保护者，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携手来打造一些举措，这样使得市长和省长有激情使城市变得更为绿色。从政府角度而言，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提供方面是不是可以更多考虑到环保的因素？比如说老的体制，人们都唯GDP为重，现在放入了更多的指标。这里，我们看“SandWich”理论，这是管理学上的一个理论，叫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就是委托人，地方政府就是代理人。通过绩效考核，中央可以为地方打分。夹在中间的当然是地方政府，除了自上而下的压力，看看公共第三层通过舆情的表述或者通过网络是否也会给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和影响从而形成良性的三明治。信息化的拓展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担责，中国的城市市民对于城市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关注。中央政府希望能够满足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对于绿色的要求。
四个猜想
随着中国的强大，国际也对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期许，包括低碳的理念。中国政府也觉得要早日引入低碳和绿色的方法，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在新技术方面落后。
我们也发表了四个不同的猜想。
第一个猜想，地方政府官员由于使得城市变得更美好更绿色，是不是更容易得到提升？而不是唯GDP的考核指标。
第二个猜想，如果有更好的媒体舆论，也能够促进当地的领导者对环境负责。
第三个猜想，年轻的领导者或者是经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会对环境更负责。
第四个猜想，环境方面也会有积极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的领导者会带头来开始应对环境的挑战。
我们对未来中国的蓝天非常乐观，我们认为对生活的质量，中产阶层会有很大的需求。
还有一个，信息是非常透明的，会让中国政府、中国公司更加对环境负责，把中国持续性的增长包括在问责制中和绩效中，对于中国的官员也是一个压力。
还有技术的转让，创新的交流，也能够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还有很多中国的大学也会帮助中国成为绿色的领袖。各种各样的城市能够要求信息的分享，信息的透明，中国的城市在这方面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够改善不仅仅自己城市的蓝天的质量，也会改变其他社会城市的质量，中国过去只是引入这种知识产权，但我认为在今后中国会成为知识产权的出口国，所有的知识产权会让我们的蓝天变得更蓝，变得更清晰。
可以看到唯一的悲观面，就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还有今后的碳交易、碳协议，中国的态度怎么样。我想中国将会在环境事务上面成为全球领袖，中国会和美国一道来参与这种未来的碳协议。这是我的乐观的观点。■
（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研究院与公共政策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届“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国际研讨会发言内容整理编辑而成。经主办方授权刊登。）
马修·卡恩（Matthew·Kahn） 发表于2014-07-15 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