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与原平(2014-06-12 16:06:10)
赵姓起源于封地赵城（今洪洞），赵氏始祖被公认为造父。 造父下传六世而至奄父，时当周宣王之世，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之战，他曾经帮助周宣王脱险。奄父之后，其子叔带初事周幽王，后鉴于幽王昏庸无道，遂“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从此赵氏势力进入晋国，登上了春秋时期晋国的政治舞台。 自叔带入晋至赵简子实际建立赵国，赵氏在晋国的活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叔带至赵夙之前，时间约自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677 年。这一时期有关赵氏的具体情况不详，大概没有什么显著的业绩和地位，赵氏甚至连完整的世系都没有留下，《史记·赵世家》只说“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这可以视为赵氏在晋国积聚力量伺机发展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赵夙至赵朔时期，赵氏历事晋献公、晋惠公、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等，时间约自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597年。这一时期赵氏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赵夙，他主要生活在晋献公时期，于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为将，从征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耿（今山西河津东南）三个姬姓小国，因战功受封为大夫，获得赐邑耿。这是赵氏在晋国首次获得赐邑和爵位。
第三个阶段是晋景公时期。这一时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主要政治代表人物遭到诛杀，史称 “下宫之难”。关于这一事件，《史记·赵世家》所记大意是：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司寇屠岸贾借口追究晋灵公被杀案，将矛头指向赵盾之子赵朔，擅自纠集诸将攻杀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这时赵朔之妻产下遗腹子，屠岸贾一心要斩草除根，赵朔的食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保存赵朔仅存的骨血，设计合谋保护遗腹子。公孙杵臼不惜杀身成仁，以自己的生命和假婴儿骗过了屠岸贾，程婴则把遗腹子藏入深山，抚养成人。最后在韩厥的帮助下，晋景公召回了遗腹子赵武，恢复了赵氏田邑爵位。 第四个阶段是赵武复立至赵简子之前，赵氏凡传二代，赵武和赵景叔，他们历事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等。这一时期，赵武和赵景叔相继执掌国政，赵氏势力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晋平公十三年（公元前545年），吴国的使者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他就预言：“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十九年（公元前539年），晋国的大臣叔向也感叹：“晋国之政将归六卿”。这里的六卿就包括赵、韩、魏三家。至此，赵氏在晋国建立的基业已经不可动摇，赵氏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也已为期不远。
赵衰居原任国政成立国雏形 赵衰是继赵夙之后赵氏势力的又一位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晋献公在世时，先后育有八子，其中申生、重耳和夷吾三子才能出众，最负人望，赵夙为选择投身服事的对象，曾颇费一番周折，不得已而求助于占卜：“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最后选择了服事重耳。后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骊姬是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达到让自己儿子继承晋君之位的目的，诬告太子申生图谋弑父，并说重耳、夷吾也参预其事。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欲杀三子，申生自杀身亡，夷吾交还封地，重耳被迫亡命他乡。 重耳流亡在外凡19年，遍历卫、齐、楚、秦诸国，艰辛备尝，赵衰始终跟随，不曾丝毫懈怠，其间，赵衰还参预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谋划和政治活动，提高重耳的政治地位，扩大重耳在诸侯中的影响，终于获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公元前636年，在秦军的护送下，重耳返回晋国执政，是为晋文公，晋文公为了表彰赵衰的业绩，“（以）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后来，晋文公于城濮之战击败楚国军队（赵衰统率新上军参战），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赵衰为晋文公的返国执政和建立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史称“文公所以反（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赵氏也从此跻身晋国最高统治集团，成为晋国政坛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 晋文公死后，赵衰复事晋襄公。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赵衰死，嫡子赵盾代父执掌国政。赵盾初事晋襄公，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他鉴于晋国多难，起初欲立襄公之弟姬雍为君，可是在太子生母的苦苦哀求下，又改变了主意，仍立太子即位，是为晋灵公。灵公在位14年，赵盾“益专国政”。但灵公晚年荒淫残暴，赵盾屡次进谏，灵公对此非常不满，接连谋杀赵盾，赵盾被迫出逃。这时，赵盾的族弟赵穿挺身而出，杀死灵公，立成公之弟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赵盾重新执掌了晋国国政。直至晋景公初年。自赵夙至赵盾，赵氏由平民而跻身贵族，由大夫而跻身正卿，并进入晋国的权力中枢，这是赵氏势力在晋国发展和勃兴的时期。 前已述及，赵氏先祖赵夙的封地是耿，地在今山西河津。至赵衰时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原的地望,诸家说法不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忠语,认为在“雁门原平县”（今山西北部的原平市）；裴骃《集解》引杜预语,认为在“河内沁水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左传》认为在河南济源一带。 茫茫历史掩埋了许多久远的信息，对于后人来说已是往复难解的谜团。原的地望确有多种说法，但原平作为赵国的领地是毫无疑问的。清乾隆版《崞县志》载：（原平）“战国属赵”；清光绪版《续修崞县志》载：（原平）“战国为赵北鄙地”。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张颔介绍：“峙峪赵家脑高地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区，地下还有十几个战国时的墓葬。战国时原平一带地域属于赵国，而赵家脑墓中能以吴王光剑随葬，证明峙峪赵家脑是一个赵国贵族的墓葬区。” 他在《原平县张村一带古文化考察记》中更详述：“张村一带居民的历史由来久远，据地面采集的资料和史料对证推断，东周时就可能成为居民点。赵武灵王20年以后赵国的版图扩大到内蒙托克托一带，而“代”地里赵国北鄙已变成了内陆。这一带就成为赵国的一个重要地方了。如果不是这样，张村隔河相对的峙峪就不会发现有吴王光剑随葬的墓葬即赵国贵族的墓葬。东周时，晋国为在南方对付楚国，而专门培养吴国，寿梦所以能称王而“通于上国”，都是仰仗晋国的力量。春秋末年，吴国被越国消灭以后，延陵季子之后（吴季札封于延陵，而称延陵季子，其后人遂姓延陵），纷纷逃往晋国特别是赵地做官者不少。在赵襄子时有延陵钩，赵季成王时有延陵玉，一直到西汉时，代郡还有延陵县之设置。因之，吴国后人把他们的宗庙之器带到赵国，而为赵国贵族随葬是可以理解的。结论是，张村一带在东周中晚期属于赵国的土地是无疑的。 原究竞在何地可以不论,而作为赵氏宗子的赵衰任原大夫,说明至迟晋文公初年赵氏势力的中心已由耿地转移至晋北的原,这是第一次转移。后来简子营建晋阳，则标志着赵氏势力的中心在春秋末期又由晋北的原转移到了今太原一带。 忻州九原为赵氏田邑留碑铭线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曾有考古报告声称：“战国时，九原是赵国赵襄子家的猎场和田邑。” 南朝梁萧统《文选》中有“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的描述；唐代诗人李山甫的《寒食诗》里有“万景楼台疑绣花，九原珠翠似烟霞”的佳句。 那么，在九原故地，有什么可以作为佐证吗？ 北宋时，公孙杵臼被封为忠智侯，程婴被封为成信侯。因此，在忻州城西的逯家庄，曾建有忠智侯祠，后改名忠烈祠，也称公孙杵臼祠。正殿前面的楹联由傅山先生题写：“打开生死路，生也在赵，死也在赵；识破难易关，难亦存孤，易亦存孤。”金代南阳进士何师常撰有《公孙厚土祠记》，开篇即写道：古之忠臣烈士，见德思义，见危授命，有杀身以成仁使称名于后世。其功或流于管弦，其事或见于方策，庶传不休者也。今之九原，即古赵氏田邑。按《山海经》云：“忻水东历程侯北山下旧有采金穴，故谓之金山。”《隋书》：“秀容县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载：“此山乃赵地。”《礼记·檀弓》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即此。又云：“晋献文子成室诸大夫（发礼往贺）。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缓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者，武也。”承张老颂而叹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疏》曰：“九京即九原，文子世家旧葬地也，故以京为原。今定襄东襄子陵仍存，或云：‘赵氏之葬在于襄陵，乃武之后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连三晋，城带九原，卢君窃号之邦，赵氏言归之地。《迁史》以为‘南并北代，非此何焉？’” 忻州城北关路西有一条街叫七贤古道。明嘉靖二年（1523），一位名叫李濂的忻州佥事，选定此处建起一座“七贤祠”，也叫“七烈士庙”。七烈士为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灵辄、鉏猊、提弥明、赵盾。李濂为之撰写了《七烈士庙记》，其中写道：“明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晋卿大夫之葬域、赵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谓：‘赵孤复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国语》并载：‘赵文子与叔向观乎九原’，盖即此地云。” 《忻州志·古迹》载：“藏孤桥在北郊外，相传程婴曾匿赵孤于此。”《忻州志·坊表附》中有：“北关有存赵孤处坊；北关外有程婴故里坊”，又书曰“公孙杵臼邑坊；南关外有韩献子遗风坊，灵辄遇难处。”其中的程婴故里坊、公孙杵臼邑、韩献子遗风坊、灵辄遇难处四处坊表，均系康熙十一年忻州州牧柯弼所建。 《忻州志·丘墓附》载：“晋卿献子厥墓，在治南十五里韩岩村，今有韩家沟其故里也。”《忻州市地名录·古墓》载：“韩厥墓在豆罗乡韩沟西二里处。墓地南北长 15米，东西宽10米。墓冢南北直径5米，东西2.6米，高1米。墓前有古碑一通，题铭：卿上大夫韩献子墓，落款：大清康熙四十年岁次丙申仲秋。墓旁有‘忻定县人民委员会1959年12月20日立’的保护标志。” 忻州九原被视为赵氏田邑、猎场、墓地，有上述不少史料予以佐证。那么，与忻州地域相接、唇齿相依的原平，就完全有可能是赵衰居原任国政的地方。 赵氏孤儿出亡线路有新说 2014年3月9日的《忻州日报·文化旅游周刊》刊出一则消息，题目为“忻府区政协推出《陈婴故里》文史特辑”。 程婴是春秋时晋卿赵盾之子赵朔的门客，“下宫之难”赵朔一族被屠岸贾诛杀三百余口，程婴与公孙杵臼（被考证为忻州逯家庄人）筹划营救赵氏孤儿。程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献出顶替赵氏孤儿，交给公孙杵臼，藏于首阳山中，又假装在屠岸贾处告发，用亲子的死换取了赵氏孤儿的生命。随后抚养孤儿十五年，在韩厥将军（亦被考证为忻州韩家沟人）的帮助下，孤儿赵武手刃屠岸贾，为赵家平凡昭雪。程婴见大功告成，抛却荣华富贵，自刎而亡，兑现了与公孙杵臼救孤大业完成后即赴死的承诺。死后埋葬于忻州南关村，和距离不远的公孙杵臼墓并称“二义冢”。 这册《程婴故里》汇聚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引经据典，图文并茂。并收录有明代嘉靖年间李濂《七烈士庙记》、明万历《忻州志》、清乾隆崔嶫《续修七贤庙记》、清代学者寇登峰《程婴故里考》、清光绪《直隶忻州志》、现代晋国史学家景元祥《晋与三晋故事》等文献中，关于程婴故里在忻州的记载和阐述。 在《程婴故里》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程婴带领赵氏孤儿的出亡线路。即从晋国都城绛州，进入祖籍九原（今忻府区），经白马山（位于忻府区庄磨村）、窝王寨（位于今忻府区豆罗镇坡底村）、藏儿洞（位于今忻府区豆罗镇辛曲村）、藏孤桥（位于今忻州古城北门外东侧150米处）、龙首山藏孤洞（位于今忻府区北赵村）、程侯山（即金山，位于今忻府区高城乡）、同川沟（位于今原平市）、藏孤台（位于今定襄县藏孤台村），翻越系舟山到达盂县藏山。 同川沟，即为现今的原平市东部山区之东社、南白两乡镇地域。虽然，同川并非村庄并非乡镇的地域名称，但因为历史的、地理的、区域的原因，“同川”一名已经在世世代代的原平人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那么，赵氏孤儿的出亡在同川留下了什么呢？ 据了解，在同川怀抱中，与赵氏孤儿相关的山名至少可达6座，即善护山（公孙杵臼）、将军山（韩厥）、露头山（赵武）、三怀山（程婴）、灵君山（灵辄）、龙潜山（赵武）。另外还有藏孤洞、赵盾庙、韩将军庙等。由于岁月久远漫漶，相信很多古老的痕迹已经渐次消逝。但可以推论的是，赵氏孤儿出亡一定会选择自家的领地。 赵襄子灭代以忻定原盆地为基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忻州上社战国墓发掘报告》中称：“战国早期，赵氏的势力逐渐深入戎狄聚集区，也就是今天的忻定盆地附近，并盘踞此地。”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赵简子死，赵襄子立。襄子刚处理完丧事，丧服尚未解除，便北登雁门的夏屋山，请姐丈代王前来赴宴。他精心布置了一场政治谋杀，密令宰人于席间用铜勺“击杀代王及其从官，遂兴兵平代地”。赵氏的北部疆域从此又扩大到治水（今桑干河）和雁门水（今洋河）一线。 襄子灭代虽然轻而易举，然而却是他和父亲赵简子两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赵简子在世时，就已制定了北灭代国的计划。《史记.赵世家》称赵简子早年曾经大病一场，连续七日不省人事，苏醒后自述梦境，其中有言：“我之帝所甚乐……帝甚喜，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他后来出行，遇见一位挡道人，驱之而不去，简子于是向他讨教道：“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挡道人回答说：“主君之子（赵襄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史记正义》解释“二国”是“谓代及智氏也”。智氏即晋国六卿之一的智氏，而代即代国，二者均为子姓。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表明，赵简子早年就已萌生了灭代的意图。 赵简子一生中还办过一件大事，就是废立太子。而废立太子就与灭代计划密切相关。赵简子最初所立的太子是伯鲁，当时毋恤（即后来的赵襄子）因是庶出而备受歧视。简子曾让贤人姑布子卿给诸子相面，姑布子卿认为他的儿子们“无为将军者”，不会有什么 前途。简子很失望，姑布子卿劝他不要泄气，说曾经见过一人，好象是他的儿子。及至召来一看，是毋恤。后来，简子为了考察儿子们的才能，“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 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毋恤被立为太子的原因，相当大程度上是他洞察到了赵简子吞并代国的意图。由此可见灭代在赵简子心目中和政治计划中的位置。 赵简子灭代并非仅仅停留在计划上，他至少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就是把女儿嫁给代王为妻。史称赵襄子灭代后，“其姊闻之，泣而号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汉代人刘向《古列女传》卷5《节义》引述了代赵夫人（襄子之姐）的 话说：“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余年矣”。可见灭代之前10多年，赵简子已经把女儿嫁给代王。襄子之姐自杀表明她不同意赵襄子所为，然而这并不影响简 子以嫁女联姻作为笼络、麻痹代王的手段，从而达到灭代的目的。赵襄子能够诱使代王赴宴，与这层姻亲关系不能说毫无关系。 赵襄子灭代，实现了两代人北进代地、开拓北疆的夙愿。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它对赵国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国时期的代地大致以代城（今蔚县代王城）为中心，包括定襄、云中、雁门、五原等地、在自然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经济地理上属于畜牧或农牧兼作的经济区，民族地理上属于以狄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区，这与赵国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和华夏民族构成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必要的互补。襄子灭代使代地纳入到了赵国的统治范围，从而大大丰富了赵文化的深厚内涵，后来赵武灵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骑射并在全国获得成功， 就与这种文化内涵密切相关。襄子灭代还扩大了赵氏的北部疆域，奠定了以后进一步拓展赵国版图的物质基础，后来赵武灵王向西北进军林胡、楼烦，灭亡中山，赵孝成王时期李牧灭褴、破东胡、降林胡，都是以代地作为前进基地的。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晋北地区，早在公元前458年的春秋时代，即自赵襄子元年灭代之后，已经就是赵国的土地，至公元前307年，即赵武灵王二十年以后，更成为赵国的内陆。《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元年，兴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又，“（武灵王）二十年，至榆中，林胡王献焉。”这些都是可以佐证的材料。 赵国以晋阳为都、筑边城为防 赵氏占有晋阳后用100年时间开疆拓土，忻定盆地遂被纳入其疆域之内。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赵襄子逾勾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勾注之北。忻定盆地位在晋阳和勾注之间，其地已属赵氏当无可疑问矣。 为了巩固国防，赵国采取多种防御措施以备战，而最突出的就是修筑长城。这一点，在赵武灵王时期尤为明显。《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七年筑长城。”《正义》引：“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卷》载：“明内长城遗址原平段，由代县向西南延伸进入本市段家堡乡，沿山脊蜿蜒西南行，进入宁武县境，墙体大部分不存，仅大西沟村西南至张其沟村东北保留有一段，利用了早期长城，长约5千米，海拔2100～2200米。此段墙体为毛石砌筑，保存状况不好，基宽约2米，顶宽约1米，残高1～2米，墙体上仅见一座敌台。另存烽火台3座。据《明史》，清光绪《山西通志》记载，现存长城遗址是明代成化、嘉靖、万历时期修筑。” 上述记载中有“利用了早期长城”一句，并没有说明“早期”有多早，但赵长城从“蔚州”至“岚州”，和这段长城关系密切。尹耕《九宫私记》载：“余尝至雁门，抵岢石，且诸山多有剥削之处，迤逦而来，隐见不常。大约自雁门抵应州，至蔚东山涧口，诸处亦然。问之父老，则曰：古长城遗迹也……及读史显王二十六年，有找肃侯筑长城事，乃悟。盖是时，三胡并强，楼烦未斥，赵之守境，东为蔚、应，西则雁门，故赵肃侯筑之。则父老所谓长城者，乃肃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 张维华先生《中国长城建置考》有更具体的记载：“此城（肃侯北城）当东起今河北涞源北界蔚县南界之飞狐口以东之地，西行，入今山西灵丘县北境，复西行，入山西繁峙北界。复自今山西繁峙之北境至今代县西北之雁门，即古之勾注。又由此转向西南行，入今山西宁武县之东南境，至于宁武至大河一段，抑至今兴县即古合河县境为止，抑经今静乐、岚县，而至今离石县境为止，则未敢定。” 发表在2004年《山西省考古学年会论文集》中的《山西北部长城调查新收获》，认为这段长城非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和宋长城。专家们根据史籍记载，结合实物与测定结果，认为当属赵肃侯十七年所筑长城。 由此可见，原平历史上与赵国的关系的确不容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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