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品|《兰亭序》隶书笔意再研究
2014-06-13
张红军 刘星振
中国书画杂志
[唐]冯承素（摹） 《兰亭序》 24.8×75.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自1965年的兰亭论辨以来，隶书笔意一直是探讨《兰亭序》真伪的关键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隶书笔意问题，何绍基较早有所关注，他说：“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初唐诸公临本皆窥此意，故茂逸超迈之神如出一辙。然欲遽指为山阴原墨，则诚未见何本为可据，以其中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意也。”何氏学书从篆分入手，专习北碑，对南人简札不甚留意，但对《定武兰亭》至为醉心，但因“禊帖”传本纤婉飘弱，比之北派碑版，乏于骨力，进而对传本《兰亭》产生怀疑，认为右军行草书当有章草笔意，备八分气度，现存《兰亭》“有齐、隋以后笔致”。李文田否定的则更为彻底，他说：“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后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晋碑所具有的是如阮元所说的“八分气度”，即隶书笔意，但是因为此时缺乏有利的实证，未能深入。随着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几种东晋墓志的出土，《兰亭》真伪问题便有了新的证据。因此，郭沫若由墓志谈到书法，他说：“《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正是通过对东晋墓志之隶书笔意和《兰亭》之无隶书笔意的比较，郭沫若得出“东晋离汉代近，它的字体不脱离隶书笔意，才合乎情理”的结论。 [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拓片）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 在《兰亭》文之外，兰亭论辨就是沿着“隶书笔意”这一关键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草隶”如何解释，“隶书笔意”具体所指，王书有无隶意等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郭沫若说：“何谓‘草隶’？庾肩吾是分开来说的，草是草书，隶是隶书。……唐以前所说的‘草’是章草，唐以后所说的‘草’是‘稿书’。”甄予说：“我觉得晋碑与李柏文书以至六朝碑刻都是一致的。而竹上、纸上，真书（今隶）、行书（草隶）、草书（隶草、章草），与石上也都是一致的。……魏晋时代的书体是‘今隶’体系，王羲之书法虽高，而书体未变，其真、行、草，都不脱隶意。”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郭、甄二人都认为《兰亭》为伪，但郭氏对“隶”字解释是隶书，而甄氏则释为未脱隶意的楷书，对郭氏之说进行了修正。商承祚认为：“东汉以后，楷书逐渐发展，魏晋时乃称之为‘今隶’，以别于‘古隶’（秦隶）而言，并将汉隶称为‘八分’以免混淆。……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书，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行书。” 可见主真派判定魏晋时隶书称为八分，楷书称为今隶，主伪派内部对“草隶”的解释发生了分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真派对“隶”字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黄任轲指出：“实际上，今人所谓‘隶书’，是指汉碑字体。但在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这种字体却并不叫做‘隶书’，而叫做‘八分。’至于那一时期的文献中所说的‘隶书’，则是指真书或正书，亦即今人所谓‘楷书’。直到北宋，‘隶书’仍然是真书。……‘隶书’‘真书’‘正书’三名确实长期通用过。……根据古代的用语，传世王帖中的《乐毅论》应当就是百分之百的‘隶书’，而《兰亭序》则是与‘隶书’相当接近的行书，岂止有其‘笔意’而已！”黄氏承商氏之说，认为隶书即是楷书，并由此推定《兰亭序》与“隶书”相当，而不只有其“意”了，这一解释一方面厘清了隶之所指，另一方面以表示“楷”义的“隶书”来解释隶书笔意又与兰亭论辨中的具体所指有很大偏差。 [东晋]爨宝子碑（拓片） 故宫博物院藏 周绍良在论述“草隶”书体的范围时说：“草书与隶书，在现在书法分体上是两种迥不相同的书体，可是在晋唐时代，则连称为‘草隶’。根据记载，王羲之即以‘草隶’擅长。”周氏对草隶解释的错误之处在于将草、隶分而释之。因而得出：“宋沈括在《续笔谈》里特别加以解说：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这种解释说明沈括认识到‘八分书’不是隶书，他也知道正书就是隶书，这是符合晋人对‘草隶’的原意的。” 郭沫若对隶书笔意的界定是有变化的，从起初的“蚕头燕尾”式到后来的“章草笔意”，体现出他认识的逐渐深入。主伪派以此作为《兰亭》不真的主要证据。启功指出：“原来所指的隶书笔意，不是说《兰亭》的字必定要架子严整，撑满方格，而是指它应该具有唐以前的古意。”启功亦主张《兰亭》为伪，但已从对“隶书笔意”之笔画形态的质疑转向了对古意之风格特征的质疑。但是他们都未曾对隶书笔意做一具体的界定。 在主伪派提出《兰亭》无隶意时，主真派便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对立面，主张《兰亭》有隶书笔意，且积极寻找其中的证据，只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周绍良说：“现在怀疑王羲之《兰亭序》真实性的人，只举《万岁通天帖》中带有隶意的《姨母帖》为例证，以为《兰亭序》笔法必须具有‘隶意’，方与右军书法相合。但同帖中如凝之、献之等帖，笔法逼近《兰亭》，如以《兰亭》为不足信，为何只举有‘隶意’之个别例证来说明右军书法该有‘隶意’，却置一些毫无‘隶意’的许多晋人法书于不论呢？”王玉池指出：“有无隶书笔意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具有标志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书风的作用；隶书笔意应包括隶书笔法和隶书体段以及隶书（包括章草）的习惯写法等多种因素。但这时隶笔或体段一般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甚至是意到笔不到。” 隶书笔意是兰亭论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起初郭沫若由此判定《兰亭》为伪，但对隶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附和者虽夸夸其谈，但亦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并进行有力的求证，而反驳者亦仅局限于隶意本身，且与主伪派的所谓隶意存有出入，未能给出合理有据的解释。进入80年代以后，尤其是经过华人德和丛文俊等先生的求证之后，使我们从碑刻与尺牍、士大夫与工匠等各个方面对隶书笔意有了更准确的把握。 隶书笔意曾是兰亭论辨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起初隶意有无的论辨到后来的《兰亭》无隶书笔意的合理性阐释，可以说，隶书笔意已不再是判定《兰亭》真伪的关键问题，但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却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国书画》杂志2013年第8期 《中国书画》杂志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欢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按钮，将本文发送给朋友或者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定期接收消息，请搜微信公众号“中国书画杂志”加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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