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色彩
2014-08-12 11:23:11中国艺术品投资
北魏 257窟 挽车白马
敦煌的色彩决定了敦煌的特色。大家都知道敦煌的背景，从十六国、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等，延续了十个朝代，它一直就在莫高窟，没有换地方。敦煌首要的是佛教艺术的传承，它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和佛教有关，也和它的地域有关。
因为父亲的缘故、历史的原因，我有机会从小在那里成长。我总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在敦煌。我对敦煌始终感到很亲切，但从历史、考古等方面来说我比较差，没什么研究，我仅仅是从视觉上对历代壁画比较了解。
蝴蝶兰，56x42cm，纸本设色，2005
早期十六国到北魏、西魏，从公元300多年到500多年，这一段的历史所反映的壁画很有特色，那个年代的人是根据当地特点来进行创作的。壁画色彩最大的特点以土红色为主，它的形式是绢画式的，受早期我们的绢画影响，所以故事画也是长条的。壁画底色多数是土红色，这跟地方的自然矿物颜色有关。后来，到我们去的时候，土红、土黄依然比较普遍，现在叫岩彩，当年就叫矿物色。像最有名的《九色鹿》，那个故事画的底色全是以土红为主，九色鹿反而是浅颜色的，马也是浅色的，九色鹿用的是浅土黄色，身上的斑点是绿色、白色，勾线都是土红或者比土红黑一点的赭石。
初唐 322窟 华盖
一直到西魏的时候，最著名的是285窟，底色开始变化，以浅色为主，但形式、构图依然是绢画式的。285窟除了造型、图案之外最有名的佛教故事是《五百强盗》，也是绢画式的，底色是浅色，但是它的勾线开始有墨线、黑线，也有土红线。这个故事是五百强盗被官方抓住后受刑、挖眼珠，然后把他们扔到深山老林，痛苦不已，那些受刑的人的痛苦在壁画里表现得特别生动。佛祖看到后跟他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故事宣扬做人要善，与人为善。壁画里还有建筑，按照当年的建筑样式，屋顶是灰蓝色，墙是白色，色彩完全符合当时的生活和当时的材质。
到隋代，基本上也是以浅底子为主，但是里面石青、石绿开始多了，建筑的屋顶是石青，山、水、树是石绿，赭石勾线。那时候还有一个特色是深底子的笔触，时间长了可以看到当时的画匠刷的笔触，颜色是深深的，但是毛笔排笔的笔触显现出来了。
对于这些壁画颜色专家有不同的分析。张大千先生认为，现在的黑颜色是当时的红颜色。那时候我跟在这些老先生后头，在159窟临唐代的两个佛像—文殊和普贤，我们把黑色变成红色画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弄出来大家摇摇头，感觉不是张先生说的那样。但是人们承认可能过去不是黑色，氧化了以后变成了黑颜色，但不能绝对地说黑色就是红色变的。
女供养人-五代61窟，163x63cm，1946
总的来说，敦煌壁画是利用了当地的、当时的矿物颜色来源，但不一定全部都是取自当地，比如石青、石绿，当地不产这个，从西域或西藏、青海运来也是有可能的。我归纳，不管是哪个朝代，石青、石绿、土红、赭石、土黄、浅米黄是很重要的色彩，只不过分量不同、多少不同。
到了唐代就更讲究了。唐代的石青石绿是搞“退晕”的，所谓退晕，就是不管是在花上、图案上、造景上，它变成了三种颜色。例如石青，变成了浅石青、中石青、深石青，浅石青外面勾线是白色，深石青外边勾线是黑的，这就给人感觉更加富丽、更加丰满。壁画的层次也很丰富了，画叶子、花、人物、图案都有退晕色，早期是没有退晕色的。从壁画的形式上来说，早期的供养人不能大于释迦牟尼。你看北魏、西魏的供养人都很小，都在底下，到了唐以后，尤其是五代、宋以后，供养人大于佛祖了，因为供养人出了钱，想表现自己。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当时人们真实的服装是什么样的。于阗国王当时的头饰、衣服和他的女王、公主、侍女服饰都不一样，那些配饰、首饰，玉的透亮的质地都画出来了。因为供养人很大了，比真人还大，所以有机会把玉的透明的感觉都画出来了。
晚唐 107窟 供养人
色彩是为了表现内容、形式、时代，又与大自然提供的条件相关，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色彩的脉络：北魏以土红为主，隋开始过渡，到了唐更讲究，到了五代就比较简洁，宋更简单，主要是石绿、土红为主。几个元代的石窟，表现形式也变了，原来的颜料是用粉调的，而元代色彩中水的感觉比较强烈，颜色更透明，这和当时的经济、生活、习俗、条件有关。所以大概可以看出，不管是壁画、彩塑，都离不开真实的生活，离不开生活的需要，离不开生活的现实。
观无量寿经变-盛唐172窟，272x300.5cm，1946
现在到了21世纪，我们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了，但是我们要思考反过来怎么样去运用莫高窟遗留下来的财富。我是搞工艺美术的，是要把美术应用到生活中。现在我看那些服装的面料、图案很担忧，大街上尽是穿虎皮、豹子皮、蛇皮的，拿那些来做面料，我们人类难道已经匮乏到这个地步了？还要动物的皮来做我们衣服的面料吗？看了以后我很难受，觉得他们很无知，我们要开发我们传统的东西。
刚才我讲了几个朝代莫高窟壁画的特点，虽然不同，但是有延续的感觉，变化只是多一点或少一点，一看还是敦煌的，一看还是我们民族的。所以我们民族的东西一直有一个文脉，传承了几千年。另一个巨大的财富是大自然。我对花卉也很喜爱，这次展览起名“花开敦煌”，也有这层意思。那时候我们上图案课必须要做花卉写生，这是我们老前辈传下来的，是对的，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核心的东西。
常沙娜， 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设计家、教育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之女。常沙娜童年随父母生活在巴黎，举家回国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父来到敦煌莫高窟，在那度过动荡而艰苦的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留学的常沙娜返回祖国，被梁思成、林徽因发掘，走向艺术设计教育领域。
树木-晚唐17窟，26.5x19cm
勒杜鹃与蝴蝶，40x69.5cm，纸本设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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