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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与王安忆的怀旧心态是迥然不同的

 指间飞歌 2014-08-16

程乃珊与王安忆的怀旧心态是迥然不同的


来源:凤凰网读书

 


王安忆的怀旧书写与程乃珊显然是有区别的,我们比较她们刻画的老克勒形象便可见一斑。上海滩的老克勒,是中国城市群体一个独特的圈子,最富海派个性的一脉。老克勒来自英文“COLOR”,现在细化为特指懂得精致生活情调,处处抖落出老上海风情的老绅士。值得注意的是,程乃珊笔下的老克勒与王安忆的是不同的。

首先,程乃珊笔下的老克勒是来自“蓝屋”的地道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父辈是洋买办,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让他们接受西式教育,追求各种生活的风雅情趣;而王安忆笔下的老克勒是一个“弄堂”走出来的“伪老克勒”,30出头,无论是从追求个人生活的雅致情趣,还是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家世和经济地位等方面与老克勒的标准相差甚远。

其次,王安忆笔下的老克勒在刚刚恢复活力的城市里隐隐约约却又细细密密地编织着浓烈悠远的旧梦,一旦真正意识到老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爱意便落荒而逃,这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追求显得不切实际和一厢情愿。而程乃珊的怀旧表现在记叙曾经出现的特殊群体、作为一个城市的记忆而存在的老克勒时,让他们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这些绅士们是程乃珊所认同和欣赏的。确切地说,她对老克勒的重述解构了带有世纪末情调、浮华与腐败并存的老上海形象,也掩盖了老上海的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这是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上海形象进行改写,使上海变得摩登无比焕发流光异彩,能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相提并论。

第三,在王安忆看来,真正的老上海的芯子积淀在市民日常的生活中,具有大众化和稳定性的特点。虽然老克勒的怀旧存在于个人的幻想和迷恋中,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实质是精雕细琢、细心体会的市民生活的一种极致。这是脚踏实地地对生活的迷恋,而不是哗众取宠般的炫耀。所以,尘封多年后重新焕发光彩和魅力的王琦瑶,好婆眼中的李同志,还有富萍等外来的移民无一不被这种市民生活所同化。同时,王安忆所创造的上海故事中也以这种市民生活方式作为城市历史的积累,并成为她创作的蓝本。

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找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是寻找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因此,《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记忆里不断地徘徊,年轻一代的潮流,竟与当年的上海滩惊人的相似。城市的变化在她眼中就是各种摩登的衰败和卷土重来。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人物王琦瑶来写上海,以一个人物的精神表示一个城市的精神。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生命,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老上海的几十年变迁如漫天风云掠过,王琦瑶闲看庭外花开花落。各种时尚摩登把她推到社会繁华的最顶层,以一个上海小姐的身份见证眩目而一闪即逝的光环。王琦瑶历尽沧桑,处变不惊,毫无哀怨,正是体现弄堂做人的方式,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鹜。这个形象表现了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没有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弄堂人。《富萍》探讨移民的日常生活构成这个城市的底色,从而远离风花雪月的怀旧故事。显然,王安忆比程乃珊视野更开拓,心态更平和。

综上所述,考察程乃珊和王安忆对上海城市故事的书写,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的历史在作家的视野里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导致了作家对怀旧迥然不同的心态。在这里,上海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堆“素材”,她们对“素材”进行理解,叙述与前人不同的上海故事。这和前人着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考察上海经济政治的变化导致社会某个阶层的变化是不同的。王安忆创造自己想象中的上海城市故事,不是对城市的现代化呐喊助威,也不是对过去神话般地颂扬,而是通过对市民生活细枝末节的描摹,使这种精致的生活方式成为自己创作的源泉,从而达到对历史的经验非历史的重组,上海这座自满的无时间的城市因此而获得历史沧桑感和时代的生命力。程乃珊关注的是缺乏历史深度的怀旧时尚,是没有时间性的繁华景象。她选择上海作为一个叙事对象,展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曾经融人世界性朝流并曾经一度领先于香港,进而将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一个闪亮的符号标记,它的起起落落,无不昭示着中国现代性的经验。包亚明认为:“老上海怀旧本身就是历史片面性的生动体现,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部没有社会冲突的历史,一部浮华四溢的富人历史,一部绝对消费性的历史。”针对程乃珊的文本,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当一种历史沧桑感闪耀在上海这座城市头顶时,王安忆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思索,追随众人的怀旧潮流,而是思考上海的立足点,把目光放到普通的上海人身上,《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便说明了王安忆试图突破“现代化”和新意识形态的诱惑和屏障,保持作家的敏锐平和的心态,走得更深更远。而程乃珊作为上海怀旧潮流的呐喊助威者,她显然达不到这个境界,她只能为昔日的上海增加流风遗韵,使上海的浮华在大众的记忆里变得更清晰,更明朗。

(节选自《上海故事中的空间与怀旧—王安忆和程乃珊上海故事之比较》,沈永英。原刊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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