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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一一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接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50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I具一一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一一弹道导弹。1 957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SS-6，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1 970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1 300枚，超过同年美国1054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3．充当现有世界拓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倔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 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末丰，而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鼓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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