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学府探秘：学术之城牛津牛津的时间 没有哪个地方像牛津这样，花园与园林在其精神世界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牛津每个学院的那些美丽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人类文明历史的漫长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 来到古老的牛津，便跌入一条漫长的时间的河流，说不清身处什么时代。13世纪的古书静静躺在图书馆里，15世纪“如梦似幻”的钟塔敲击着600年前富于变幻的钟声，16世纪的礼拜堂唱着赞美歌，17世纪的苍天梧桐树低吟着爱情，18世纪的人物肖像油画在墙壁上沉默不语地审视，19世纪的殖民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20世纪的战争亡灵纪念碑，21世纪在地理边缘不断生长的现代建筑……还有，每个学院静谧的花园与庭院里，那些古老的或年轻的动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
1954年6月26日，英国玛格丽特公主（前左）接见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女子学院院长克莉丝汀·巴斯罗，并对她为学院修缮工程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在800多年的牛津大学历史上，它曾是高级教士钻研学问的地方，是国王的避难地，是王公贵族和世袭贵族子弟读书的场所。14世纪，这里是欧洲的天文学和神学中心，自命为“默顿计算者”的哲学家试着用数学量化万物，包括人的情感；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19世纪，美国人被牛津出身的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的虚荣和浮华吓坏，牛津被视为大英帝国的动力资源；20世纪，牛津的知识分子在唯美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逡巡，抱着泰迪熊的孤独贵族消失于基督教堂学院方庭的阴影里。然后，“二战”打断了牛津的时间，新世界诞生了。英国的世界秩序随着贵族阶级蒸发在挽歌的旧梦中，牛津在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里，变得平等与多元——来自普通甚至贫穷家庭的牛津学生，在被贵族气息与显赫身世冲击与震慑，惧怕不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之后，却发现其内里开放与自由的氛围，你需要以勇气。18、19世纪，牛津比剑桥更转向了人文主义，成为抗拒粗糙的进步主义的精神领地，成为文学与诗性的国度；20世纪60年代，牛津决定以它的姿态与节奏重获科学创造的生命力，在传统的堡垒学院之外，院系与研究生院成为牛津时间向前推进的发展阵地。时间在那些中世纪苍老而斑驳的建筑上消失了，在石墙的内里，现代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汤姆钟塔的钟声仍然固执地按照1665年那样，一成不变地在9:05敲击神秘的101下。 贵族的等级秩序与英国的世界秩序已然失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袭贵族的子弟与公立学校禀赋过人的子弟一起接受本科教育；研究生的人数在老学院缓慢地增长，在院系则激进扩张；牛津大学的管理者开始来自英国之外，甚至牛津体系之外；梦想扩张英帝国版图的种族主义者的遗产，在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隐退的历史曙光里，成为服务世界的慈善基金。贵族从物质意义上已经隐退，但贵族的精神却统治着牛津。王室、公侯、伯爵的慈善捐赠，是过去的财富，通过历史传承，向牛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资金支持；企业家仍然可以通过向牛津捐赠，跻身牛津的贵族阶层；学问家则可以通过卓越的智识创造与贡献，获得贵族的荣誉；那些融入牛津历史体系里去的普通家庭的学生，在感谢历史馈赠的机遇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在牛津，你通过伟大的创造与利他主义的贡献而获得荣誉。在那些老学院里，本科生的教育仍然是贵族式的：学院用过去的财富和绅士的捐赠与回馈，确保本科生的数量维持着很小的规模，确保成本昂贵的一对一辅导课仍然能因材施教，培养独立和与众不同的个体——贵族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一个高贵的人，教育这个人，就是教育全人类；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权，一种获得巨大财富与资源倾斜的特权，不同的只是，你若有过人的天赋与品格，你就有机会获得这种特权。牛津的学问，追求一种品位，这种品位，就如同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在缓慢的时间流逝中，精雕细琢，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不在意转瞬即逝的名气，而在乎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创造历史，是贵族的追求；牛津的学问因此要博闻强识，甚至有文艺复兴式的渊博，它推崇来自直觉的灵光乍现，认为它好于一切的工具理性——本质上，好的创造，是艺术。在牛津，时间要缓缓流逝。正如T.R.R.托尔金所说，大树之所以是高贵的植物，就因它“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它罩上了一层神圣感”。 没有哪个地方像牛津这样，花园与园林在其精神世界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牛津每个学院的那些美丽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人类文明历史的漫长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宗教虽然在牛津不再有曾经的权势，但一种宗教精神仍然感召着牛津人：基督教堂学院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的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牛津人的时间观，是现世的短暂与精神的永恒的混合；闲暇与平凡的生活是如此值得珍惜，正如永恒的荣誉是如此值得追求，“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你若天赋卓越，渴望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并书写历史，来牛津吧。
1931年5月23日，牛津大学授予爱因斯坦（左）名誉博士学位 牛津的怪才们 “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近年来哲学方面的两个大部头都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贡献的。一个是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一个是安东尼·戈特利布的哲学史著作《理性之梦》。而在历史上，牛津大学的老师是不写书的，他们主要靠言传身教。牛津大学学者本杰明·乔伊特曾经说：“一个人在写出一本书之前，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优秀。”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讨厌无用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牛津大学一度是一个非常偏重教学的大学，许多导师甘于当“园丁”。曾经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学习古典学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回忆吉尔伯特·赖尔时曾写道：“他会给学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学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读博士。因为你最好是日后写一本很短的小书，而不是早早地写一本很长的烂书。” 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页上有一个“著名牛津毕业生”名单，学者中，20世纪有A.J.P.泰勒（历史学家）、钱锺书（学者和作家）；19世纪有汤因比（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8世纪有爱德华·吉本（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约翰·洛克（哲学家）、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15～16世纪有伊拉斯谟（学者）；13～14世纪有奥卡姆（哲学家和神学家）。 牛津学术的兴盛离不开一些硬件。牛津毕业生简·莫里斯在《牛津》一书中说，牛津的学院传统上是围绕楼梯而不是走廊建设的，所以它们安静、私密，能让十来个人友爱地住在一起。有些学院的房间有两道门，如果有学生不想被打扰，他可以把两道门都关起来。学院里还会有一个带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个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墙上挂满照片、散发着汤的味道的食堂，可能里头还会有一个树木掩映、石墙保护下的花园。 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好的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钱锺书把它译为“饱蠹楼”）。它是英国三个版权图书馆（另外两个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的所有图书，它们都有权免费得到一册。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博德莱安图书馆都想要，它选好后告知伦敦的版权代理，然后版权代理每两周用卡车送来一次。这个图书馆的结构特别复杂，以至于管理员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去哪里找一件藏品。馆内藏书只能阅览，概不外借，连国王都不能把书带走。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古老、开放的牛津 莫里斯说：“牛津是一座学术之城，学术渗透到了其大部分活动中，除了汽车制造业，稍微接受过一点古典教育的人都会把Mini-Minor命名为Minimus。牛顿、赫歇尔、富兰克林、亚里士多德和路德都有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有一条路叫逻辑巷。” 牛津大学一度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爱德华·吉本年轻时在牛津度过了不愉快的大学时光，但他在那里精进了拉丁语水平，又开始学习古希腊语，还彻底掌握了法语文献和法文。由此牛津诞生了高级人文学科，又叫大课程（Greats）。牛津最著名的系科仍然是高级人文学科（名著），学这个课程的学生要读四个学期，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学期，它仍吸引着许多最聪明的本科生。 莫里斯说：“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至今牛津仍然固守着古代的东西，认为没得到传统的认可，就将一无所成。古典学、神学和哲学仍然深深植根于牛津的性格，以致在教师休息室，更有可能听到他们在讨论斯多葛派的学说，而不是热力学。19世纪时，一位学生受到惩罚，老师让他对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做一个摘要，掌握欧几里得的四部书，做出麦克劳林几何第一章中的所有例题，做圣保罗使徒书和最后100首希伯来语赞美诗的笔记，把夏洛克布道文第二卷的第九部分翻译成拉丁文。如果他真的完成了这些作业，他肯定也配得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前圣约翰学院政治学讲师詹姆士·皮安东说：“在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导师辅导课上，学生们无处藏匿自己的某些无知，而较之于其他教学制度，导师辅导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将学生置于一种延续而持久的学术压力下发展、阐述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牛津大学学者之所以成就斐然，跟它的开放密不可分。彼得·扎格写道：“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9年访问牛津，在牛津待了三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后来他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这样相信。”
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图书馆二层 在现代哲学史上，牛津曾落后于剑桥，当维特根斯坦等人在研究语言哲学时，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还毫无影踪。牛津哲学教授们之所以后来能奋起直追，跟它的一位老师主导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哲学家罗伯特·赖尔鄙视各种主义、学派和机械的党派忠诚。他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德国讲学时，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对他说：赖尔博士，我敬佩你的讲座，我乐意加入你的学派，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赖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现象学感兴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出版时，他还写过一篇表示赞许的书评。 艾耶尔说：“我1929年到牛津，当了吉尔伯特·赖尔的学生，1932年获得学位。此后被任命为哲学讲师。上任前有几个月的假，我打算到剑桥去，在维特根斯坦门下做一段研究。但赖尔说，不，不要去剑桥，去维也纳。赖尔告诉我，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大致了解，但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却不甚了了，希望我去那里摸摸情况。 “我从1932年11月到维也纳，一直待到1933年春，我默然旁听，然后装着满脑子这类东西回到了英国。我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证明》。当时以赛亚·伯林经常和我会面讨论哲学问题。他建议我写一本书。于是我用18个月写了《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时我只有25岁。牛津老派的哲学家们对它非常反感，事实上，它使我很难在牛津谋到教职。而战后这本书再版时，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一代为它而兴奋，把它视为一种解放。战前的牛津哲学史极其乏味，有一些老人，他们只对哲学史本身感兴趣，只对重复柏拉图说过什么感兴趣，并企图阻止任何打算说出新东西的人。我的书是放在这些人脚下的一个大地雷。反之，它在较年轻的人看来是个解放，使他们感到能呼吸了。” 扎格写道：“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小伙子们中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牛津古典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爱德华·弗伦克尔。 “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后，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停留。牛津主要是一个思维场所，而不是参观的景点，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学识的源泉。” 牛津的老师们之间也经常展开交流和相互批评。诺尔·安南说，乔伊特翻译的《理想国》是他对学术最永久的贡献，多年来它是最流行的译本。作家乔治·艾略特和诗人阿尔加农·斯温伯恩（Swinburne）都曾住在他掌管的学院里。乔伊特让斯温伯恩看看他翻译的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当斯温伯恩对其中一句提出修改意见后，乔伊特会睁大眼睛说：“当然该这么改。你要是搞研究的话，肯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斯温伯恩在隔壁坐下来工作，乔伊特跟朋友谈话时，他会打断他们说：“又一个低级错误，院长。”乔伊特会一边关上门一边说：“谢谢你，亲爱的阿尔加农。” 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大学学院派出身，他的巨著《历史研究》视野广阔、旁征博引、行文畅达、文字典雅，畅销一时，但是史学界认为他违反了历史学的纪律。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P.泰勒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与史学相距甚远，其目的根本不是要写历史”。柯林伍德说，汤因比所谓的科学史学仍不过是历史实证主义之重申，用近乎科学的实证方法把文明当作生物来研究，有旁观而无参与。汤因比的牛津后学特雷弗·罗帕更是对汤因比冷嘲热讽、大加挞伐，说《历史研究》不真实、反逻辑，他还说，汤因比把个人生活细节写入学术著作，过于自大。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艾伦·赖安说，经典的导师制教学是一种具有显著的牛津特色的教学制度，它非常适合于哲学、政治、文学以及历史等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也都是牛津的强势学科。 巴利奥的老院长理查德·杰金斯没上过名校，也不是大学者，但他有一种发现聪明人的本能。是他最早以公开竞争的形式提供该学院的奖学金。乔伊特很自大，有一首讽刺的小诗中以他的口吻说：“我不知道的就不算知识。”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有着启发学生的天才。他认识每个人，会用小本记下他的熟人的名字，他使巴利奥学院成了该校拔尖的学院，他的住所成了著名景点。在宗教上他是个异端，在教育上他是一位改革家，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学生都敬畏他，据说他跟一位学生一起，一言不发地散步，走了好几英里，回到学院后他建议那位学生好好培养谈话的艺术。但他是个勤勤恳恳、慷慨的导师。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62级学生约翰·马林说，导师辅导课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批判能力。“在牛津，讲座和课堂只是甜点和看喜剧式的放松。”有普利斯顿的朋友抱怨说，学英国文学的学生要在一周内写一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这可是要读六部小说以及一些评论和传记才能完成的。给学生布置超过他们阅读能力的任务，能鼓励他们迅速吸收材料、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能力是大学教育带来的最重要的智识益处。 历史学院士克里斯多弗·泰尔曼说：“导师辅导课是完全个别化的形式，它是分享思想的场合，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又是一种学术活动。学生进入导师的个人空间，导师就不得不接待学生，与之应酬。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成了导师的客人。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完全平等的，通常是面对面相向而坐。这种身体形式上的平等主义无疑有益于学术交流，即便这种形式并不一定能排除学术上的装腔作势。由于大多数导师辅导课都是在学院或系里的导师工作间内进行，因此当学生的眼睛扫过导师的书架、室内装饰、墙上的画、家居摆设以及房间内的混乱（或整齐）时，即使是最严厉的导师也是处于一种潜在地毫无防备的位置。虽然最糟糕的导师辅导课带有刻意营造的温和谦让，但社会交往和学术论争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一节让人印象深刻的导师辅导课必须给学生以收获，这种收获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
左图:英国哲学家A.J. 艾耶尔。20世纪曾任牛津大学逻辑学教授；右图：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5岁考取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 艾伦·赖恩说，学生在翻开了导师指点他去读的第一篇论文后，会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论文的撰写。这种写作必然会让学生产生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消除已有的困惑，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它能使自己业已掌握了的知识沉淀下来，并发现自己还未曾探知的领域。优秀的学生在谋划他第一篇论文的三四天里，大概会经受一种混杂着思维迟钝的懊丧、百思不解的困惑及突然之间的顿悟。这种体验强烈又富有教益。 去年初，牛津大学的谢德尼剧院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辩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对战英国国教会的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科学与宗教的战争，永远离不开“自然的起源”、“人的起源”、“人之为人的意义”……到底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终极意义的世界，还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世界？其实，牛津作为一所大学8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中世纪的魅惑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曾说，牛津仍然低吟着中世纪最后的魅惑。100多年后，漫步在这座古城阴郁的天空之下，哥特式的教堂尖顶之间（有一些已经在那里伫立了上千年），在石头、草坪、罂粟花和金鱼草的颜色中，这种魅惑感仍然挥之不去。 关于牛津大学的起点，有人认为是1167年巴黎大学驱逐外国人，使得很多英国学者从法国归来并定居牛津。也有人认为只是当地修道院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古城堡之内的一座小教堂。总之，中世纪神学统治的几百年期间，它从一段漫长、模糊而断裂的学术活动后逐渐浮现出来，直到13世纪早期才正式确立大学身份。用理查德（Richard Southern）爵士的话说，“牛津大学不是创建（Created）出来的，而是浮现（Emerged）出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从孕育之初，它就是一个传教士的团体，一个宗教机构，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基督教精神渗入到大学的DNA中。宗教改革前，在这里学习的学者都是僧侣，今天牛津大学的学袍（Gown）仍然保留着中世纪僧侣长袍的样式。大学校徽上至今还刻着“Dominusilluminatio mea”（主照亮我）——从先验论哲学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神创造的，“启示”才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大学只是探索和发现的场所，而不是生产和创造的场所。创新、创造、原创这些在今天的学术界受到热烈追捧的素质在当时都是受怀疑的，被认为是一种诱惑，会导致分裂的结果。 大学的第一幢建筑仍然保留着——圣玛丽大教堂东北侧的一个会堂，建于1320年，楼下是会议室，楼上是图书馆，从外面看只是圣玛丽教堂的一个厢楼，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经做过布道厅、议会厅、档案馆、书店、学校、弹药库、教室，如今在咖啡屋的交叉拱顶下摆放着蛋糕和色拉。 从圣玛丽大教堂的钟塔俯视拉德克利夫广场，目光越过万灵学院的双塔，越过布雷奇诺斯学院、奥利尔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几乎所有的老学院都是方庭式建筑，四边建筑围着一片庭院，庭院内绿草如茵，幽静的回廊一如中世纪修士曾在此处苦思冥想的样子。 从词源学分析，英文里的神学（theology）出自希腊文theologia，由theos（神）和logia（学说）构成，而语言是由人创造的，因此，“神学”即人对“神之言说”，是“神的逻各斯”，即人对神的“谈论”、理性解释，意为“论述神的学科”或研究神性的道理与学问。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的全部活动都是试图用理性证明信仰，他们引证古代经典或教父遗著以论证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比如牛津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就是方济各会的数学家，也是林肯郡的主教。他发展出一种科学方法，将贵族的逻辑学和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融合在一起，也将光学、物理学、天文学的现象引进了一种不再仅仅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 格罗斯特之后，一批伟大的方济各会学者相继来到牛津，例如罗杰·培根、奥卡姆等，主要是这些先驱们加上莫顿学院的一批研究数学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自命“莫顿计算者”，因为它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除了物理问题之外，甚至要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种无法量化的事物），使得牛津大学很早就被视为领先的欧洲大学之一。 当时，罗马天主教的几乎每个教派都在牛津建有修道院——多米尼加派最早的修道院就建在犹太聚居区，方济各会安顿在St Ebbe教堂，加尔莫罗会拥有最古老的波蒙特皇家宫殿，奥古斯丁教尤其擅长辩论，三一教派绝大部分死于1349年的大瘟疫，本尼狄尼修会则是最早成立学堂（academic halls）的，以接纳世俗世界的年轻人前来寻求学问。 这些修道院绝大部分都毁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他对于罗马教宗拒绝他与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离婚感到非常愤怒——决定设置自己的教会，并派遣他的士兵铲除英国所有的天主教痕迹。牛津因为曾培育过众多的宗教领域，思想倾向于保守，与皇室立场相左的修道院几乎全部被毁，修士们被迫逃离牛津。中世纪的牛津也随之消失了，各个修道院的石头与财产流散于牛津各地，只有弗雷德斯维莎修道院保留下来，并入今日基督教堂学院的礼拜堂中。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 纽曼：大学的理想 自从宗教改革以后，牛津大学只接受国教徒入学，任何人想要在牛津任教，也必须得先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爱丽丝梦游奇境记》的作者查尔斯·道格森（Charles Dodgson）就是为了留在基督教堂学院任教，每每到教堂虚应故事。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他一直担任教职工共用室执事，相当于后勤，保证同事们在那里有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茶和葡萄酒。 但是，从兔子洞到柴郡猫所蹲的树枝，这位天生口吃的数学讲师使牛津变成了一个荒谬和幻想的世界（这个故事被后人从各个角度解读，包括弗洛伊德、政治寓言，甚至有人认为是牛津运动的讽喻）。一个世纪后，托尔金让他的霍比特人从那里蜂拥而出。C.S.路易斯则带我们穿过一个挂衣橱直接进入了幻想王国。牛津幻想传统的最新例子是菲利浦·普尔曼，他毕业于埃克塞特学院，《北方的光》、《他的黑色物质》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就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牛津，也就是乔丹学院，这个学院自中世纪以来，树木枝繁叶茂，交叉纵横，像是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 从17世纪开始，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但在英国，至少在牛津，在基督教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神秘主义的影响下，神学似乎开出了“一朵最美的幻想之花”（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十八九世纪的牛津大学学术气氛过于庄重压抑，教授们只好编出一些奇幻故事，作为对更自由更宽广的世界的向往）。 据称刘易斯在1929年夏天从牛津前往Headington Hill的公车上经历了某种奇迹式的感应。事后他说：“我放弃了。我承认上帝就是上帝，并且跪下祈祷，也许那一夜全英国都经历了某种令人沮丧，不情愿的信仰转变。”这位“最伟大的牛津人”从无神论者皈依基督教，与这些如梦似幻的教堂尖顶、月光下的庭院、爱丽丝的花园有什么关系吗？ 作为一名本科生，约翰·亨利·纽曼经常漫步于夜色下牛津大学的四合院里，从屋顶向下看到“深深的，燃着煤油灯的、暗影摇动”的空间，琢磨着自己对于大学的依恋之情何以能够经久不衰。这种思考日后被他写入一本叫《历史的轮廓》一书。在他看来，物质世界对于了解永恒世界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灵的存在可以通过符号和象征来感知，而“学院”就代表了一种精神的场所。“出没在其诞生的地方，它或多或少的会激发或形成某种情感，每个个体在其庇荫之下成功地成长。” 比如在牛津大学，几乎每一个学院的礼堂都有肖像长廊。当你的目光在巨大的公共空间中移动，学院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他们的制高点控制着一切。每一张肖像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时期，它所唤醒的是系列各不相同的精神和想象，但所有肖像又反映了这个同业社团的历史，并预示着一个教育机构比任何一个时刻或个人都要伟大。 纽曼生于1801年2月21日，15岁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21岁就录取为奥利尔学院的院士，并在圣玛丽教堂担任牧师。作为英国19世纪最有魅力的传道者，据说他的讲道无论是在哪一段，剪下来就是一首诗。 亲自聆听过他的布道的马修·阿诺德曾经这样描写道： 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堂，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 在纽曼的时代，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困惑与焦虑的过渡时代——政治民主、政教分离、经济自由、信仰多元等现代国家的特征都在这个时期趋于定型。社会观念的变革如此剧烈，连象牙塔内的牛津大学也不断受到各种冲击，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改革，尤其是科学的兴起对旧的智识秩序——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自然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包含在《圣经》里——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神学不再决定科学的合法性，或者终极真理是什么，甚至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 在这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面前，纽曼与他在奥利尔学院的同事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牛津运动”，试图重建牛津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维度。他们多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们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是关心人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和英国教会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一种信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19世纪30年代，纽曼在牛津的影响力和声望如日中天，他试图强化导师的角色，削弱大学中的等级制度，这时期，纽曼几乎影响了所有牛津大学中好学深思的本科生，他很快成为“大学中道德上和理智上最伟大的力量”。 虽然牛津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纽曼也改宗天主教，但失落与挫折反而促使纽曼潜心研究教育，最终形成了《大学的理想》一书。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大学理想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大学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在《现代大学及其图新：纽曼遗产在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一书中所说的：“纽曼扭转了把大学视为一种传统而刻板的拥有捐赠和学术特权的法人机构的描述，而将大学看作一种充满感情色彩且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机构……自从纽曼以来，大学拥有一个超越时代的核心理念或历史使命或特殊责任的信念和信仰，一直是大学自我评价过程和内部讨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英国教育家纽曼。15岁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被称为“19 世纪最有魅力的传道者” 大学的理想 纽曼对大学最基本的观点有两个，第一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即大学应该教授普遍的知识；第二是关于大学中的神学以及大学与宗教的关系。 其实，自从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以来，牛津大学早已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英国式的绅士，而不是教士，成了主要培养的对象。大学不再强调中世纪的神性、上帝的博学、而是更强调人文主义。不再尊崇经院哲学的经典，而是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博雅教育——古典文学提供了品性良好与卑劣的例子，及其判断原则；神学提供了道德教育；数学提高推理与逻辑技能。 纽曼认为，博雅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Intellect）的而非精神（Spirit）的，强调理智的训练——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职业或是学科，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的训练，否则就是一种奴性，而非解放。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Enlargement），而非深入（Advancement）。它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和束缚的心灵状态，但不鼓励从事高深的研究，它们只是大学教师作为个人爱好来追求。在纽曼的叙述中，受过博雅教育的绅士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了解人类理性的弱点与优势、范围与局限。” 但是，如果一座学府自称为大学，却将神学排除出去，在纽曼看来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知识是一回事，而美德（Virtue）是另一回事。博雅教育虽然能带来心智的提高，但并不能塑造人的美德，它不能造就基督徒，也不能造就天主教徒。这种教育的结果可以依附于一个此世的人（Person of the World），也可以是冷酷无情，甚至荒淫无耻的人。 “（博雅教育）确实只不过是一个此世的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无常的财富。……正如一所医院或者一座济贫院，虽然其目标绝不是永恒的，但是却可以圣洁化而为宗教服务。同样地，一所大学也肯定可以如此，即使它只不过是我迄今所描述的那样一所大学。我们要到达天堂，也可依靠利用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必然会逝去；我们要完善自己的天性，不是靠取消它，而是靠给它增添某种超过天性的东西，并把它引向高于它自身的目标。”所谓“超过天性的东西”，就是宗教上的“真理”，大学的各个学科只有在上帝的潜移默化下，才能使理性不至于对信仰产生僭越，使道德不至于在混乱中迷失。 纽曼热爱牛津，在构思他的大学理念时，他将他那个时代他认为的牛津大学最好的特征都融入其中了，包括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等。可以说，纽曼的理念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理念和英国式大学的理念，至少从灵感来源的方面来说是如此。 当纽曼还是奥里尔学院的一名院士时，曾与院长霍金斯就导师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在他看来，导师的作用不仅应该包括传授知识，还应该包括道德、精神和牧师的维度，他认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布道的责任。他说：“当我还是牛津的导师时，我就十分坚持地认为我的职业是有关于牧养的。我认为，依据大学的条例，导师这个工作本质上是关乎宗教的。……这个原则，我将忠守一生。” 同样，纽曼相信，只有牛津独一无二的学院结构才允许大学教学超越知识的传播，并成为道德重建真正的作用者。在他看来，大学和学院承担的是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有教会背景的学院，能够对大学做有益的补充。大学代表着进步的原则，学院则代表着稳定；大学是为了现世的目标，例如法律、医学、历史和科学等等，学院则致力于内心世界，致力于性格和品德的形成。即使没有导师，只是一群年轻人走在一起，自由交往，也必然能从彼此学习——“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彼此之间在上课，为自己获得新的想法和视角，判断与行动的独特原则。” 1842～1845年，纽曼辞掉神职，祈祷冥思，钻研教会历史，其间写成《基督教教义发展散论》一书。牛津已经与他渐行渐远，在1844年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他坦承自己感觉在牛津成了一个陌生人，曾是“所有人间事物中，最贴近我心灵”的大学，此刻已不再是他的家园。 1845年10月3日，他给院长爱德华·霍金斯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辞职信，结束了他在牛津长达30年的求学、从教生涯，脱离了与牛津的正式联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他记得在飞驰的列车的座位上看到了教堂的塔尖，还突然回想起他入学第一年待过的三一学院，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金鱼草。在他著名的《自辩书》中，纽曼写道，金鱼草是“我永久的居住在我的大学中直至死去的象征”。 这时的牛津运动已经转变成自由主义浪潮。不久后，牛津不再硬性规定研究院一定要是国教牧师或独身者，学生入学也不必再宣誓英国国教的《三十九信条》，非英国国教徒甚至罗马天主教徒都可以入学。这是600多年来第一次，紧紧抓住牛津的宗教信仰终于松手。 1854年牛津大学改革，自然科学学科被引入教学计划，并且增加了贫穷学生的入学机会。19世纪中后期，牛津的学科专业设置进一步扩大。1850年，牛津大学成立自然科学、法学和现代史系、数学物理系等，并且带动了一批博物馆、实验室的建设。1872年，作为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克莱伦顿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牛津大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 尾声 在伊夫林·沃的小说《重返布莱兹赫德庄园》中，主人公查尔斯赖德在一学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从宽街“穿过一个虔诚的世界”而进入他的学院时，钟声和涌入教堂的人们把他们完全包围了。 如今钟声依旧，在充斥着钟楼、圆顶、烟囱和哥特式小尖塔的城市天际线上，上帝的真理似乎仍在闪闪发光。圣玛丽教堂每周日上午仍然举行大会布道，经常邀请名人前来布道，只是不再使用拉丁语，也并不总是谈论宗教。很多学生和学者仍然去教堂，但仅仅是为了唱诗班的音乐，或者建筑之美。毕竟，在信仰与旁观之间还有许多中间位置。除非你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一个人一生难免遇到祷告的渴望或需求。不可知论者的祷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比一个游客在陌生的城市街头惊慌失措的求救多多少。 感也许消失了，但宗教毕竟给这所古老的大学留下了一种厚重的神秘感，就像《柳林风声》那个美丽的清晨，鼹鼠和河鼠在河岸边听到的神秘的风声。就像威廉·华兹华斯的那首诗： 牛津的尖塔啊！ 教堂和钟塔！ 花园和幼林！ 你们的存在胜过 清醒的季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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