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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在牛津和哈佛求学》】 牛津大学是早年英国培养贵族子弟的院校。可是，近一百年里，牛津的教学理念和制度，生源和教学环境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再也享受不到当年贵族子弟的优待。不过，不管过去的百年内，牛津的学制如何演变，学生的来源如何变化，在牛津大学内，有一种制度却经久不衰，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导师制。 把这一制度形象地介绍给中国大众的，莫过于钱锺书笔下《围城》中的片断。“兄弟从英国回来。在英国的时候，和有关专家学者讨论过有关导师制的问题。……在导师制讨论会上，部视学先讲了十分钟冠冕堂皇的话，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他讲完看一看手表，就退席了。听众喉咙里忍住的大小咳嗽全放出来，此作彼继。……” [1] 而黄蜀芹根据钱锺书的小说编导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把三闾大学教员听部视学就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对校内的教师进行训话这一片段，表现得惟妙惟肖。 导师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内，一种富有传统的授课方式，其中心内容就是每周一次（频率也许会因年级、专业和课程而异），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授课（tutorial），师生之间就学业做一对一的交流和探讨。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率和强度都很高。导师每个星期布置的阅读任务和授课时要朗读的短篇论文，学生都得在下一次授课之前按时完成。学生不仅要消化应该消化的阅读内容，同时还得对所阅读的典籍做深入独到的思考，然后写出一篇短论文。下一次授课时，学生得带着论文去见导师。授课一开始，学生就得向导师大声朗读写的论文，然后，师生就这篇论文的主题、论点和论据展开讨论，相互切磋。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接近尾声时，导师就布置下一周的阅读任务和论文的主题。每周如此，从专业上的一个主题转到另外一个主题，从一个名家的经典著作读到另一个名家的，从而打下最为坚实的专业基础。 这种授课形式旨在培养学生对本专业典籍进行自我阅读、消化、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而一周一次和导师见面探讨学业则是起着点穴的作用。这种以一对一授课为主的导师制的优点是学生能够当下就自己一周阅读和思考的问题得到导师的指点，并有机会对自己的论点和导师进行公开的、有效的、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以便深入研究。在剑桥，一对一授课则被称为“supervision（字面上有“监督、管理”之意）”。这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导师被称为“supervisor”的原因。 发展到现在，牛津和剑桥的监管者的身份和美国的导师（advisor）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分。导师再也不会，也不能象早年的教师那样，介入学生的礼仪、衣着和言行举止等方面的个人生活，师生相互之间只是纯粹的教学关系。60年代以后，这种职业化的教学关系更为突出，而中世纪的那种经院风格消失殆尽。 在这种体制历练出来的学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评判能力，学术涵养深。经过导师制的熏陶，学生往往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这种制度对导师和学生双方的要求都比其他教学形式要高。导师对学生精读的经典得驾驭自如，而且对每个学生的知识背景、学业的进度和研究兴趣都得了如指掌。而学生除了要透彻读通指定的经典著作之外，还得对导师出的议题要深入思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便在一对一授课时能和导师切磋。导师制使师生间的交流既传授学识，更能相互切磋讨论的机会。英国本就有基础深厚的辩论传统，而牛津的这种个别授课的教育制度和这种自由辩难的传统密不可分。 导师制大约在15世纪开始实施，其形成、演化和实践和牛津悠久的历史息息相关。对此马勒1924年著的《牛津大学史》给导师制做了精简而又颇具权威性的阐述，他写到：“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早期的历史。这一制度来源于这么一种想法，即大学各学院资深的教员应该承担引导年轻教员的职责，使年轻一代的学者的行为合乎规范，而这种制度正式建立在资深学者理应与年轻学者合作共事的这么一个理念的基础上。” [2] 这一概念离不开牛津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经院的历史。古时候，每一年轻的学者（junior fellow）都该有一位导师（tutor），而导师的主要的职责并不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学，而是向他们灌输和传授经院的教义和教条，训练年轻的学生，使他们的礼仪举止、衣着起居都符合经院常规。所有接受传训的学生都是经院教会的成员，学院内所有的研究员都是经院等级阶层中的一份子，而学业的长进则是次要的。用马勒的话来讲，“导师制已成为牛津大学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3] 经院风格的导师制规定导师对学生个人的礼仪、举止、衣着等予以适当的引导。 这和中国古时书院倡导的教书育人的理念非常相似，我们不难从这种与中世纪的经院制度息息相关的导师制中看到中国古时书院“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的影子。可是在现行的导师制中，这层涵义几乎丧失殆尽，余下的主要是学生跟从导师，定期见面，进行个人授课，然后通过考试，获取学位。 说到授课方式，英国牛津、剑桥的注重一对一授课的教学制度不同于北美和澳洲的教学制度。虽然北美、澳州教学中都采用称为“tutorial”的形式，但是在北美和澳洲，其涵义却和英国牛津、剑桥的大相径庭。北美和澳州的tutorial是大班分散之后的小组讨论会，即15至18个学生成一组，在助教的带领下进行的小组讨论班。这是一种用来辅助任课教授完成教学任务的讨论班。学生就事先议定的议题进行自由讨论，消化教授大班授课时的讲演内容和一周的阅读材料，进一步把课堂上掌握的和课程要求的阅读材料做一融会贯通的理解。 在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tutorial的是preceptorials。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于1902至1911年期间当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在某一领域内培养年轻学者的作用，他根据学科设立系科，而且还要求学生以六人为小组向导师求学、研习。虽然伍德罗·威尔逊建立这一教学方法旨在以小型的、类似于英国牛津式的授课制来替代讲座式的授课形式，但是在实际运作中，preceptorials如同上述的小组讨论会，起的仅是教学辅助的作用。 这和哈佛大学本科生上的中心课程（core course）或是专业课的小组讨论班（tutorial）的涵义一致，但是在哈佛负责tutorial的根本不是教授，而是助教，他们往往都是在读的高年级博士项目研究生。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共同之处是其班上同学间自由讨论、切磋的风格。但是，这种授课方式远非一对一的形式，其风格、目的和深度远远不同于牛津传统的导师制。可以说，在现代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形势下，原来的导师制演化而成了小组讨论班。近年来，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主要是经济原因，牛津的一对一授课也渐渐趋同于美国的小型讨论班，而且几年前的一个调查结果表明，这种新的授课制度普遍受到学生的欢迎。 [4] 我攻读的社会人类学的硕士学位是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如上所述，这一项目是一种以课程修习为主（by course）的硕士学位。在人类学研究所，M.Phil. 项目培训的形式主要是导师和学生之间一对一的个人授课，而一对一的个人授课形式就是大家熟知的牛津导师制的核心。对我来讲，以前根本没有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唯一的基础是自己试着读过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人类学通论》（General Anthropology），了解这学科最为基本的概况。在我入学注册报到之前，学院就已决定让我进入M. Phil.项目，接受导师制的磨炼。从而既有机会跨入人类学的门槛，又能在导师的指点下，做深入研究。 早年，牛津的个人授课通常安排在导师的寓所，而导师就住在他所属的学院的四方院内。以赛亚·伯林在牛津大学的新学院（New College）任研究员时，寓居于学院的四方院内，他有时身穿睡袍或浴袍，甚至坐在床上给学生授课。一次，在个人授课时，一个学生正在起劲地给他读论文，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原来导师正在地毯上起劲地给原来一直放在壁炉台上的电动老鼠闹钟拨上发条，让那老鼠在地上跑。还有一次，伯林给学生布置下次个人授课的任务，刚刚给学生出了一个下周讨论的主题，“自然法权（natural rights）这一说法并不成立”，他就忽而转身，指着身后的书架说：“现有的有关自由法权的书全是废物，你什么都不必读，回去好好琢磨就是了。” [5] 1960年代以前，学生来见导师授课时，得穿好夹克，带好领带，外加套黑长袍。不过，到了90年代，牛津早已不再让导师住在学院的四方院内，导师也不再有穿睡袍授课的方便，而学生在授课时再也不必穿上黑长袍。当然，伯林确实是个独特的导师，即便今天，持这种风格的导师并不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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