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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君可曾看清楚？    用药如用兵，治病如治国，果真如此吗？ 影片伊始，我们便感受到了那种所谓“病入膏肓”之感，而穷其整部影片，《大明劫》无不在提醒着观众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影片中，真正为我们所熟知的晚明外患“满清”始终是缺席的，而片头的黑底白字却告诉我们，此时离清军入关、崇祯自缢只剩两年了。大厦倾圮，源自内部的鼠啮虫穿，这是我们现代人被告诫的内省警言，也是我们对晚明那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想象，于是影片顺着我们的既有印象和思维向前滑动着。开封被围、士兵易马相食，这是闯贼流寇之患；忠臣孙传庭被抄家收监、奸贼欺上瞒下，这是庸主佞臣之忧，正是从这两方面的内忧下手，影片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展开了明王朝礼乐崩坏的全面图景。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这两方面并非泾渭分明，草寇中的李天佑以及明军中的任琦这两个形象便是最好例子，前者本是乡绅秀才，因课税过重不得已才落了寇，后者位居明军副将，却与土豪为伍，烧毁收田证据，间接缩小了败寇的胜算。正是这些相互杂糅的私怨公愤、家仇国恨，搅成了晚明那一锅糊粥，而在这锅粥中却还分明显露着卫道士般的秩序捍卫者的踪迹，这些捍卫者或许自觉，像潼关当地土豪那样一心想着自己家族的土地，只知家不知国，不愿退让半分，又或许完全不自知，如赵提领那般处处以祖训和经典为是，小心假设亦小心求证，最终害人害己却还不得已发出“就算不能救人，也不应该杀人啊”的感叹。这锅粥不止是糊，简直是僵，充满着搅拌不动的无奈。于是似乎，下一剂猛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孙传庭绝对不会愧对猛药这一称呼，事实上，影片也正是把孙的治军之道与吴又可的医瘟疫之法联系起来：面对症候，药要下得猛，整军亦要来得果决凶残。孙传庭的“猛”在影片中是首尾一致的，但为何影片结束后，我们却很难一以贯之地对这个角色抱有开始时的那种好感？这恐怕就是影片从中间部分开始耍的“把戏”。治军之道与治症之法或许从一开始能够相互类比，但关键正在于如何通过故事的发展有力地拆毁这一手把手搭起来的联系。吴又可说：“我眼中只有病人，没有官兵和闯兵”，孙传庭却认为，自己的心中只装得下大明和国家，所以不能打仗的士兵早已不再是人，由此这一剂猛药给我们的印象已不仅仅是“猛”，而更多的是“狠”，看看他的妻子冯氏注目他的眼光吧，仰仗里面分明也流露着害怕。 用药如用兵，治病如治国吗？恐怕不是，影片给了我们一个可悲却多少有些无奈的答案。当孙将军下令一齐杀死瘟疫士兵和背叛士兵时（这里存在着孙传庭布置的双重骗局，在出兵之前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足以看出他的老道和快准狠），我们大概能推敲出其中的世情道理：用药绝不如用兵，虽然两者都是为了不求死，但药始终是药，从人将它喝下去那一刻起它的使命就已完成，士兵却是活生生的人，战争或许令我们暂时忽略了他们的个体特质，但当瘟疫降临时，他们作为病人的身份提醒了我们，这些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同样，治病亦不如治国，虽然两者都是为了不舍弃，但前者以博爱为本，后者则不得不追求策略，有了策略就必然有利益轻重的权衡，而有了权衡就必定有所取舍和牺牲。 片尾小野丽莎吟唱着：“尘归尘土归土，在轮回里反复，君可曾看清楚？”是啊，君可曾看清楚？千百年来，王朝更迭，唯医道连绵不断，而国祚积弊已久，一剂猛而狠的药也未必能逃脱战死沙场、国破家亡的宿命。治国不如治病，治国者的下场亦不如治病者的下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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