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辉煌的中国古代黄金发展史

    中国采掘、利用黄金的历史始于夏朝，盛于唐代。相传，伏羲氏、黄帝、炎帝都曾用黄金做原料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1976年，在甘肃省玉门火烧沟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夏代初期的墓葬品，有金银铜环和男女佩戴的金耳环，距今已有3500年。这些出土文物证明，在夏代初期中国人就能用黄金加工首饰了。
    夏代金器之后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商代黄金制品。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王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
    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发现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有神树、神像、神坛、神鸟、人首鸟神的异怪等各种造型，震惊了世人。其中出土金器达100件以上，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三星堆是商代出土金器最多的一处遗址。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
    在出土文物中，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这些金箔面罩是用纯金皮模压而成，双眉双眼皆镂空，脸部及耳朵全部贴满金皮。这种金面罩除贴在青铜人头像外，有的单独存在。其贴法是先用漆涂于青铜之上，再粘合金皮，所以直到出土之后，仍贴合得很紧。眉眼镂空的黄金面罩可能与文献中提到的“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方相氏是一种驱鬼的巫师，商周时期流行一种驱疫消灾的祭祀舞蹈，称为“傩”，其中就有这种巫师。
    金器中有一件虎形金饰，是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腰背部下陷，整体呈扑击状，力量动感强烈。饰片上还压印有目形斑纹。另外还有一些细长形的金叶片，类似竹叶，上有精细的平行斜条纹，形似叶脉。
    出土金器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只金权杖，又称铍杖。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是由纯金锤锻成金皮，包裹在圆木棍上（出土时木棍已腐朽无存）。金杖上端有一段46厘米长的镌刻图案，图案上端为两组鱼鸟，均两背相对，鱼头和鸟颈压有一穗形叶柄，其下为两个对称的人头，着五齿高冠，三角形耳饰。鱼纹和人头图都很形象生动，鸟纹则比较抽象，整个图案全用线条刻画，精美异常，不能不让人惊讶古人的艺术才华与高超技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金银器的出现，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则极为少见，而汉王朝因为国力强盛，因此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品种、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就更少见。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的是，汉代金钿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使得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如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的“范阳公章”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再如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辉煌的时期，其金银器制作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当人们看到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唐代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代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唐朝金制品加工技术比以前更加精湛，不仅制作精巧，方法也多种多样。据《唐六典》记载，唐朝的加工技术有十多种，包括镀金、缕金、捻金、贴金、嵌金、戗金、销金等。镀金就是在一般金属上镀真金；缕金与捻金就是把金制成丝，再把丝捻成线；贴金是把金碾成金箔，用金箔制成龙凤等形状贴在其他器物上；嵌金就是在器物上把金丝、金箔镶嵌上去；戗金就是在器物上用锉刀刻成各种花纹后把金料填进去，形成金质花纹。
    唐代利用上述加工技术制作出许多传世之宝。如1983年在扬州三元路发掘出的一批精美的唐代金首饰，这批首饰中有极罕见的金栉和精巧玲珑的耳坠、戒指、挂饰和串饰等。其中“金栉，重65克，栉上布满花纹，中间宅纹凸起，以卷云形蔓草纹为地，中间饰一组如意云纹。上方錾刻一对奏乐的飞天，身系飘带，其一吹笙，另一手持拍板。卷云形蔓草纹，周围饰一圈莲花瓣纹带，与主纹之间有一条珠纹栏界，周边文饰可分四层，由里到外……四层纹饰内容各异，疏密有致，衬托了主体纹饰，使金栉显得更加华丽”。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270件金银器物，其中一件鸳鸯莲瓣纹刻花金碗最为珍贵。据记载：“金花碗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锤击成型，纹饰平錾，通身鱼子纹地，外腹部錾出两层仰莲瓣，每层十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禽兽周围填以对称的花草。下层莲瓣均作忍冬纹。圈足内刻鸳鸯一周，饰忍冬云纹一周。圈足饰方胜纹，足底沿为球状连珠。内底部刻蔷薇式团花一朵。内侧墨书‘九两半’三字。”这些艺术珍品证明了唐代的黄金加工技术已达到了空前高超的境地。
    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亦为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并对后世的金银器制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金银器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风貌。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金银器皿显得气势博大，而宋代则以轻薄精巧而别具一格。
    元代是中国又一个强盛而统一的时期。元代版图横跨欧、亚两大洲，交通发达，这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对外交往。马可·波罗就是这个时候从陆路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住了17年，又由泉州乘船从海上回到意大利，他写的游记全面介绍了中国经济、文化、政治情况，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些对于促进中外文化经济交流和发展黄金加工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代是一个加工黄金工艺品最有特色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工匠们在工艺美术加工方面不断吸收外国的技术，尤其是波斯人的技术。元代最著名的在丝织物中的加金技术“纳石失”就是从波斯引进的，这种技术能让人们把金丝和线捻在一起织布。北京庆寿寺在拆除双塔时曾发现四片加金织物“纳石失”，出土时“金光耀日”。
    明、清时期的金制品在此不再赘述。
    除了黄金制品的历史，中国也有大量开采金矿技术与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记录。
    据史书记载，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管子》中说：“山上有铅，山下有银，山上有银，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中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这种通过植物找矿改变了过去那种只会从露头脉中找矿的单一方法，向科学找矿迈进了一步。
    樊绰的《蛮书》中记载：“土人取金方法，春天先于山腹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季水潦降时，漆土之所的沙石中披捡，得其片块，大者有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三两、五两，价贵贵于麸金数倍。”这就是利用挖深井和利用水冲坡地金方法采金。
   《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说：“金出水沙中，毡上淘取”。这就是在溜槽上铺上毛毡，使沙金沉留在毛毡里，今天人们仍然沿用这种方法收集沙金。《魏书·食货志》记载：“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这说明人们是在汉水旁淘洗沙石以取金。
    除了采矿技术的记载，黄金在中国作为货币也有大量的记叙。商、周时期，黄金就具有货币的性质。《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从春秋战国开始，黄金就已被当作价值的尺度。《管子·乘马》说：“黄金者，用之量也”，“金贵则货贱”。到了西汉，黄金则是十足的货币。《管子·轻重》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唐代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纸币和银行的雏形“柜坊”，宋代则有发达的金银铺，此后就不一而论了。
    采金、金制品和作为货币的黄金的史实，这些都反映了古代中国发达的文明，是留给后人的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