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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degrees from UCLA）教授 Jonathan M Karpoff,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itiative in Arctic Exploration: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s and Organizaitonal Structure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9, No. 1, February 2001, pp. 38-78. 这篇论文为他赢得2003年得“Griliches实证经济学奖”（Griliches Prize in Empirical Economics）的声望。 摘要（Abstract） 1819-1909 共有35个政府资助的和57个私人资助的探险队，试图打开一条西北通道到达北极。策划者、发起者和资助者中，既有政府，也有私人。不论是公共探险还是私人探险，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人员和船只不损失或尽量少损失的情况下，取得地理发现。然而结果大相径庭：每个公共探险队平均死亡5.9人，损失0.53艘船，一年以上的探险中有47%的受到了坏血病的侵袭；而私人探险队平均死亡0.9人，损失0.24艘船，发生坏血病的只有13%。 From 1818 to 1909, 35 government and 57 privately-funded expeditions sought to locate and navigate a Northwest Passage, discover the North Pole, and make other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in arctic regions. Most major arctic discoveries were made by private expeditions. Most tragedies were publicly funded. By other measures as well, publicly-funded expeditions performed poorly. On average, 5.9 (8.9%) of their crew members died per outing, compared to 0.9 (6.0%) for private expeditions. Among expeditions based on ships, those that were publicly funded used an average of 1.63 ships and lost 0.53 of them. Private ship-based expeditions, in contrast, used 1.15 ships and lost 0.24 of them. Of public expeditions that lasted longer than one year, 47% were debilitated by scurvy, compared to 13% for private expeditions. Although public expeditions made some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they did so at substantially higher cost (as measured by crew size or vessel tonnage) than private discoveries. 抽取的样本里，国家探险中，发起者中只有25.7%的人是领导者；而私人探险中，这一比例高达77.2％。Karpoff教授由此推断，公共探险之所以表现逊色，部分原因是，那些游说政府资助探险的人通常本人并不亲自领导探险队。因为没有亲自去实地探险，所以发起者更少受到糟糕计划或错误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Multivariate tests indicat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not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exploratory objectives sought, country of origin, the number of previous expeditions on which the leader served, or the decade in which the expedition occurred. Rather, they are due t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public and private expeditions were organized. Historical accoun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to private expeditions, public expeditions: (1) employed leaders that were relatively unmotivated and unprepared for arctic exploration; (2) separated the initi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unctions of executive leadership; and (3) adapted slowly to new information about clothing, diet, shelter, modes of arctic trave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timal party size. These shortcomings resulted from, and contributed to, poorly aligned incentives among key contributors. —— Jonathan Ｍ. Karpoff
1819-1909 共有35个政府资助的和57个私人资助的探险队，试图打开一条西北通道到达北极。与私人探险队相比，公共探险队的规模更大、资金更多、但命运却似乎更惨：大部分重要的发现都由私人探险队取得，而大多数悲剧却发生在公共探险队。公共探险队损失了更多的船只，船员的健康更差，甚至死亡的人也更多。为什么有如此的悬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 教授研究发现，双方的双方的领导结构、对新信息的反应以及激励方式的差异，是关键原因。
勇气与荣誉 19世纪北极的策划者、发起者和资助人中，既有政府，也有私人。不论是公共探险还是私人探险，都有一个愿望：在人员和船只不损失活尽量少损失的情况下：发现西北航路，并且顺着这份方向抵达可能发现的北极。 英国 威廉·爱德华·帕里（William Edward Parry,1790-1855）进行了从斯匹次卑尔根出发去北极的尝试。他将“赫克拉克”船留在特罗伊恩贝里湾，然后乘雪橇向北极进发。探险队一行28人，带着70天的给养，终于到达北纬82°45′。这是前人从未到达过的地点，也是后来49年内无人能够到达的地点。 著作： 《探寻西北航道的航海日志》（Journal of a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1821）； 《第二次航海日志》（Journal of a second voyage，1824）； 《第三次航海日志》（Journal of a third voyage，1826）； 《驾船去北极之尝试的记事》（Narrative of attempt to reach to North Pole in boats，1828） 1825－1827约翰·弗兰克林（Sir John Franklin,1786-1847）穿越了麦肯色尔河（Mackenzie River）并调查了北极海岸的另一条长河，向西到起点礁“Return Reef”（位于阿拉斯加巴柔起点“Point Barrow”260公里处），然后向东到铜矿河口，顺道去了大熊湖（Great Bear Lake），并建立了富兰克林港现在的“Déline”市。加拿大北极区累计考察1200海里海岸线，返回英格兰不久就被授予爵士称号。
1831－1836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参加著名的“贝格尔”号舰的环球航行，他观察到南美洲从北到南相似的动物化石类型逐渐更替，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既具有南美大陆鸟类的特性，又在岛屿之间略有差异。这些现象使他产生了物种渐变的想法。 1845.5.26 英海军部 John Barrow 指派 Franklin 指挥黑暗号、恐怖号， Franklin亲自挑128名探险队员，从泰晤士河起航。 7. 一只捕鲸船在巴芬湾最后一次见到 Franklin。
现在有了第三个目标：寻找 Franklin 远征队 1850 英海军上校 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1807-1873)绕阿拉斯加向东在班克斯岛附近被冰冻住。一个伟大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的幸运 — 首次证明西北通道的确实存在，接下来他毁誉参半，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1853 McClure 指挥66名船员中有4名去世，余者几近饿死，被从大西洋进入加拿大群岛英海军远征队一名滑雪橇队员发现， McClure 弃船不顾和救他的人一道途经大西洋回到了英格兰。
1853-1855 伊莱沙·肯特·凯恩 博士（Dr. Elisha Kent Kane,1820-1857)美国北极探险家、医生率领美国探险队第二次去北极区考察，也有寻找 Franklin 的想法，到达北纬80°40′，发现凯恩海盆和肯尼迪海峡、埃尔斯米尔岛东北岸的格林尼尔地、杭博耳特冰川和格陵兰西北部的华盛顿地。离开凯恩海盆后到达北纬74°遇难，在一艘捕鲸船的救助下脱险。 1852－1854 英指挥官 卑路乍生（Edwardn Belcher）对再次在冬天光顾北极探寻 Franklin 极为恼火。结果他抛弃了4艘陷在冰里的受损船只，逃回英格兰。次年，捕鲸者把这些船只毫发无损地弄回了巴芬海湾。 1853 McClure 指挥66名船员中有4名去世，余者几近饿死，被从大西洋进入加拿大群岛英海军远征队一名滑雪橇队员发现， McClure 弃船不顾和救他的人一道途经大西洋回到了英格兰。 1854.10. Franklin 太太买了一艘177吨的游船“狐狸”号，进行了适应北极航行的改装，并请参加过第一次搜寻活动的舰长马克林特克爵士(Francis Leopold M'Clintock,1819-1907)海军上尉，来指挥这一次的搜寻活动。 M'Clintock 找到命运多舛的远征队迄今为止唯一的书面记录。M'Clintock 还和因纽特土著进行交谈“他们是向前走的时候倒下来死的”一位纽芬兰妇女这样告诉M'Clintock 。更为震惊的是已经发现食人肉的现象。查尔斯·法兰西斯·霍尔（Charles Francis Hall ,1821-1871）、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Schwatka,1849-1892）后来组织的远征队发现另一些遗迹。 1853－1854 英国的一个新闻工作者约翰·雷（John Rae,1845-1915)向英海军部建议的探险被驳回后，组织酿酒商资助的5人探险队，但船被冰块压得粉碎，在被获救之前的4年里，得到当地因纽特人的帮助，生存下来并第一个发现Franklin 远征队部分船员的遗骸。1878年 Schwatka、1892年 Peary 等后来探险家，都借鉴 John Rae 探险经验。
1857 Franklin 的夫人、M'Clintock 发现 Franklin 的船被冻在维多利亚岛（Victoria Island）和威廉国王岛（King William Island）之间。“黑暗”号上找到几名成员的尸体、救生艇、完好无损的唯一的书面记录 Franklin 航海记录，在1847年6月Franklin 死后，幸存者于1848年弃船向南步行布希亚半岛（Boothia Peninsula）的不毛之地以期寻得人类居住点。然而，所有129个探险者，现已知全部罹难。铭文：“Not here! the white North hath thy bones; And thou, heroic sailor soul, Art passing on thine happier voyage now Towards no earthly Pole.”
公共探险队的悲剧 与私人探险队相比，公共探险队的重大发现不多，惨败的悲剧还有，美国政府资助的探险队。 1882-1883 第一次国际极地年期间，由11个国家资助的联合科学研究计划指挥部设在在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的东北部康格尔堡的美国观测站。 1881.8.-1883.8. 美陆军信号部队军官格里利（Greely,Adolphus Washington,1844-1935）等25名官兵组成的探险队记下了500个每天天气和潮汐的观测记录，并且收集和研究了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他们乘雪橇考察时发现了迪斯卡弗里西岸的黑曾湖和格里利峡江，创造了前往北方的新纪录。 1884 穿越西伯利亚以北地区抵达北极的探险的灾难，也很好的说明发起者好执行者相分离所带来的问题。尽管这次远征大部分资金源自发起者是1835年5月6日发刊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出版商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一世（James Gordon Bennett,1795-1872）但这次活动得到了国会特别法案的支持，授权海军部长为组织者负责本次远征活动，任命美海军上尉 De Long 指挥官海军兵士执行海军纪律。De Long 的船在冰川中间沉没了，部分队员驾着3艘小船向南奔西伯利亚而去。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他们，一艘船失踪，第二艘安全抵达，第三艘虽然到了岸，但大部分船员已经饿死，33名队员总共死了20人包括 De Long。救援船只还没有到达其位于艾尔斯米尔岛北部有充足的物资储备驻地时， De Long 照出发时陆军信号部队上级军官下达的命令，让队员放弃了基地，徒步向南部转移，并且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遇到救援般只。25名队员中，死了19人。这时，才有搜救人员在埃尔斯米尔岛靠南的地方，发现剩下的6人饿得气息奄奄的，蜷缩在坍塌的帆布帐篷里。
私人探险队的辉煌 从重大的探险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私人探险家比主要依赖公共资助的探险家出色的多。 1903.6.17 为了以防债主没收船只 Roald Amundsen 仅凭着极少的资金， Roald amundsen 的47吨单桅帆船“瑜阿号”从挪威深夜启航，从东到西通过西北航道（从大西洋西北经北冰洋到太平洋），不久就到达了加拿大北部的格林布尔·洛克港，这是捕鲸船通常所能到达的最北方了。谨慎地驶入了北极诸岛，驶向没有这一带的航海地图被称为“魔鬼海峡”的白耳海。 9.12 探险队发现了一个小岛 Roald amundsen 决定在此停泊，扎营过冬。探险队意外地发现了居住在极地的爱斯基摩人，从交谈中他们得知，这些土著人并不是第一次遇见“文明人”，早在72年前，英国探险家罗斯（罗斯海峡发现者）在这里也受到了爱斯基摩人的友好接待，把罗斯叫这个岛金威廉岛。
1905.8.13 “瑜阿号”离开金威廉岛，驶向从未有过航迹的北极海。途中由于粮食缺乏，全体队员奄奄一息。然而，他们仍然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眠不休地全力设法脱离这片死亡之海。终于，他们发现了美国捕鲸船汉松号。这些美国人为探险队的壮举所感动，慷慨地送给他们一些食品。当汉松号船长劝说爱蒙与他们共同南下时，爱蒙回答说：“谢谢，我们必须完成西北航路的探险。”冬季来临，北极海开始结冰，瑜阿号只好停泊在加拿大最北端的金点港。 1909 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北磁极报告，发现北磁极。几乎整整2年对北磁极进行了仔细的观测和研究。
公共探险队为何如此逊色 对于这个问题，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教授通过研究给出了下面的回答。以个人探险队相比，很多政府资助的探险队具有以下特点： 1. 领导者准备不足缺乏激励； 2. 组织机构不合理，领导人的发起职能和执行职能分离，导致组织乏力； 3. 对新环境适应适应能力差，对新信息反映迟钝。这写特点均有对探险组织者、领导者、探险队员以及探险装备提供商激励不均衡所致。
领导者准备不足与缺乏激励 很多私人的探险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为北极探险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干劲十足。比如：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亚孟森（Roald amundsen,1872-,1928）首位到达南极点的人。 1899－1903Roald amundsen先后到从事气象与地磁方面的研究德国汉堡和英国的朴茨茅斯气象观测所。此后，驾船挪威和格陵兰之间的北大西洋，为了避免多头领导带来的潜在冲突，他又花了几年时间获得了船长资格证书，这样就不必依靠一个雇来的船长。 1908.6.6. J.R.Morgan 资助，23年里多次进入北冰洋的美国人皮里(Robert E. Peary）再次率领21人“罗斯福”号探险船去北极。 9.5 “罗斯福”号驶抵离北极只有约900公里的谢里登角，却被严严实实地冰封在海湾里了。 1909.2.22 Robert E.Peary 留下一些人员，组成3个梯队向最后一个出发点 — 哥伦比亚角前进。前两个梯队打前站，负责探路、修建房屋，好让 Robert E.Peary指挥的第三梯队保持旺盛的体力向北极点冲击。 4.1 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基地，参加最后冲锋的只有皮尔里、亨森和3个爱斯基摩人，当时，突击队离北极点还有约240公里。 4.5 北纬89度25分处，离北极点只有约9公里了。在一处冰问河流中，Robert E. Peary 放下一根长达2752米的绳子测深，结果还是没探到底。 6 到达北极点，逗留了30小时后返回营地。后来，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确认皮尔里是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北极极点的探险家，他所到达北纬89度55分24秒，西经159度。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Robert E. Peary：“从格陵兰到北极不存在任何陆地，整个北极都是一片坚冰覆盖的大洋。” 7. 当白色冰原再次变为青绿海水时，“瑜阿号”又开始了它的行程。 8.13抵达了美阿拉斯加的巴罗港，之后穿越白令海峡，最终开辟了从北欧经北极诸岛到达阿拉斯加的西北航路。 10.Roald Amundsen 一行人回航抵达旧金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感谢把瑜阿号赠送给旧金山市摆放在金门公园。 同样 Rae、Thomas Simpson、Kennedy 等在进行新的探险以前，就已经是户外旅行的老手了。Peary 更是花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来计划和实施其北极探险。 即使没有好好准备，私人探险领导者也拥有投身探险的强烈意愿。Kane 的著作就反映了他极地探险的虔诚之心。Hall甚至卖掉了他的企业，抛妻弃子，将他生命最后13年中的10年都献给了北极。然而，公共探险队的领导者，不仅缺乏专业知识，对探险也没有兴趣。 1875 英海军探险队指挥官（Sir George Nares,1716-1786）的眼中，北极是一个寻求提升的机会“恶劣的地方”。他去哪里不是不是出于对探险的兴趣，而是因为没分派至此，而且他在寻求提升的机会。
探险计划发起者和执行者分离 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政府资助的探险队的领导者不做任何准备或者缺乏热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被指派去进行这项工作的。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抽取的样本里，公共探险中，发起者中只有25.7%的人是领导者；而私人探险中，这一比例高达77.2%。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教授由此推断，公共探险之所以表现逊色，部分原因是，那些游说政府资助探险的人通常本人并不亲自领导探险队。 因为没有亲自去实地探险，所以发起者更少受到糟糕计划或者错误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1845年指派 Frankin 充当探险首领的背后人物是 John Barrow。我们现在知道，那条航线是一块冰雪大陆，Barrow 指派 Frankin 远征队去驶入的是他臆想中不受冰雪阻碍的“辽阔极地海洋”。与那些劝告他“辽阔极地海洋”只是一个神话的私人捕鲸者相比，Baeeow 没有任何关于北极的知识。他发起却没有实际去率领这次探险，而且也没有承担自己错误指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1881-1884 Greely 灾难，也很好的揭示了计划发起者和执行者相分所带来的问题。Peary 其实有猪狗的物质储备。而Greely 发号施令，仅仅是服从上级命令而已。
探险队的规模 19世纪初都多人观察到，小规模探险队比大规模的探险队，小规模的探险队比大规模的探险转移得更快速。 Ross 的探险展示小规模探险队的一个优势。在向英国海军部建议的探险被驳回后，Ross 的航船被冰块压的粉碎，但是他的探险队员在被获救之前的4年里，却神奇般地一直都活着。者背后的部分原因就是探险队人数很少，得到当地因纽特人的帮助。 因为资助有限，私人探险者立即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1839 Dease 和Simpson 仅依靠6个人的探险队就绘制成了加拿大的海岸线地图。 1852 Kennedy5人狗拉雪撬95天内穿越了1265英里的路程，远远的超过了后来北极橇之父麦克林托克（M`Clintock,1819-1907)所取得的成绩。1878年的Peary 等后来探险家，都借鉴了这些探险经验，只选择2-5人组建探险队伍。 政府资助的探险队则往往拥有庞大的探险队伍。英国政府为 Frankin 的探险队配备了 139名队员。Berton 说因纽特人之所以不愿意帮助 FrankLin 快要饿死的的队员，原因之一就是 — 这么多人需要吃饭！
组织结构
探险本身的特征决定了，探险需要队员根据新的消息和变动的环境进行频繁的调整。等级森严的公共探险队相比，私人探险队的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Rae、Kennedy、Nansen、Amundsen都从探险队员口中得到并使用新的信息，向队员授权，并参与到日常工作中去。而公共探险队则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
激励机制弱无力 可以看出公共探险队遇到的问题，都与关键人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励有关。探险队的领导者大都是高级官员，激励这些官员的是探险成功后实现的一些政治目标，同时他们也不用承担探险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激励机制的弱无力，不仅影响探险队的组成和成员的选择。即便是很有经验的领导者，也可能因为政府对重要的决定的控制而变得缺乏效率。比如，在进行两次规模较小但成功的私人探险后，Hall 在 1871年获得了政府支持，以进行更大规模探险。政府官员拒绝了 Hall 推荐的科学顾问，却委任了一个叫 Emil Bessels 德国人。Bessels 并不服从Hall 领导，这对探险活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认为，委任 Bessels 可能是导致Hall 在探险中死亡的直接原因。
《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CBC北极探险》(Arctic Mission) 、《白色星球》(The White Planet)
适应缓慢，反应迟钝 探险完成之后的正式航海日志，各种曝光事件以及广泛流传的故事，都为后来的探险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有助于增强极地生存和成功探险的技巧。然而，准备不足、效率低下的组织结构却妨碍了公共探险队挖掘这些消息。反而，私人探险队能更快地利用新的信息来调整自己。
《冰原快跑人》（Atanarjuat, The Fast Runner, 2001）
着装
19世纪初，英国的北极探险者穿着紧紧的羊毛衣物，直到19世纪后期，由Nares、Greely 率领的美、英政府探险队员依然如此。紧紧的羊毛衣服裹在身上不易活动，因此反倒感觉寒冷。
Amundsen：“穿着羊毛衣服，要让身上暖和，你必须像一个疯子似的跳啊蹦啊。” 而包括 Kennedy、Kane、Peary 在内的私人探险者，都穿当地人的服装。因纽特人的服装包括：宽松的双层海豹皮或其他兽皮大衣，里面一层毛皮，外面再一层毛皮，再加上帽子，以防止热量从脖子和面部散发。宽松的皮大衣将皮肤与外界空气隔离开，身体也不会因为衣服太紧而出汗。而且，大多数私人探险者都效仿因纽特人，脱下外套睡在冰屋里，盖上共用的兽皮毯子，相互挨着睡觉，以“彼此传递热量”。
栖身之地
John Rae、Kennedy、Amundsen、Peary，都学习因纽特人，使用冰雪作为栖身之地。Rae说，一个老练的探险家，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冰雪建造起一座容得下5个人的冰屋。等你再次回来的时候，这个冰屋还能使用，并且比大多数探险者自带的帐篷更加暖和。根据他的记载，“当你利用冰屋作为栖身之地，你呼出的气体没有汇聚在床铺周围，而是汇聚在冰屋的墙上，因此床铺周围根本不会有呼出的水汽。” 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收集的样本中，建造冰屋的探险队，大都有私人组织和资助。而公共探险队却总是依靠帆布帐篷和布睡袋，结果探险队员们在夜晚被自己呼出而又迅速固化的水汽困在冰冷的睡袋里。另外一个问题是，帐篷和睡袋都很重。Berton 估计，在 Nares 的探险中，一个人的雪撬装备就重约72斤。而Greely更是报告说，他的探险队员每人的雪撬就重约195斤。
穿越极地的方式 1851 约翰·雷（John Rae,1845-1915) 3人狗拉雪撬走1060英里。 Nandsen 在1888-1889年使用狗拉雪橇，成功地穿越了格陵兰岛。Amundsen 在其 1903-1906年的西北通道探险的短暂停留中，学习到使用狗拉雪橇的技巧，因此赢得了1911年通往南极比赛的胜利。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政府探险队从不使用或者从不曾有效地使用过狗拉雪撬、滑雪撬和雪鞋等工具。 1875 Sir George Nares 探险（政府资助）John Rae：“事实上，如果没有雪鞋，就算没有任何不适和劳累，上岸后也走不到半里路。” 曾经劝一个不愿意穿雪鞋的朋友在中带上雪鞋。当雪鞋带上甲板上时，那些高贵却毫无半点经验的官员哄堂大笑。Sir George Nares 的雪撬探险队员们经过深及臀部的雪地时，所有人都累垮了，只有 John Rae 的朋友度过了一个“长长的愉快的旅途”。
迷信地理学家 英国斐马克（Constantine Phipps,1755-1831)驶出格陵兰（G.Reenland）、Svalbard 之间的海峡。荷兰巴伦支(William Barents,1550-1597.6.20）相信一些地理学家提出的“辽阔的极地海洋”理论：跨过那些阻挡前人前进的冰山，有一片气候温和、没有冰雪的极地海洋。这一提法影响了许多私人探险队的领导者，包括 Kane 在1853年的探险、Hayers 在1860年的探险、Karl Koldeway于1869年的探险。但是公共探险的组织者视乎与这套理论结合得更加紧密。也许是因为这种做法使其巨大的、昂贵的探险显得更加合理一些。 1817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90)、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1635-1703)一同研究过雪花的 “显赫捕鲸者”威廉·索克斯比（William Scoresby,1760-1829)劝告英政府“辽阔的极地海洋”只是一个神话。但是，英海军部仍然拥护这一理念，然把大批的船只开进了北极的冰山里。 并不是只有英国政府有过辽阔海洋的错觉。1872年的澳大利亚政府在澳大利亚地理学家 August Petermann 类似的设想的影响下，派出了一支探险队。这次探险自然以失败告终。
饮食和队员健康 122名队员食品采购由组织者英政府官员负责，根据英海军的习惯为这次探险配备了“酸橙汁”，殊不知，英海军用的所谓“酸橙汁”实际上是指“柠檬原汁”，而前者维他命 C 的含量只有后者的1/4，探险中根本不知道，因此遭来坏血病之祸。在备受坏血病折磨的探险结束之后，迫于舆论的压力，英政府才展开对坏血病的调查，国家探险队才停止了人数众多的探险。
饮食和队员健康 乔纳·M·卡尔波夫（Jonathan M Karpoff）统计表明，政府资助的探险队出现坏血症的病例很多。Dease、Simpson、Rae、Hall 领导的私人探险中都没有出现坏血病；而同一时期，政府资助的探险队，如 Back、Ross、Henry Kellett等，都面临着坏血病的严重威胁。 关键的差异在于，私人探险队主要依靠富含维他命C 的新鲜肉类，而国家探险队则主要依靠维他命C 含量较少的腌肉。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缺乏对新鲜肉类和蔬菜重要性的认识。早在几个世纪前，人们就知道了坏血病及其预防方法。 1829-1833 Ross 探险之后，更验证了新鲜肉类的重要性。 1601 东印度公司就在航行中使用柠檬汁来预防坏血病。 1845.5.26 英海军部 John Barrow 指派 Franklin 指挥黑暗号、恐怖号， Franklin亲自挑128名探险队员，从泰晤士河起航。“好管闲事探险家” 理查德（Richard King,1824-1885）批评1845年 Franklin探险队英海军部食品供应不足，然而，问题在于英海军部组织者，并没有迅速了解并利用这个信息。 1877 在备受坏血病折磨的 Nares 探险结束之后，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才展开对坏血病的调查。在1875-1876年 Nares 的探险队中，负责采采购的英国官员根据英国海军的习惯为这次探险配备了“酸橙水”实际上是指“柠檬汁”，而前者的维他命C的含量只有后者的1/4，Nares 探险队因此遭来坏血病之祸。 这已经不是用不知道酒可以搪塞的问题，不合理的激励还使得探险队领导者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 “Arctic America: Illustrating the Progress of Discovery,” Life of Sir John Franklin and the Northwest Passage, 1891, From The Library at The Mariners’ Museum, G66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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