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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争鸣，至战国晚季而益烈，是非樊乱，议论百出。秦一天下，学术随政治而转移，乃亦有渐趋统一之倾向。吕不韦著《春秋》，《史记·吕不韦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汪中《述学·吕氏春秋叙》：“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一作《诋役》)、《善学》(一作《用众》)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艺文志》言：‘刘向校书，别得《乐记》二十三篇。’今《乐记》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载在《别录》者，惟见于《正义》所引。按本书《适音篇》，《乐记》载之。疑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臣》五篇，尚清净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七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意在荟萃群言，牢笼众说，借政治之势力，定学术于一是。其后获罪而死，其功未竟。李斯得志，遂以高压锄异说，而先秦学术蓬勃之气，至是而熠。阳翟、上蔡之兴仆，亦当时学术史上一重要关捩也。李斯从学于荀卿，与韩非为同门。始皇极爱韩非书，斯既谗杀非，复以非说迎媚其上。故凡秦一代之政，皆源于荀、韩，而百家之学遂定于一尊。盖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其最著者，为焚书坑儒之二事。吕不韦免于始皇十年，十四年韩非死，三十四年下焚书令，距不韦之免二十四年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巿。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焚书一案，其机发于博士之议政，其制定于使学者以吏为师。后有章学诚，极称其法，以谓合乎三代旧典。 《文史通义》：“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独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耳。” 章氏之论，知秦政之为复古，而不知古之不足复。知三代政教之合一，而不知学术之进歩，正在其能脱离政治而独立。是可谓得其事而未当其理者也。至于秦人焚书，论者不一。有谓秦人所焚，仅属民间之书，而博士官所职则不焚者。 刘大櫆《焚书辨》：“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李斯恐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昔萧何至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于秦博士所藏之书，独不闻其收而宝之。设使萧何能与其律令图书并收而藏之，则项羽不能烧。项羽不烧，则圣人之全经犹在也。” 有谓秦人焚书，不限民间，即博士官书亦均烧灭者。 章炳麟《秦献记》：“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尽刬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余以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匧，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 今依史事论之，焚书起于博士之议政，岂有博士所职概置不焚之理？则刘说非也。若谓“秘书私匧，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则汉兴以来，六艺残缺，终难复全，而诸子何独完具？则章说亦可疑也。 章炳麟《秦献记》：“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征也。” 今按：章氏论诸子完具之理未可信。若谓易于谙诵，则《诗》有音均，谙诵为最易矣。然犹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诸子如《墨》、《庄》、《荀》、《管》、《韩》、《吕》皆巨帙，岂易尽谙？《艺文志》所收先秦百家书富矣，谓尽出记诵，事岂可信？谓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则如吕之《十二纪》，管之《幼官》，荀之《序官》，韩之《内外储》，墨之《备城门》以下，皆非所谓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者乎？推此言之，知章氏诸子便谙诵故完具之说非也。 惟王充谓秦人焚书，仅焚五经，不及诸子，其说最可信。 《论衡·书解篇》：“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此以“书”“经”分说，书即诸子尺书，经则五经也。又《佚文篇》：“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又《正说篇》：“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又同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五经总名为书。秦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 今按：王氏谓经乃古代官籍，书则诸子尺书，而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诸子尺书不与。故秦燔《诗》、《书》，乃燔五经，非燔他书。至或言谓秦燔诸家说《诗》之书而《诗》本经未燔，此正当时今文家持五经未残之曲说也。 然百家虽未尽毁，亦不许民间私藏，必博士官乃得有之。故秦王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此收书而不尽焚之确证也。其谓不中用者，即指五经之类矣。《焚书令》所谓：“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是收天下书，不许民间私藏也。故刘氏谓博士官有书是也。章氏谓虽博士书皆焚亦是也。 《秦献记》：“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然则秦燔六艺而收诸子，勿恣曼衍，正可知矣。” 惟不能分别秦人焚书不及诸子则皆误。仲任汉人，博学多识，其言必可信据，自异于后人之推想也。同时赵歧亦言之，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隋志》同此说。) 稍后王肃亦言之，王肃《家语后序》：“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诸子同列，故不见灭。”皆明诸子不见焚也。又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暴秦烈火，势炎崑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又唐逢行珪《注鬻子叙》：“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鬵子》虽不与焚烧，篇帙由此残缺。”此亦谓诸子不焚也。 上考《史记》凡言秦焚书事，亦与王充、赵岐之说合。 《史记·六国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皆谓秦人焚书，仅主《诗》、《书》、史记，不及诸子。所以焚诸侯史记者，为其多刺讥。所以焚《诗》、《书》经籍者，为其古今异制。 《秦本纪》：“由余之告缪公曰：‘《诗》、《书》、礼、乐，乃中国所以乱。’”《商君·靳令篇》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韩非·和氏篇》：“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盖秦僻处西陲，于周官故籍，邹鲁儒书，最所贱视，由来旧矣。孟子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则焚前传官书，六国亦先有之，又不独秦然也。 又《诗》、《书》皆古文，与秦文不合。秦既一天下文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古文书与新朝官书抵触，不合时王之制，在无用之列，故尽遭焚灭也。此其事史迁、扬雄皆言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此明言《诗》、《书》为古文而见焚也。又扬雄《剧秦美新》：“始皇刬灭古文，刮语烧书。”此亦以烧书为刬灭古文也。 而许慎之言尤详。 许慎《说文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今按：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说文》：籀，读也。读，籀书也。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冒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不知‘太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也。”其辨史籀非人名，诚为卓见。至许氏说六国新文，变易古体，至秦人同文字，而古体遂绝，则其语仍可信据。 盖晚周之际，通行文字，本有二别。一为古文，即宣王以下东周相传之文字也。一为今文，则六国以来新兴之文字也。盖简策之用既广，文字之变日繁，其日就孳乳而渐趋于简易，固非人力之所能制也。 文字有渐变，无改造。当六国时，已有小篆、隶书。郦道元《水经注》：“人有发古冢，其棺前和题‘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墓’。惟三字是古文，余皆隶书。”此秦前已有隶书之证也。《困学纪闻》卷八：“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后百余年东巡泰山刻石，则小篆非出于李斯。”是秦前已有小篆之证也。逮秦并天下，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其书亦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习诵；于当时字体，特有所整理去取，以改编字书，非改造字体也。《庄子·天下篇》论述古之道术，散于天下，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周季之学，类别为三：官史为一系。《诗》、《书》、《礼》、《乐》，即鲁人儒书为一系。诸子百家为一系也。《诗》、《书》、《礼》、《乐》，亦古代官书传统，与官史同为古文。诸子百家，则多晚出今文。此先秦书籍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 至于六国新文，虽亦互有不同，然其时交通殷繁，文学游说之士，或朝秦而暮楚，或传食于诸侯。如稷下先生，平原宾客，皆广招异国之人。苏秦上书于七国，荀卿遍游于天下。吕氏著书，集诸侯之士，则七国文字之无大乖违可知。秦既得天下，同书文字，六国之文，以同时相通而见存，东周之文，以异时相隔而见废，亦至易想见之事也。 王国维有《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谓：“籀文为周、秦间西土文字，古文为周、秦间东土文字。”分战国文字为东西两种，殊不可信。 自始皇二十六年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又《琅琊刻石》：“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至三十四年焚书，前后已八年。秦正字之法既严，《史记·万石君列传》：“石建为郞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此虽谨慎，亦见汉时正字之严，则秦时可推矣。 治古文者，非徒无用，而又得罪，其人乃益寡。自此至陈涉起事又五年，兵戈抢攘，以迄于汉。至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去焚书已二十三年。诸子书以今文，易通晓；又其书率尚议论，大抵自辟户牖，别标新见，或则讨论时事，感切身世，读者可以递相发挥，无取墨守；不比古文旧籍，多系先时陈典，行事法式，世移事变，不足开意；故时人爱诵者多。兼以当时禁令未密，藏弆为易，故得完具。而六艺古文以传统专业，通习者少，又干重禁，遂多残缺，未获复全，亦其宜也。 自焚书令后一年，有坑儒之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其端肇于求仙之无效，侯、卢之亡去。其事止于坑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其波及于发谪徙边。或谓秦人尽坑儒士，则昔人已辨之。 王充《论衡·语增篇》：“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訞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余尝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天下之书虽烧，而博士官所职，与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间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项羽纪》称鲁为其守礼义死节。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章炳麟《秦献记》：“《说苑》有鲍白令，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其骨鲠次淳于。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有《黄公》四篇。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髙死。孟康曰：‘秦博士。’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著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然或谓坑儒一事，仅限于望星气求仙药之方士，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亦未是。始皇自云：“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是谓以文学兴太平，方士炼奇药，明文学、方士为两途也。又曰：“卢生吾尊赐之高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此由卢生之谤，而廉及诸生之訞言，不得谓诸生必方术士，而文学士非诸生也。且所谓“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坑之咸阳”，则候星气、炼奇药非犯禁，乌得谓所坑尽方士？且所坑者仅四百六十人，而以后谪发徙边者尚无数。扶苏之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此尤坑谪不尽于方士之证。故必谓坑儒无害于学者亦非也。 秦人焚书坑儒，事具如此。推其渊源，皆由荀、韩。荀主法后王，诛奸人，故秦禁诽上而坑儒士。荀主正名，故秦同书文而烧古籍。韩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故秦收书，禁语《诗》、《书》，而令学者以吏为师也。秦人亦专伸一家之学，而行古者政学合一之制耳，非尽灭学术使无存也。秦亦有儒、有师、有博士、有著述，绵延至汉，初未全绝。谓秦焚书坑儒而学术中绝，固非也。然政学分故有诸子，秦主政学复合，即是绝诸子学脉也。拨去经籍，遂开汉人今古文之争。汉之学风，迥异先秦，其转移之间，乌得谓非秦人之影响耶？则始皇、李斯之功罪，学者细究于先秦与两汉学风之不同而可知。书之尽焚与否，儒之尽坑与否，固非谳书之所重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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