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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自1890年开始记日记 ，此时的中国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器物和观念开始在内陆出现和传播，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会秩序受到怀疑，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社会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在西潮的冲击下拉开了变迁的序幕。
而此时的刘氏已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家任塾师。但他“初志本不愿教书”，因为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8]全仗刘父在外经商的收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刘氏自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因此，对身居相对富庶的内陆，已经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并视耕读传家为正途的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心理特性的探讨，只能从他日记中所描述的与其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来分析说明。
1、从“创办学堂，变通科举”到“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废除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到维新变法时期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的标准，变通科举；后期从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对这一系列力度不断加大的制度变革，刘大鹏在日记中将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做了记述。
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因而他虽然深知科举仕进，“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1895年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说：“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这也说明刘氏本人对于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的取士制度不甚了解，尽管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
导致刘大鹏在科举仕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由此可见一斑。
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第二年10月他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1897年5月18日)。科举不第的教训，京城应试时的耳闻目睹使刘氏明白：不学西学，很难“胜人”。而随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1897年5月30日)。到1901年10月，刘氏发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
实际上，晚清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上文已述，清代科举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同时重视楷法试帖。这种考试方法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社会的批评。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礼部奏请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予考”。因而科举废除前的十余年间，考试内容已经是新学旧学兼而有之了。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激烈的批评。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梁启超等人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维新变法时期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取士标准的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1898年夏天，刘氏就注意到府学的试题已改考策论，而县学的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刘大鹏对此的判断是：“府学业已改试策论题，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矣。可见移易风气非能旦夕也。”(1898年8月7日)
虽然刘大鹏心存侥幸，但制度变革的步伐却在加快。1896年5月刘大鹏的家乡就已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一些士人“欲废读书而就他业”，首先考虑的是一旦这个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被堵塞后自己的出路问题。而更多的像刘大鹏般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心里充斥着紧张和不安感。很快，这一谣传就与当时发生在省城晋阳书院裁减诸生膏火一事连在一起，“令人怅怅然不堪设想”。据说，下一步就要“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等，外省已经在照此办理，山西因为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仍在抵制拖延当中(1896年6月8日)。虽然后来证实，裁减膏火是用来给书院山长加束修。(1897年5月27日)但这一时期刘大鹏听到的传闻很多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为数相当多的像刘大鹏这样的下层士人对当时以科举存废为核心的教育变革非常关心，因为这个敏感问题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可以想见应该是众人经常议论的话题。第二，种种传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大鹏所在地区信息缺乏，传播渠道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刘大鹏们急于要了解真相，处于一种恍惚不定、紧张忧虑的情绪状态中。因此，一些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填补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说，诸多传闻满足了刘大鹏们的心理需求。第三，尽管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潮的冲击下，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已经多多少少为制度变革创造了一种大众心理氛围。而且，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传闻后来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变为现实。
1902年，山西“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堂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中，“留学日本者至数万人之多，赴西洋各国之学生数亦不少，均系官费，其自费者不过百分之一”。但是要兴办学堂造就人才，必须先废科举以断绝传统功名之心，此时已不仅是新学之士的呼吁，统治阶层内部的务实派也已达成共识。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到1905年10月，刘氏已得知朝廷“下诏停止科考”。“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社会运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对刘大鹏个人来说，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流动途径突然断绝了。“科举制本是集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体制，它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 2、四民社会结构的解体
“如果说，严格的等级身份结构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地位的政治、法律表现；那末‘四民之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社会关系地位的社会表现。”
“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在这种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士首”、“商末”等级秩序的排列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展示了历史时代社会职业分工的基本特征;二是确定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三是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四民社会的划分以及“士首”、“商末”社会地位确立的根本标准，就是士“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韦伯说：“12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此项资格本身又为教育，特别是考试所决定。”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既是维系传统四民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纽带，也是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产生绅士群体的制度性来源，使其社会继替中断，同时又引起现存的绅士阶层向其他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与流动，直接导致近代社会结构历史性的解体与重构。乡绅刘大鹏对此就有着深深的忧虑：“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1908年3月27日)
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科举废除之前，社会职业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就已经有了潜移默化的量变过程。在刘大鹏的家乡，或许是由于该地区务农者十之一二，造纸者十之八九，故“视农事甚轻”，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刘氏在1893年就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 其原因就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此后，这种轻学重商、弃儒就商的取向蔚然成风。“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1898年1月17日)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追逐社会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的过程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便形成了与社会资源的不同关系，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需要，或者说具有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与态度，在行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取向。长期以来，被视为正途的、传统的价值与行为取向是“学而优则仕”，由科举入仕获得功名成为各级官僚，再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或扩充个人及家族的财富。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已成为一种惯例，仕进之途逐渐多元化。同时，由于社会内部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递补为官的士人人满为患，远远超过了社会的需求，入仕之路比从前要困难得多了。相对而言，经商获得财富比科举仕进要容易一些，而且有了财富以后还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这也算是殊途同归。可以说，在这种利益结构的驱动下，人们的成就目标发生了转换。 其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同晚清政府在西潮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国家郑重商务，京都设立商部，总理天下商务，各行省设立商务会，以期商业之振兴。” 而刘大鹏自己虽然对商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心理，但他却遇到几位“深于学问”的商人，感到“渔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 。
商人社会评价的增高，使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被打乱了，商、工的地位有凌驾于士、农之上的趋势，传统的四民社会架构已很难维持。作为四民之首的绅士地位明显降低，生存状况也日趋恶化。“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1904年1月8日)在废除科举，广立学堂以前，刘大鹏家乡的“士人甚少”，像他这样的下层士人如果不能由科举入仕做官，谋生的手段大多有两种：“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而“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刘氏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敬礼先生哉 ”。也就是说，此时商人从内心到表面对读书人都不太敬重了，他们也并不想真让自己的子弟走读书仕进的道路，请先生教书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另一方面是读书人自己没有足够的自尊和自重。这些人“以东家有钱，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反谄媚东家”。“寒酸之士”为了养家糊口，只能看人脸色，忍气吞声。问题是，一般塾师的工资(修金)并不高。刘氏就曾遇到一位因经商失败而去教书的人，“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刘氏本人运气还不错，遇到一位好东家，“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对刘氏也很好，除供给馔食外，还有修金一百两银钱。
就是这种“藉舌耕为生”的生存方式在废除科举以后也陷入了困境。1905年12月刘氏发现自己所认识的塾师中有很多人由于科举废除而失馆了，“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而有的人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刘氏不禁悲从中来：“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1906年3月19日)到1906年春夏之际，省城已“学堂纷如”，县令传谕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致使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来读书了。其结果是所有坐馆的老师“俱坐困”。到第二年，形势已经是没有改学堂的蒙馆，“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由于学堂的学生要“从事于科学”，故原来的旧塾师“多不能安其业”。只有懂得新学的读书人或者像刘氏这样有举人功名的人才有机会被优先选用为学堂教习，其他的“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刘氏本人在任塾师近二十年后，于1913年担任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半年，因为工资(束修)一直未发，更由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他内心无法接受，辞职回家务农，后来因“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刘大鹏对此做了自我总结：“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
罗志田指出：“旧有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因科举制的废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存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而刘大鹏在制度变革的阵痛中，“所闻所见无非困苦情形。农曰岁欠饥馁，将如之何;士曰学尚新学，遗弃孔孟，士皆坐困，将如之何;工曰今有机器，废置手工，无所觅食，将如之何;商曰百物征税，日重一日，商务利微，将如之何。” (1906年11月25日) 由于这种四民社会的解体与重构，使像刘大鹏这样的士绅既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即这些社会成员从旧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并进而引发重大的心理危机和心理嬗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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