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最后的私塾

柯继承

　　我当年在桃花坞接触到的私塾，可以算是苏州最后的私塾了。
　　私塾是属于旧学范畴中的一种教育形式，它与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等，一起组成了旧时的教育网络。私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家或数家设置的，即家塾，延请塾师教其子弟；一类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就也称私塾。私塾的教育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即“三百千”）及《四书》《五经》等。府学、县学、书院、私塾等不同形式的学校，适应各种阶层的不同要求。府学、县学、书院等，主要是培养文化精英（多为了科举应考），而私塾可为启蒙的学童继续入学（如县学、府学）打个基础，所以私塾实施的是初等教育，入学的是年幼的童子（少年）。自从北宋范仲淹创建州学（府学），倡导兴学后，苏州的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府学、县学、书院等功不可没，但配合基础教育而设置更为普遍的私塾、义学等传统蒙学，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但是私塾的教育对象毕竟是孩童，孩童的天性是活泼天真。旧学即传统蒙学的那套，无论是教堂方法还是教育内容，都与孩童的好动、好奇的诉求大不吻合。特别在一些偏僻乡村或童子多为贫苦人家子弟的私塾，本来求学只是为了粗浅地识几个字，学会一点谋生手段的，学童顽皮的多，而塾师恰恰是为了稻梁谋或本身教育手法迂腐可笑的“冬烘先生”，那么，正常的教学秩序往往很难维持，就更容易发生学童闹事，这就是历来常有“村童闹学”故事的缘故。
　　明清以来，社会进入剧烈变动时期，特别是十九世纪60年代起，现代学制即“新学”兴起，旧学”就节节败退，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更是正式结束了科举制度，作为最基本的、依附于旧学的私塾就逐步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等所替代。苏州在地理上接近现代都市上海，得风气之先，吴地文化本身也具有开放、宽容的特点，那时从官方到地方士绅对办新学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苏州府的长（长洲）元（元和）吴三县合在一起，一口气就合办了四十所小学。尽管如此，偌大一个苏州地区，还有大量的私塾，或许这些私塾中，也开始教些现代的科目如算术、地理等，但是教育方法上仍是传统蒙学，主要教材还是“三百千”。

　　他们“学堂”与我们“学校”有好大的不同

　　苏州的私塾什么时候彻底消失呢？通常人们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上私塾应当全被新学校取代，但实际上私塾被全部取消有个滞后期，笔者恰恰在这个“滞后期”内接触到了一家私塾。
　　这家私塾就在苏州桃花坞龙兴桥（巷）北端、长鱼池西南岸。龙兴桥原是一顶石桥，它南接桃花桥弄，北接一条直通内城河的小路，路以桥名，也称龙兴桥（巷）。当时，我的老家就坐落在龙兴桥（巷）北段东侧，即今桃花桥路北段东侧。老家是个大院子，北面有个后门，出后门东北不到百米处，就是著名的长鱼池西部水域。长鱼池在北宋时，属章园十二名池之一，旁多筑亭榭，景色优美，明清时，仍是文人们吟诵的对象。清末民初开始败落。笔者年纪轻时所见到的只是广大的水域，池边除了有几十棵古树（以柳树、枫杨树为多）外，别无建筑。只在池西数棵大柳树下，有两间低矮的瓦房和几间草屋，这就是私塾所在。它北面临水，南面有个面积不大的荒院，院内有几畦菜田和几十平米的砖场（我家后门可直通荒院南口），院东有一排竹篱，院西边则为龙兴桥（巷）北延泥路。西北面几十米外，与瓦房和草屋隔泥路相望的，是当时桃花坞最大的棚户区“城北里”，城北里一带居民多为苏北、安徽逃难来的贫民集居处，也有部分原城市居民，他们职业多为黄包车夫、建筑民工和拾荒者。
　　私塾就设在两间瓦房偏东一间内，瓦房主人（房东）住偏西一间。老房东姓王，男的不常见，多由王老太出面张罗。塾师是个矮胖老头，常穿一身灰色半长褂。头大，鼻高，嘴阔，操苏北口音，音色洪亮，因肤色偏黄，周围人背后里称他“黄胖”。
　　记得当时我刚去钱业小学（今东中市小学）幼稚园念小班（学校幼儿园要念小班、中班、大班之后方可升一年级），对这个与钱业小学大不相同的私塾“学堂”特别感到好奇。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暑假，只放年假。所以开始两年，我常去那里玩。
　　他们“学堂”与我们“学校”有好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是，学堂就是一个班，学费极低，也不受谁管，一切由设馆老师“黄胖”说了算。上学的同学多数年龄好像都比我大一些，学堂内光线极暗，中间放着三只旧八仙桌，十来个学生（只有男生，几乎全来自“城北里”）围坐着。他们上学没有规定时间，“黄胖”也不点名。而我们到了学校就被要求规规矩矩坐着，有上课和下课的区别。上课只能跟着老师做游戏，唱歌，下课后休息一会儿，又上课。他们没有，他们到了学校，坐着就听“黄胖”念书。念书后就布置写字（描红）写字后，“黄胖”还会自己念书，学生就可以在院子里尽情玩耍了。
　　“黄胖”有书桌，除了趴在桌上打瞌睡外，从未见他坐过。平时总见他站着走来走去，咿咿哑哑地念书。“黄胖”不给学生讲故事，不组织做游戏，对学生也不“管头管脚”。家长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求白天放在那里。黄胖更多的时候，自己念书。高兴时，黄胖也会让他们跟着高声念些怪里怪气的字句（大约也就是《三字经》之类的，当时一句都听不懂），甚至任意叫喊。这些都是我在幼稚园里“享受”不到的，有时还真让我眼红，因为在我们小班里，男生女生都必须安安静静地坐着听故事，或者有秩序做“排排坐，吃果果”、“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没有念书和描红。

　　私塾没有了，“黄胖”也不知哪里去了

　　“黄胖”不凶，孩童闹起来却很厉害，哭、闹、吵、骂，常常乱作一团。但黄胖自有办法。实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只要他说：“我去喊王婆婆”或“解同志马上就来”，大家就会安静下来好一阵。
　　王婆婆就是房东王老太，其实她也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太，胖胖的，满面皱纹，眼睛很大，非常有神，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但笑时，皱纹更深，下巴也消失了，整张脸就像一颗特大的核桃，眯起的两眼射出的光却更显犀利，令人不寒而栗——也许大家都知道她有“法道（术）”的缘故。原来听大人们说，王婆婆做过神婆（苏州人称“掼勿煞”），会“神仙附身”，一附身，或跳将起来，嘴中念念有词，或滚在地上，手足乱舞，哼着不着调的曲。周围居民都说她屋内供着“狐仙（狐狸精）”，每隔一段时期，总会有些居民来她家，在里面念唱着，然后点烛、烧香、磕头，热闹一阵。
　　王婆婆房门常年开着，每天早晨，“黄胖”先要进去烧香行礼，原来私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是放在王婆婆房前间的（至今我不明白，孔子神位为什么不放在学堂那一间）。那孔子神位好像披着黄布，上面总蒙着灰。孔子牌位旁边还有个小牌位，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据说这就是王婆婆供的“狐仙”牌位。学童们平时连门都不敢进，只有在早晨“黄胖”进去鞠躬时，才敢待在门口向里瞅上几眼。有一次，一个同学不知闯了什么大祸，被“黄胖”和“王婆婆”叫到右旁黄胖卧室（草屋）里问话，后来又被拉到课堂“立壁角”，天晚了也没让他回去。家长找来了，王婆婆与家长耳语了几句，家长听了随手就狠狠抽了自己孩子一记耳光，然后在“黄胖”与王婆婆陪同下，来到婆婆房，大人孩子一起对着孔子牌位磕了三个响头，又到旁边狐仙牌位前逼着孩子连磕了四五下，才歉歉然离去。所以大家都明白，王婆婆厉害，狐仙”更惹不得。“
　　解同志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是随部队解放苏州后转业为警的。苏州此时才解放二三年，市民都称警察为同志，他姓解，故称解同志。解同志的工作好像就是走街串户，了解民情，维护治安，人人都认得。他穿一身旧军装（好像还带过枪），身材适中，肤黑，为人和蔼，但走路总是挺胸抬腿，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也许他也是苏北籍的缘故，常到私塾找“黄胖”闲聊。闲聊出来后，会扫一眼大家，然后点点头笑笑，离去。“黄胖”有空时，就会沿着池边踱步，兴致来时，会高声唱几句曲儿，音色高亢，周围人多听不懂，但知道黄胖一定心情愉快，也就会互相高兴地说：“黄胖又在唱歌了”。解同志能听懂“黄胖”唱的歌词，偶而还会主动让“黄胖”唱几句，甚至拍手赞几声。所以“黄胖”见了解同志，不仅恭敬有加，而且总显得很高兴，这也让私塾同学们有几分惊奇和忌讳。
　　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又到后面去玩。正逢“黄胖”陪解同志出来，见了我，解同志问道：大弟弟（我在家几个小孩中排“行老大，乡邻都称我大弟弟），今天不上课？”我答：今天是礼“拜日，放假。”解同志拍一下自己的脑袋，笑道：哎，星期天，“我都忘记了！”又问：学校里上什么课啊？”我说：做游戏，听“　“故事，唱歌，还有猜谜语。”解同志笑了，说：还是你们洋学堂“好，早点回家啊。”解同志走后，黄胖”又问了好多事，我一口“气回答，黄胖”也一直在听，最后，默默地点点头。“
　　在我读了中班刚升大班时，私塾学堂还在，黄胖仍是那样教书、念书，学堂同学仍是那样描红与玩耍，我感到没劲，去得也少了。大约在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教材），我带了书想让后面私塾的同学们看看时，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私塾没有了，“黄胖”也不知哪里去了，学堂的同学自然也都散去，从此再也没有接触过私塾。那一年，我才8岁。